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點整，褚民誼剛剛洗漱完畢，靜默偃坐於牀上。這裏是蘇州獅子口第三監獄禮字監二號囚室，6名法警開門而入，他們準備提領褚民誼前往監獄教誨堂臨時佈置的法堂，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審訊。檢察官梁挹清、書記官王學豪和典獄長陳松年已經在此升座等候。褚民誼將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梁挹清任監刑官。

褚民誼是汪精衛僞政府的要角。抗日期間，他們與蔣介石分道揚鑣，與日本合作，開始所謂的“和平運動”，褚民誼先後出任僞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長”、“駐日大使”和“廣東省省長”等職。抗戰勝利後，他被逮捕審訊。曾經春光無限的教育家，成爲槍下之鬼，一生名譽亦隨之而毀。

時間回到1946年8月23日。得知褚民誼將被斬立決的消息後，30餘名報社記者，一大早就從南京、上海、蘇州等地趕來，聚集在獅子口第三監獄。據《申報》記者報道，褚民誼見法警進入囚室，知道末日已臨，於是央求法警赴女監轉告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陳逆聞訊失色，急囑法警少待，隨即書一便條呈梁檢察官，內雲：‘昨率院方裁定駁回，今晨抗告已送出’，用意當系制止執行，梁檢察官遂以電話向韓首席請示，奉諭：‘不停止執行。’即傳令命復提，褚逆始知實已不能挽回，遂周身換穿新衣。”

投身汪僞7年之後，褚民誼用生命爲代價做出了補償，這年他62歲。

汪精衛：你介紹的祕書長太能幹了

參加汪僞政府之前，褚民誼在上海中法國立工學院院內一座兩層的小樓內住了12年。他是這所學院的院長。1927年3月，北伐軍攻克上海，一個月後，中法國立工業專門學校（1931年改稱中法國立工學院）延請他爲校長。1937年上海淪陷，他仍在法租界內堅守崗位，直至1939年8月離校。

褚民誼的三個兒子都是在這座樓裏出生的。“雖然父親那時已是中央大員，但是他更願意以校長的身份出現。經常以該校爲落款發表文章，在家中一樓的小客廳和書房內召集碰頭會、研究工作、接見記者、發表談話，甚至以此作爲編輯部出版醫藥方面的雜誌。我們看到他從外面回到家裏，仍整天忙忙碌碌。”褚民誼的幼子褚幼義對筆者回憶道。

這段時間，褚民誼具有政治家與教育家雙重身份。他做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行政院祕書長等職。但即便在行政院祕書長任內（1932年到1935年），他仍然熱衷教育。當時日本已侵佔我東三省，國難當頭，爲振奮精神、大力提高國人體質，在褚民誼的主持下，1932年首次召開了全國體育會議。中央政府還出面於1933年和1935年分別在南京、上海舉行第五和第六屆全國運動會，他先後擔任籌委會主任、籌委會常務委員，還兼任兩會國術組裁判長，並在兩會開幕式上親自帶領數千小學生表演太極操。

“他的一生始終和教育事業聯繫在一起。”褚幼義說。

褚民誼早年留學法國，積極參與旅歐教育運動，1919年底移居里昂，負責籌建中國第一所海外大學——里昂中法大學，1921年10月建成開學，他任副校長。孫中山於1923年在廣州創辦一文一武兩所學校——廣東大學和黃埔軍校，初由鄒魯任廣東大學校長，待褚民誼在法國獲醫學博士和藥學士後，即回國應聘爲廣東大學教授。

1925年初，鄒魯因孫中山在京病重北上，由褚民誼代理校長數月，並擔任新成立的醫學院院長和學長。其間還受聘於北京大學，任生物系教授。後來，鄒魯因主張“分共”，成爲西山會議派的主將，被撤銷職務。國民政府曾任命顧孟餘爲校長，但他始終不接。經陳公博代理兩個月後，乃於1926年2月19日任命褚民誼署理廣東大學校長兼籌備中山大學事宜。9月廣東大學正式更名爲中山大學後，他投筆從戎，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醫處處長。這之後，就是長達12年的中法國立工學院院長任期。

褚民誼在教育領域駕輕就熟，反倒是從政能力，備受質疑。曾在汪僞政府出任要職的高宗武回憶，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時，之所以讓褚民誼出任行政院祕書長這麼重要的職務，是夫人陳璧君逼迫所致。

“一天晚上，汪因忙於繁重公務很晚回家，汪夫人暴躁地埋怨：‘爲什麼你身爲行政院長要工作那麼長的時間？’汪反駁道：‘那是因爲你介紹的祕書長太能幹了。’”

被連襟帶上歧途

必須要提及的是，褚民誼與汪精衛的親戚關係。陳璧君之所以“逼”汪精衛任用褚民誼擔任行政院祕書長，在高宗武看來，是因爲她的“強烈家庭觀念”：“這在中國是很正常的。戰前在南京我常走訪汪府，見到的人幾乎清一色是汪夫人的親戚，只有一位汪姓譯電員，是汪先生的侄子……南京傀儡政權中重要的職位，有好幾個都由汪夫人的親戚擔任。”

關於親戚關係，據褚幼義講述，他的母親陳舜貞是陳璧君生母衛月朗的養女，生於1902年。衛月朗是一位馬來西亞華僑，早年加入同盟會，曾傾囊變賣首飾，捐助革命。衛月朗晚年多病，在南京淪陷時期長年臥牀不起，陳舜貞經常前往悉心照料。陳舜貞讀書至高中畢業，“可以說是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家庭婦女”。

褚幼義說，陳舜貞並未加入國民黨，不但不參與政治，而且還反對丈夫褚民誼在政府任職。“母親經常告誡我們不要涉足政治，並一再說父親就是沒有聽她的勸說，才弄到這個地步，如果當年一直從醫就不會有事了。”

雖然褚民誼之子褚幼義並不如此認爲，但在一般人看來，褚民誼與汪精衛的連襟關係，是左右他政治傾向的關鍵。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淪陷，褚民誼在法租界繼續與西撤的教育部保持聯繫，努力維護滬上教育。1938年汪精衛從重慶出走河內，年底發表豔電，他也並未介入。1939年4月他還在報上公開發表啓事，表明絕不參與其中，並致函教育部轉達蔣介石，得到了教育部同人的肯定答覆。

但汪精衛赴日密談達成組織政府的協議後，於8月到上海，又很容易就說服了褚民誼，令其參加。

按褚民誼寫於1945年11月11日的“自白書”，汪精衛說服他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和平運動”的主張取得了蔣介石的默契：“予讀汪先生豔電後，始知和平運動之肇端；及汪先生到滬之後，始知和平運動之概況。當時盛傳蔣委員長與汪先生分工事，謂抗戰工作，蔣委員長任之；和平工作，汪先生任之。抗戰勝利，和平自然取消；抗戰失敗，和平即可結束戰事。汪先生曾當面告予，謂嘗與蔣委員長談和運，蔣委員長謂抗戰易，和平難。汪先生曰：‘君爲其易，我任其難。’”

所謂“和平運動”主張得到蔣介石的默契，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但就在汪精衛的邀請下，褚民誼開始放棄教育工作，加入了汪僞政府。褚幼義也承認，褚民誼這一突然的棄教離校舉動，無法公開說明其原委，當時受到譴責是必然的。

漢奸的文化人特質

加入汪僞集團不久，1939年8月底，褚民誼成爲僞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副主席，並當選僞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接下來的六屆一中全會上，成爲僞中央黨部的祕書長，相當於汪精衛的大管家。由此可見汪精衛對其的信任和器重。

在褚民誼成爲汪僞黨中央祕書長當天，發表了針對重慶的勸降“微電”。電文稱，抗戰不能持久，“長此相持，國不成國，民無噍類”。而日本的近衛聲明，並無領土野心，“不妨害吾之獨立自由”，希望重慶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打開僵局，以近衛聲明爲談判基礎，“推派代表來滬，共商國是”，“民誼當盡最大之努力，從中斡旋。”

對重慶國民政府，褚民誼鼓吹對日和談的必要性。而在面對日本時，褚民誼也有善待中國人的規勸，1939年11月21日，褚民誼在《中華日報》刊發《中日和平與文化合作》，就表達了這種觀點。褚民誼特別提及，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對中美親善的特別意義。教育是褚民誼的老本行，他公開發表此文，頗有向日本喊話，對中國文化教育進行提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