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總編輯：撤稿是科學進程的一部分
“我認爲撤稿是科學進程的一部分。很多問題論文只能在發表後被發現，這時候必然會發生撤稿現象。” 11月3日，在由騰訊公司舉辦的第六屆“騰訊WE大會”前一天，2018年夏天從《自然》總編輯崗位上履新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總編輯的菲利普·坎貝爾（Philip Campell）接受了媒體採訪。他提到，如果期刊堅持要求作者在論文中全面描述和披露工作情況，就有很大的可能降低欺詐行爲的發生。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坎貝爾開始擔任《自然》雜誌總編輯，至今已達22年之久。
走上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總編輯的崗位，坎貝爾表示未來將利用多年積累的“外部聯繫”，爲“包括可持續發展目標、衛生保健、氣候變化以及諸如和平與正義這樣的社會科學主題”等重大研究提供支持。
《中國科學報》：帶領《自然》雜誌22年，你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什麼？
坎貝爾：我認爲最大的改變是《自然》作爲“雜誌”的這部分屬性在規模上大大地擴大和增長了。
在我剛成爲《自然》總編輯時，它作爲雜誌的內容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多集中在關注科學政策方面。
現在，《自然》有大量其他的內容，包括觀點和新聞報道。
對於讀者來說，能意識到《自然》是一份雜誌也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和它作爲期刊的分量一樣重。
此外，作爲學術期刊，《自然》現在所發表的領域比過去擴大了許多，比如有機化學、社會科學、高能物理等。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然》作爲學術期刊的這部分也擴大了。
《中國科學報》：你怎麼評價中國的科研現況和水平？
坎貝爾：我和中國打了20年的交道了，曾經多次到訪中國，也對中國政府在科技領域的投入力度和持續程度印象深刻。
如果你看一看《自然》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10年前可能一年只有四五篇來自中國科學家的論文，但如今一年甚至達到上百篇。
因此我沒有理由不認爲這種情況會繼續發展下去，中國科研水平（的影響）會繼續擴大和深入。
《中國科學報》：《自然》9月發表的一份報告稱，有數千名作者大概每5天就會發表一份論文，其中有不少作者來自中國。對此你如何看？
坎貝爾：我看到了相關的報告。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我們確實在審稿過程中儘量確認作者——那些爲論文作出了貢獻的署名作者。
你說到的情況，也許是有一些人只是在別人的論文上加了一個名字。我們在盡力避免這種情況。
由於現在我不知道這份報告裏提到的人有沒有《自然》的作者，但這個事情確實需要研究和調查，那些涉及的大學也應該採取措施展開調查。
《中國科學報》：如何避免類似的學術不端或造假？
坎貝爾：對於學術不端，只能是我們在任何時候發現或者是接到了相關的信息就要立刻採取行動。
對於學術不端，有的時候審稿人會在發表前發現問題，有時候是有人在發表後發現問題。
但無論任何情況，我們都會去聯繫作者或者作者所在單位看看發生了什麼。
假如真的發生了學術不端行爲，我們會採取行動，比如說在情節嚴重的情況下要求撤稿。
《中國科學報》：《自然》會在什麼情況下要求撤稿？
坎貝爾：對於《自然》而言，我們一發現稿件中存在不正確的情況，就會撤稿。我認爲這是科學進程的一部分。
實際上就撤稿而論，只有50%的可能是因爲存在學術上的行爲不端，也有很多是由於非常誠實的原因需要撤稿。
對於這些撤稿我們會很樂意遵命，對於那些由於不誠實的原因而出現撤稿的情況，我們也很慶幸能夠把稿件撤掉。
因爲對於科學期刊而言，我們要糾正這些記錄，而不是專注於尋找在相關的事件中該指責誰。
實際上很多時候只有在論文發表之後，其他科學家試着重複實驗，在他們得不到相應的實驗結果、意識到實驗無法複製的時候，我們可能纔會發現當時的論文有問題。
《中國科學報》：近期，在《自然》宣稱要做《自然—機器智能》子刊時，遭到很多機器學習研究人員的關切或抵制。《自然》是如何應對的？
坎貝爾：事實上，我們這一子刊進展良好，已經有科學家給我們投稿。我們邀請的文章也在路上，會按計劃發表。
對於所謂的“關切”或“抵制”，實際上最關鍵的一點在於，這份子刊的商業模式是採用訂閱方式，而不是他們主張的開放獲取。
開放獲取是一種非常昂貴的經營方式，成本非常高，所以我們決定採用訂閱方式。
《自然—機器智能》子刊（將會）涵蓋很多學科，除了機器學習，還會涉及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人機交互、機器人等諸多領域。
科學家會看到我們的編輯過程所帶來的增值，從而逐漸意識到或者確信我們的（訂閱）方式也是會服務於科學家羣體的，特別是在機器智能領域。
當然，我個人也非常理解這些人（抵制）的想法，因爲從長遠來看，開放存取是所有期刊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
但從目前看，由於運作費用問題，選擇訂閱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商業決定，現在就實行開放獲取還存在着大量的障礙。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實際上是最大的開放存取出版商，我們的量是最大的。
《中國科學報》：當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同行評議者似乎更少？
坎貝爾：我們會通過參加學術會議、拜訪實驗室、聽取學術報告等途徑尋找更多的同行評議者。
同時還要和他們進行交流，並且要聽到別人提起這樣一些學者和科學家，也會與他們接觸。
現在發表的論文越來越多，一旦找到新的同行評議者，我們就會尋求他們的幫助。
至於同行評議者的數量，的確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着某種不平衡，我們也致力於改變這一狀況，但我們目前只能做我們能做的。
《中國科學報》：對於青年科學家而言，是否應平衡發表學術論文和轉化科研成果的關係？
坎貝爾：青年科學家應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有些青年科學家希望瞭解這個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想增進這方面的知識，這些科學家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包括捐助者、科學界內部的支持；還有一些青年科學家願意幫助開發出產品或者是創始公司，來實現讓我們的世界更健康、更公平、環境更可持續的目標，但他們得到的支持並不多。
我認爲現在學術系統要作出調整，爲各種各樣的青年科學家提供支持。
有些青年科學家開展這樣的工作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這種情況需要改變。
我鼓勵研究人員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走他們的大腦要走的路。這種激情非常重要，不管他（她）是想解決根本性的問題，還是具體的實際問題。
不過，身爲學術界的一分子，青年科學家確實也需要發表論文，用論文的形式來與世界溝通其研究成果。
《中國科學報》 (2018-11-07 第3版 國際，原題：“撤稿是科學進程的一部分”——訪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總編輯菲利普·坎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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