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总编辑：撤稿是科学进程的一部分
“我认为撤稿是科学进程的一部分。很多问题论文只能在发表后被发现，这时候必然会发生撤稿现象。” 11月3日，在由腾讯公司举办的第六届“腾讯WE大会”前一天，2018年夏天从《自然》总编辑岗位上履新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总编辑的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ell）接受了媒体采访。他提到，如果期刊坚持要求作者在论文中全面描述和披露工作情况，就有很大的可能降低欺诈行为的发生。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坎贝尔开始担任《自然》杂志总编辑，至今已达22年之久。
走上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总编辑的岗位，坎贝尔表示未来将利用多年积累的“外部联系”，为“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卫生保健、气候变化以及诸如和平与正义这样的社会科学主题”等重大研究提供支持。
《中国科学报》：带领《自然》杂志22年，你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坎贝尔：我认为最大的改变是《自然》作为“杂志”的这部分属性在规模上大大地扩大和增长了。
在我刚成为《自然》总编辑时，它作为杂志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多集中在关注科学政策方面。
现在，《自然》有大量其他的内容，包括观点和新闻报道。
对于读者来说，能意识到《自然》是一份杂志也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和它作为期刊的分量一样重。
此外，作为学术期刊，《自然》现在所发表的领域比过去扩大了许多，比如有机化学、社会科学、高能物理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作为学术期刊的这部分也扩大了。
《中国科学报》：你怎么评价中国的科研现况和水平？
坎贝尔：我和中国打了20年的交道了，曾经多次到访中国，也对中国政府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和持续程度印象深刻。
如果你看一看《自然》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10年前可能一年只有四五篇来自中国科学家的论文，但如今一年甚至达到上百篇。
因此我没有理由不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科研水平（的影响）会继续扩大和深入。
《中国科学报》：《自然》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有数千名作者大概每5天就会发表一份论文，其中有不少作者来自中国。对此你如何看？
坎贝尔：我看到了相关的报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们确实在审稿过程中尽量确认作者——那些为论文作出了贡献的署名作者。
你说到的情况，也许是有一些人只是在别人的论文上加了一个名字。我们在尽力避免这种情况。
由于现在我不知道这份报告里提到的人有没有《自然》的作者，但这个事情确实需要研究和调查，那些涉及的大学也应该采取措施展开调查。
《中国科学报》：如何避免类似的学术不端或造假？
坎贝尔：对于学术不端，只能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发现或者是接到了相关的信息就要立刻采取行动。
对于学术不端，有的时候审稿人会在发表前发现问题，有时候是有人在发表后发现问题。
但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会去联系作者或者作者所在单位看看发生了什么。
假如真的发生了学术不端行为，我们会采取行动，比如说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要求撤稿。
《中国科学报》：《自然》会在什么情况下要求撤稿？
坎贝尔：对于《自然》而言，我们一发现稿件中存在不正确的情况，就会撤稿。我认为这是科学进程的一部分。
实际上就撤稿而论，只有50%的可能是因为存在学术上的行为不端，也有很多是由于非常诚实的原因需要撤稿。
对于这些撤稿我们会很乐意遵命，对于那些由于不诚实的原因而出现撤稿的情况，我们也很庆幸能够把稿件撤掉。
因为对于科学期刊而言，我们要纠正这些记录，而不是专注于寻找在相关的事件中该指责谁。
实际上很多时候只有在论文发表之后，其他科学家试着重复实验，在他们得不到相应的实验结果、意识到实验无法复制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发现当时的论文有问题。
《中国科学报》：近期，在《自然》宣称要做《自然—机器智能》子刊时，遭到很多机器学习研究人员的关切或抵制。《自然》是如何应对的？
坎贝尔：事实上，我们这一子刊进展良好，已经有科学家给我们投稿。我们邀请的文章也在路上，会按计划发表。
对于所谓的“关切”或“抵制”，实际上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份子刊的商业模式是采用订阅方式，而不是他们主张的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是一种非常昂贵的经营方式，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决定采用订阅方式。
《自然—机器智能》子刊（将会）涵盖很多学科，除了机器学习，还会涉及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机器人等诸多领域。
科学家会看到我们的编辑过程所带来的增值，从而逐渐意识到或者确信我们的（订阅）方式也是会服务于科学家群体的，特别是在机器智能领域。
当然，我个人也非常理解这些人（抵制）的想法，因为从长远来看，开放存取是所有期刊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从目前看，由于运作费用问题，选择订阅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商业决定，现在就实行开放获取还存在着大量的障碍。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实际上是最大的开放存取出版商，我们的量是最大的。
《中国科学报》：当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评议者似乎更少？
坎贝尔：我们会通过参加学术会议、拜访实验室、听取学术报告等途径寻找更多的同行评议者。
同时还要和他们进行交流，并且要听到别人提起这样一些学者和科学家，也会与他们接触。
现在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一旦找到新的同行评议者，我们就会寻求他们的帮助。
至于同行评议者的数量，的确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平衡，我们也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但我们目前只能做我们能做的。
《中国科学报》：对于青年科学家而言，是否应平衡发表学术论文和转化科研成果的关系？
坎贝尔：青年科学家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些青年科学家希望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想增进这方面的知识，这些科学家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包括捐助者、科学界内部的支持；还有一些青年科学家愿意帮助开发出产品或者是创始公司，来实现让我们的世界更健康、更公平、环境更可持续的目标，但他们得到的支持并不多。
我认为现在学术系统要作出调整，为各种各样的青年科学家提供支持。
有些青年科学家开展这样的工作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我鼓励研究人员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走他们的大脑要走的路。这种激情非常重要，不管他（她）是想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具体的实际问题。
不过，身为学术界的一分子，青年科学家确实也需要发表论文，用论文的形式来与世界沟通其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报》 (2018-11-07 第3版 国际，原题：“撤稿是科学进程的一部分”——访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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