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王銳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875年，清政府爲了“馬嘉理案”而向英國“賠禮道歉”，派遣曾擔任蘇松糧道、兩淮鹽運使與廣東巡撫的郭嵩燾出任駐英國大臣，併兼任駐法國大臣，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臣，開中國近代外交史之先河。

郭嵩燾以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軍功”起家，在國內擔任職務時，就較爲留心洋務，積極獲取關於列強的各類知識，並處理了一些涉外事件，積累了不少與列強打交道的經驗。他出使歐洲之後，留心考察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民生狀況，並在日記中寫下許多觀感與心得，可以說是晚清爲數不多對世界形勢有極強了解的士人之一。他在出使日記中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社會景象讚譽有加，並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解決中國內部的各種問題，通過新知來反思舊學。在這個意義上，他顯示出極強的思考能力。由於他的出使日記傳回國內之後備受守舊派士人的抨擊，加上隨同出行的劉錫鴻處處掣肘，致使他被迫辭去使臣職務，晚年賦閒在家。

郭嵩燾（1818年—1891年），乳名齡兒，學名先杞，後改名嵩燾。字筠仙，號雲仙、筠軒，別號玉池山農、玉池老人，湖南湘陰城西人。晚清官員，湘軍創建者之一，中國首位駐外使節。

 

在當代的中國近現代史敘述中，正因爲郭嵩燾具有這樣的經歷與思想，所以常被視爲晚清開明士人的代表，並稱贊他的外交主張與外交成績。但在今天需要辨析的是，是否具有“開眼看世界”的主動性和是否具有極強的外交能力，兩者之間其實並無必然關係。此外，特別要清楚地認識到對某一國家治理成績的認可，或對其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喜好，並不能作爲外交領域與之打交道的基礎或原則，更不能把外交禮儀層面的客氣與禮貌視爲現實政治博弈中的友好關係。在某些時刻採取退讓、低調的外交政策，是爲了給提升國家綜合實力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或者通俗地說，是爲了“臥薪嚐膽”，而非通過這樣的姿態來博得別國的認可或讚許，更不能把這樣的姿態視爲一種“安穩”的長久狀態，進而不再重視提升國家綜合實力這一核心目標。在國際政治與外交領域，必須時刻注重洞察世界形勢的變化，明晰各國的核心國家利益與彼此合縱連橫關係的本質，在此基礎上通過審視本國的實力，決定對外交往中應採取的策略、底線與目標。以這些因素作爲標準，我們可以重新審視一下郭嵩燾的外交主張。

 

郭嵩燾的外交主張，務實還是不明時勢？

 

1876年郭嵩燾上書清廷，論述與列強交往之道。其中他說道：

在另一份奏疏當中，他再次申說此意：

 

法國畫報記錄的晚清（1906年）。

 

可見，郭嵩燾認爲處理洋務對當時的中國而言十分重要，並且由於國力衰頹，中國並沒有太多“本錢”去和咄咄逼人的列強進行強硬的交涉，所以在遇到具體問題時必須深思熟慮、十分謹慎，否則予人口實，將會造成極不利於中國的後果。較之堅持夷夏之辨的虛驕之氣，郭嵩燾的這些看法確實顯得比較務實。所以，他在許多論著裏經常批判南宋時期的士風，認爲那時的士人不顧南宋的現實國力，一味唱高調要求“北伐”，並拒絕和金朝進行談判，這造成了一種空言譁衆、極不負責的風氣。

因此，對於深受宋明理學影響的郭嵩燾而言，與列強打交道，必須“尤恃理以折之”，即與之講道理。在交涉過程中做到“言忠信，行敬篤”，做到“知情與勢”與“先審曲直”，把彼此的情勢與是非曲直都說清楚，這樣就能防止不必要的猜忌，可以易於讓對方心服口服，可以避免交惡，有助於實現和平。他甚至相信，只要以此處之，中國的追求富強事業，列強就會對之“未嘗稍有猜忌”。在與姚嘉彥的信中，他頗爲自信地認爲自己辦理洋務，“吾之所爲誠有以服其心也”。因爲“審吾所據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審彼所據之理，必有辭以折之。常使理足於己，而後感之以誠，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無不如意，則亦可以求數百年之安”。

（郭嵩燾：《復姚嘉彥》，載熊月之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郭嵩燾卷》，第326頁）

如果說郭嵩燾所批評的那種虛驕之氣是一種恪守舊章、不明時勢的表現，那麼郭嵩燾自己的這些主張則顯得過於迂腐、天真，甚至稱得上是另一種不明時勢。列強侵略中國，把鴉片販售至中國，逼迫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本來已屬無“理”，但爲了彰顯自身行爲的“正義性”，它會運用建立在強大軍事實力基礎上的話語製造能力，發明出一套旨在論證中國咎由自取的理論與敘事，然後將此作爲新的“理”。一旦在對外交涉中論“理”，那麼郭嵩燾所秉承的儒家教義中的“理”，在列強的“理”面前就不稱其爲“理”了，只能淪爲凸顯中國如何“落後”與“野蠻”的文化符號。所謂“審其曲直”也是同樣的道理。比如按照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級論，資本主義列強藐視全球，其虛驕之氣較之中國士大夫不遑多讓。近代中西之間的交流，在世界範圍內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將中國作爲資本主義的原料獲取地與商品傾銷地，並且藉助不平等條約來向中國傳教，這些行爲又何曾徵求過中國人的意見。

身處弱勢，“曲直”云云，實無從“審”起。至於試圖“感之以誠”，在19世紀的外交當中更是如同夢囈。西方列強進行全球擴張，有着十分清晰的現實目標與利益取向，不達目的不罷休。之所以在對華交涉中顯現出一定的“客氣”，並非因中國官員具有很好的道德品質而受到感動，而是由於對本國現階段總體實力與列強之間外交關係的考量，爲了更好地維護本國既得利益，於是對中國採取更間接或更迂迴的手段。如果對這些要素不甚瞭解，那麼只能說這樣的“開眼看世界”是帶有不少片面性的。

猶有進者，郭嵩燾認爲：“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也。趨義避害同，喜諛惡直同，舍逆取順同，求達其志而不樂阻遏其氣同。賢者以理折衷，可以利之順之，亦未嘗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以理，強者亦可使退聽”。他評價自己：“嵩燾非能知洋務者，獨知其理耳”。

（郭嵩燾：《致李傅相》，載熊月之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郭嵩燾卷》，第338頁）

從這種抽象的對中外民衆的印象出發，郭嵩燾相信：“西人以通商爲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

（郭嵩燾：《致李傅相》，載熊月之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郭嵩燾卷》，第347頁）

他的這一想法，用於日常的人際交往之中或許並無不可，但他似乎未能區分政治行爲與日常交往行爲之間的本質。政治行爲，特別是國際政治行爲是基於在明晰本國現階段國力與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從最有利於維繫與擴大本國基本利益、鞏固本國國際地位的目標出發，進行或和緩、或激烈、或妥協、或力爭的外交活動。它所在意的並非抽象意義上的人性之好惡，而是在瞬息萬變的權力競逐環境中準確把握局勢，做到見微知著、當機立斷，這纔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當爲者，而非一種冬烘先生式的一廂情願。況且郭嵩燾未必明白，在盛行於19世紀的人種論與文明等級論裏，西方列強未必覺得中國人的好惡性情與之相同，而是把非西方國家的民衆視爲半文明或不文明之物，以一種和野蠻人打交道的心態與之相處。郭嵩燾深諳理學話語，覺得人世間無非天理流行，但在19世紀的強權政治與殖民擴張面前，這一思維方式顯得十分不合時宜。

 

表面上理性、中立、客觀的時事觀察家，存在哪些問題？

 

郭嵩燾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除了深受理學傳統影響以至於過分“推己及人”之外，或許還和他對西方文明的態度有關。在出使英國的路上，他於日記中寫道：

 

 

正是由於郭嵩燾相信西方列強“立國自有本末”，在外交上能“以信義相先”，所以他會不由自主地將這種態度帶入到他對當時國際政治的觀察之中。這一正面色彩的西方想象，反而遮蔽了他的視角。19世紀是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高峯期，但在郭嵩燾眼裏：

他甚至對英國殖民活動稱讚有加：

在這裏，郭嵩燾似乎不是一位正處於因列強“開闢經營”而飽受其苦的國家的使臣，而是一位處於一種表面上理性、中立、客觀的時事觀察家。他似乎並未想到，這一“殖民工程”的本質是掠奪被殖民國家的經濟資源，操控其政治主權。自然，爲了便於統治，殖民者會在被殖民地區展開一些建設，但這樣做的最終目的依然是運用“文明”來“教化”當地民衆，鞏固其殖民統治。比如19世紀英國殖民印度時，一位在當地的英籍行政管理人員就認爲：

不知這樣的建議是否屬於郭嵩燾心目中的“西洋大國以愛民之心推類以及異國無告之民”的組成部分？或許郭嵩燾並不願意中國也淪爲印度那樣的境地，但由於他似乎太過於欣賞西方列強的“立國自有本末”，以至於把後者的大部分行爲都視爲有本有末的仁義之舉，而忽視了殖民擴張正是當時列強“立國自有本末”的關鍵環節。其殖民擴張越順利，其立國之本末就越穩固。但如此這般，對中國的影響將是怎樣，作爲自詡留心洋務之人，郭嵩燾卻似乎並未過多考慮。

 

法國畫報記錄的晚清（1911年）

 

在具體的外交活動上，雖然郭嵩燾認爲自己堅持以“理”待人，但西人對他似乎卻並不這樣。盧漢超在《赫德傳》中記述，在郭嵩燾出使英國之前，把持中國海關的英國人赫德決定在倫敦設立一個“中國海關倫敦辦事處”，名義上這一機構是爲中國海關採購相關器材，但實際上卻是讓赫德能控制即將成立的中國第一個駐外使館，讓他能更有效地爲英國政府提供情報、干涉中國外交。爲了實現這一目的，他挑選心腹金登幹

（James Duncan Campbe）

擔任辦事處負責人。郭嵩燾離京啓程之前，赫德通知倫敦辦事處做好準備工作，讓使館的一切情況盡在自己掌握之中。其中他特別囑咐金登幹要接近郭嵩燾，“引導公使履行他的新職責”，對其施加影響，干預郭嵩燾的外事活動。

（盧漢超：《中國第一客卿：鷺賓·赫德傳》，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6頁）

如此一來，郭嵩燾還沒到英國，就已經落入了赫德精心策劃的“網羅”中。對於這些，飽讀聖賢書的郭嵩燾似乎未能察覺。

此外，根據惲文捷的研究，在左宗棠收復新疆前後，擔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的威妥瑪爲了維護英國在新疆的利益，運用各種手段阻礙左宗棠的軍事活動，其中就包括誘導還在駐英使臣任上的郭嵩燾通過締約來結束阿古柏集團的敵對狀態。本來郭嵩燾就對收復新疆不抱太多信心，加上他不能及時察覺威妥瑪此舉背後的真實動機，於是同意與威妥瑪就締約一事進行商量。雖然郭嵩燾因及時知曉阿古柏的死亡消息而最終決定不同意威妥瑪的調停方案，但也險些釀成外交危機。

（惲文捷：《英國干涉左宗棠西征考論》，《社會科學》2016年第12期，第151—153頁）

但相比於威妥瑪的縱橫捭闔，郭嵩燾在外交能力上顯得遜色許多。總之，在那個時代，郭嵩燾在思想與學術上確有不少獨到之見，但在外交事務中，他的思維方式與做事風格實在不值得過多稱讚。

 

撰文丨王銳

編輯丨董牧孜；張婷

校對丨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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