早上8点整，褚民谊刚刚洗漱完毕，静默偃坐于床上。这里是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礼字监二号囚室，6名法警开门而入，他们准备提领褚民谊前往监狱教诲堂临时布置的法堂，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审讯。检察官梁挹清、书记官王学豪和典狱长陈松年已经在此升座等候。褚民谊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挹清任监刑官。

褚民谊是汪精卫伪政府的要角。抗日期间，他们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与日本合作，开始所谓的“和平运动”，褚民谊先后出任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被逮捕审讯。曾经春光无限的教育家，成为枪下之鬼，一生名誉亦随之而毁。

时间回到1946年8月23日。得知褚民谊将被斩立决的消息后，30余名报社记者，一大早就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赶来，聚集在狮子口第三监狱。据《申报》记者报道，褚民谊见法警进入囚室，知道末日已临，于是央求法警赴女监转告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陈逆闻讯失色，急嘱法警少待，随即书一便条呈梁检察官，内云：‘昨率院方裁定驳回，今晨抗告已送出’，用意当系制止执行，梁检察官遂以电话向韩首席请示，奉谕：‘不停止执行。’即传令命复提，褚逆始知实已不能挽回，遂周身换穿新衣。”

投身汪伪7年之后，褚民谊用生命为代价做出了补偿，这年他62岁。

汪精卫：你介绍的秘书长太能干了

参加汪伪政府之前，褚民谊在上海中法国立工学院院内一座两层的小楼内住了12年。他是这所学院的院长。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一个月后，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1931年改称中法国立工学院）延请他为校长。1937年上海沦陷，他仍在法租界内坚守岗位，直至1939年8月离校。

褚民谊的三个儿子都是在这座楼里出生的。“虽然父亲那时已是中央大员，但是他更愿意以校长的身份出现。经常以该校为落款发表文章，在家中一楼的小客厅和书房内召集碰头会、研究工作、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甚至以此作为编辑部出版医药方面的杂志。我们看到他从外面回到家里，仍整天忙忙碌碌。”褚民谊的幼子褚幼义对笔者回忆道。

这段时间，褚民谊具有政治家与教育家双重身份。他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行政院秘书长等职。但即便在行政院秘书长任内（1932年到1935年），他仍然热衷教育。当时日本已侵占我东三省，国难当头，为振奋精神、大力提高国人体质，在褚民谊的主持下，1932年首次召开了全国体育会议。中央政府还出面于1933年和1935年分别在南京、上海举行第五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他先后担任筹委会主任、筹委会常务委员，还兼任两会国术组裁判长，并在两会开幕式上亲自带领数千小学生表演太极操。

“他的一生始终和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褚幼义说。

褚民谊早年留学法国，积极参与旅欧教育运动，1919年底移居里昂，负责筹建中国第一所海外大学——里昂中法大学，1921年10月建成开学，他任副校长。孙中山于1923年在广州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初由邹鲁任广东大学校长，待褚民谊在法国获医学博士和药学士后，即回国应聘为广东大学教授。

1925年初，邹鲁因孙中山在京病重北上，由褚民谊代理校长数月，并担任新成立的医学院院长和学长。其间还受聘于北京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后来，邹鲁因主张“分共”，成为西山会议派的主将，被撤销职务。国民政府曾任命顾孟余为校长，但他始终不接。经陈公博代理两个月后，乃于1926年2月19日任命褚民谊署理广东大学校长兼筹备中山大学事宜。9月广东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山大学后，他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这之后，就是长达12年的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任期。

褚民谊在教育领域驾轻就熟，反倒是从政能力，备受质疑。曾在汪伪政府出任要职的高宗武回忆，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之所以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这么重要的职务，是夫人陈璧君逼迫所致。

“一天晚上，汪因忙于繁重公务很晚回家，汪夫人暴躁地埋怨：‘为什么你身为行政院长要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汪反驳道：‘那是因为你介绍的秘书长太能干了。’”

被连襟带上歧途

必须要提及的是，褚民谊与汪精卫的亲戚关系。陈璧君之所以“逼”汪精卫任用褚民谊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在高宗武看来，是因为她的“强烈家庭观念”：“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战前在南京我常走访汪府，见到的人几乎清一色是汪夫人的亲戚，只有一位汪姓译电员，是汪先生的侄子……南京傀儡政权中重要的职位，有好几个都由汪夫人的亲戚担任。”

关于亲戚关系，据褚幼义讲述，他的母亲陈舜贞是陈璧君生母卫月朗的养女，生于1902年。卫月朗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侨，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倾囊变卖首饰，捐助革命。卫月朗晚年多病，在南京沦陷时期长年卧床不起，陈舜贞经常前往悉心照料。陈舜贞读书至高中毕业，“可以说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

褚幼义说，陈舜贞并未加入国民党，不但不参与政治，而且还反对丈夫褚民谊在政府任职。“母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涉足政治，并一再说父亲就是没有听她的劝说，才弄到这个地步，如果当年一直从医就不会有事了。”

虽然褚民谊之子褚幼义并不如此认为，但在一般人看来，褚民谊与汪精卫的连襟关系，是左右他政治倾向的关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褚民谊在法租界继续与西撤的教育部保持联系，努力维护沪上教育。1938年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河内，年底发表艳电，他也并未介入。1939年4月他还在报上公开发表启事，表明绝不参与其中，并致函教育部转达蒋介石，得到了教育部同人的肯定答复。

但汪精卫赴日密谈达成组织政府的协议后，于8月到上海，又很容易就说服了褚民谊，令其参加。

按褚民谊写于1945年11月11日的“自白书”，汪精卫说服他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和平运动”的主张取得了蒋介石的默契：“予读汪先生艳电后，始知和平运动之肇端；及汪先生到沪之后，始知和平运动之概况。当时盛传蒋委员长与汪先生分工事，谓抗战工作，蒋委员长任之；和平工作，汪先生任之。抗战胜利，和平自然取消；抗战失败，和平即可结束战事。汪先生曾当面告予，谓尝与蒋委员长谈和运，蒋委员长谓抗战易，和平难。汪先生曰：‘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所谓“和平运动”主张得到蒋介石的默契，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但就在汪精卫的邀请下，褚民谊开始放弃教育工作，加入了汪伪政府。褚幼义也承认，褚民谊这一突然的弃教离校举动，无法公开说明其原委，当时受到谴责是必然的。

汉奸的文化人特质

加入汪伪集团不久，1939年8月底，褚民谊成为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并当选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接下来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伪中央党部的秘书长，相当于汪精卫的大管家。由此可见汪精卫对其的信任和器重。

在褚民谊成为汪伪党中央秘书长当天，发表了针对重庆的劝降“微电”。电文称，抗战不能持久，“长此相持，国不成国，民无噍类”。而日本的近卫声明，并无领土野心，“不妨害吾之独立自由”，希望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打开僵局，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推派代表来沪，共商国是”，“民谊当尽最大之努力，从中斡旋。”

对重庆国民政府，褚民谊鼓吹对日和谈的必要性。而在面对日本时，褚民谊也有善待中国人的规劝，1939年11月21日，褚民谊在《中华日报》刊发《中日和平与文化合作》，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褚民谊特别提及，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对中美亲善的特别意义。教育是褚民谊的老本行，他公开发表此文，颇有向日本喊话，对中国文化教育进行提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