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早年的曹操也想当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曹操青少年时期，在洛阳的官二代中，很多人是不喜欢和曹操在一起的，曹操自己也是倍感孤独。曹操就差一个机会，很快机会就出现了，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曹操为什么敢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汉朝的宵禁制度。

汉朝的宵禁制度，要求民众夜间都必须呆在各自的家中，禁止出行，更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溜达。如果宵禁期间无事游走，一旦被抓住之后，会被棍棒打死。

宵禁令古已有之，特别是在战乱、灾难横行的时代，或者是在具有特殊政治经济意义的区域内实施的。违反宵禁令的人轻则拘禁，重则就地正法。是特殊时期，特殊地域的重典治理措施。

《周礼·秋官司寇》列 “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 ，以诏夜士夜禁 ，御晨行者 ，禁宵行者 、夜游者。”专门负责夜禁事宜。

汉代亦行宵禁，由执金吾负责。 即薄暮之后，城门关闭，居民不得无故夜行。治安官员率卒巡夜，遇到夜行者即呵止之，盘查可疑即抓捕。比如曹操这个事件。

《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载萧嶷与齐武帝 “同辇夜归 ，至宫门，嶷下辇辞出，上日：‘今夜行 ，无使为尉司所呵也。’嶷对曰：‘京辇之内，皆属臣州 ，愿陛下不垂过虑。’上大笑。”身为皇帝的萧赜仍担心夜行遭到官员的呵斥，说明在南朝宵禁依然严格。

《北齐书》卷16《段荣传附子孝言传》言段孝言 “曾夜行，过其宾客宋孝王家宿，唤坊民防援，不时应赴，遂拷杀之。”骄奢放逸的段孝言召唤坊民增援，将不能按时抵达者拷打而死，既可说明段氏的凶残，也可看到当时聚坊民以备盗的组织模式以及宵禁的严厉。

唐朝的《宫卫令》规定：每天晚上衙门的漏刻“昼刻”已尽，就擂响六百下“闭门鼓”；每天早上五更三点后，就擂响四百下“开门鼓”。凡是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在城里大街上无故行走的，就触犯“犯夜”罪名，要笞打二十下。如果是为官府送信之类的公事，或是为了婚丧吉凶以及疾病买药请医的私事，才可以得到街道巡逻者的同意后行走，但不得出城。

五代时期，宵禁制度没有恢复。《旧五代史 唐书》卷 32《庄宗纪》载后唐同光二年 (924年)，唐庄宗根据有司的建议，因 “荧惑犯星二度 ，星周分也 ，请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门悬东流水一罂，兼令都市严备盗火，止绝夜行”。

北宋初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解除宵禁成为达官贵族和底层人民的共同需要。 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熙宁年间（公元1068-公元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政府禁令松弛，阻碍商品交换和限制生活自由的坊墙纷纷被推倒或拆除，封闭式的坊市制彻底崩溃。

明清的法律把这一条改为“夜禁”。规定更加明确，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在二、三、四更在街上行走的，笞打四十下（京城五十下）；在一更夜禁后、五更开禁前不久犯夜的，笞打三十下（京城四十下）。疾病、生育、死丧可以通行。

为了实施宵禁，每个驻有官府的城市一到晚上，就要锁上城门，禁止出入城市。城门的钥匙也要交到地方官的内衙，到了清代就必须要交给地方驻军长官收执，即使是城里的最高级文官晚上有紧急公务要出城，也要向驻军长官申领钥匙。同时在大街交叉路口上也要拦起栅栏，栅栏开有门，门口有关卡，设有类似于现代岗亭的“卡房”，由官府的衙役看守，不准通行。

历代这样规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持治安，不过效果却大可怀疑。明末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尽管如此，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经常失盗的结果是再要用人来监视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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