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翻身农民把歌唱的场面，生动地诠释了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意义。而用作者梁斌在小说中的议论来说，就是： “在旧社会，哪有这个年头，哪家贫农用过大骡子大马耩地？哪家贫农用大车拉着棉籽去耩地？哪家贫雇农有这么大的地场呀！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归贫雇农所有，消灭地主之为阶级，在地主的土地上解放了贫雇农，解放了生产力，这就预示：大地上的一切作物将要得到空前未有过的大面积丰收啊！” 历史已经表明，有了这些千千万万起来革命的农民，“丰收”的岂止是“一切作物”，更是扭转中华民族命运的新中国。

【本文为作者桃花舍主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长篇小说《翻身记事》，梁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元1978年1月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西元2010年6月再版。

这部小说讲述解放战争初期，在华北平原，我冀中根据地官渡口村农民在土改工作队和村党支部领导下，酝酿、准备、发起土地改革运动的故事。

小说的历史背景和描写地域，与同一题材的另一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基本一样的：都是在华北平原，都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八年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都是发生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发动反人民全面内战的初期。略有不同的是，这部小说所写的官渡口村处于冀中根据地，它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斗争更加艰苦而壮伟，为国家利益和人类正义付出巨大牺牲的根据地人民，更迫切盼望推翻旧的农村剥削制度体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天下。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在抗战中，官渡口村建立了村级抗日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统累税（当时晋察冀根据地实行的统一累进税）等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使贫雇农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了抗日的自由”。当时为了团结、动员、集中一切力量抗击日寇，对地主阶级的多数剥削权利没有触及，但在各类宣传中已明确指出了，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土地、获得大多数土地收获这种农村经济状况的剥削性和不正当性，抗战胜利后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官渡口村的人们，不论是什么阶层——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都多少了解共产党的这些政策。

所以，官渡口村的贫雇农或者说穷人，除了个别买了地主贱价抛售的田亩、被地主以小恩小惠甚至女色收买的村干部——比如村治安员刘登华、村青救会主任刘冬，以及个别好吃懒做、被地主招为狗腿子的流氓无产者——比如二流子李保忠、刘轮子，绝大多数都拥护和积极参与土改。

地主阶级，主要是大地主刘作谦、李福云，自然早就对共产党怀恨在心，他们在抗战中就曾企图依附日寇，推翻抗日政权实行的减轻穷苦农民负担的政策，抗战后，则通过收买个别退化变质的村干部，挑起村干部们的不和，试图操控村级政权，左右土改运动的方向。由于官渡口村处于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人民政权基础牢固，刘作谦、李福云等不敢公开对抗，只能暗施黑手：派狗腿子贴“蒙头帖子”攻击坚定革命的村干部以图制造混乱，暗害土改队员，偷藏、转运财产，等等。这些伎俩终究只是螳臂挡车，广大贫雇农一起来，他们就只能束手就范。

官渡口村土改工作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土改工作队副队长李蔚。这人“富农家庭出身，三八年参加工作，入了党。可是大扫荡一来，他放下手枪扭头就回家了。大扫荡过去，四三年他又钻出来当了小学教员。工作中他拧着脖子向'左'里撇，却对舅舅的走私作了包庇”。他为此受到过处分。参加官渡口村土改工作队后，他先是坚持说原来的村干部是“新兴黑暗势力”，要“秘密进村”，“甩开”村干部（实际上主要针对村党支部书记王二合），以后又认为应该把村里所有的地主、富农、中农一视同仁全部打倒。他趁工作队长周大钟回县开会，擅自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号召人们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也没说清哪些人可以申冤报仇，也没讲清楚怎样消灭地主，说消灭地主的时候，把富农和中农也带上了，会还没开完，人们就揪打起来：也有打地主的，也有打富农的，也有打中农的，地主富农中农当然要还击，于是人仰马翻，乱作一团。一看这架势，有些人就害怕起来，别有用心的人就给王二合、李固大嫂、周大钟贴了蒙头帖子，打击贫雇农的革命情绪。”

这个李蔚的行为逻辑，按小说中的揭示是想用过“左”的做法博取某个上级的青睐，以获得提拔，但历史地来看，他这类人是混入革命大潮的投机分子，在革命内部起破坏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走极端的是这类人，“历史转折”之后“大转弯向右”的也是这类人。

小说着重刻画了土改工作队队长周大钟和官渡口村党支部书记王二合这两个人物，他们既是基层干部的代表，也是贫苦农民的象征。

土改工作队队长周大钟是县大队大队长，他“是雇工出身”，“青年时期就参加了穷人会，入了党，抢过地主的棉花，'七七'事变以后，是第一批扛起枪来的游击队员”。他外号叫周铁头，“反扫荡里，有多少人垮下去了”，他“硬是指挥着部队坚持过来，保全了中队没有牺牲”。他是“一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二升”，但经过党的培养、多年艰苦斗争的磨炼，已成为一个思想坚定、经验丰富、有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干部。

他没有土改工作的经验，但坚定地按中央的土改政策，依据官渡口村的实际情况开展土改工作。他认为“神秘化的做法会使工作队失去广大贫雇农的支持，不能在真正的贫雇农里扎下根，相反会把土改队从广大贫雇农里孤立起来”，他要求工作队员通过走访调查，了解村干部的好坏，依靠革命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去发动群众。他与王二合抗战前一起在地主家扛活，后来一起参加农会、同时入党，很了解王，“隔着皮儿看见他瓤儿”，但仍然找老贫农柏老槐等去征求对王二合的看法。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官渡口村党支部团结、发动广大贫雇农，“掀起土改运动的高潮”。

官渡口村党支部书记王二合是个革命意志极为坚定的农村基层干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他“坚持了好几个月，没离开这个村，没放弃这个村的领导，这村的工作也没垮了。”他常说：“我长短不能和日本鬼子活在一个天地底下，我就是这个脾气！”

王二合曾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日寇大扫荡期间，八路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区县武装被破坏，日寇在官渡口村建了岗楼。村里地主富农成立了“维持会”，企图开会酝酿推翻抗日政权规定的“统一累进税”，实行原来的地租剥削。王二合听到消息，不惧危险，和村长刘老迫一起闯进会场，抓起为首的地主李福云，横着高高举起，大喝道：“我是官渡口村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官渡口村的政权是抗日政权！有敢说推翻统累税的，他就要和李福云走一条道儿！”说完，用足力气把李福云往墙角里一摔，随即掏枪在手，刘老迫举起劈柴的斧子，怒气冲冲走出去！王二合的豪气镇住了地主富农，使他们不敢再成立维持会，不敢推翻统累税，稳住了官渡口村抗日阶级阶层的联合专政，地主阶级再不敢吭声。

抗战胜利后，王二合保持革命意志，在村支委会上严格批评王振山、刘登华、刘冬等意志退步、甚至蜕化变质的党员，“叫党员、干部们警惕抵制阶级敌人的腐蚀”。他因此遭到嫉恨和污蔑。但广大贫雇农支持他，在土改开始后的贫雇农大会上，选举他为村土改机构“贫农团”的主席。他团结贫农团成员，整顿村民兵组织，教育思想落后的农民，并在地主阶级指使狗腿子打伤工作队员之时，和工作队队长周大钟一起当机立断决定拘捕大地主刘作谦、李福云等，一举激发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打垮了地主阶级的气焰，使官渡口村的土改运动顺利开展起来。

王二合，是革命老根据地农民先进分子的形象代表。如果说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雄厚基础，王二合们则是中国共产党锻造出的使这个基础稳如泰山的铆钉。

小说还以明畅的笔调，描写了官渡口村贫农团没收大地主刘作谦、李福云等的土地后，广大农民在贫农团的带领下组织起来，及时进行“火热的春耕大生产运动”的场景：【“在这个地区，贫雇农组织起来合伙生产，还是一件新事物……前头一杆大红旗，大字写着'官渡口村贫雇农合伙互助组'几个大字。后面是背锨的、拿镐的、推车的、担担的，浩浩荡荡的生产大军，灌满了一街筒子。一个个酱色的脸上笑笑嘻嘻，扬眉吐气。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笑着、蹦着、跳着、打闹着。真是人多势众，意气风发，好不威势！……王二合看着这热气腾腾的队伍，心上由不得高兴，赶着车一出村，敞开响亮的嗓子唱着：'王二合赶大车出了官渡口啊……'他使用丹田的气力，嗓音又洪亮又圆润，再加上河北梆子那种高亢的调门，使人听了，由不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一齐鼓掌叫好。接着《我们在太行山上》开始了，《二月里好风光》开始了，此起彼落，一个接着一个，歌声嘹亮，传遍了春天的原野。……”】

这翻身农民把歌唱的场面，生动地诠释了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意义。而用作者梁斌在小说中的议论来说，就是：【“在旧社会，哪有这个年头，哪家贫农用过大骡子大马耩地？哪家贫农用大车拉着棉籽去耩地？哪家贫雇农有这么大的地场呀！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归贫雇农所有，消灭地主之为阶级，在地主的土地上解放了贫雇农，解放了生产力，这就预示：大地上的一切作物将要得到空前未有过的大面积丰收啊！”】

历史已经表明，有了这些千千万万起来革命的农民，“丰收”的岂止是“一切作物”，更是扭转中华民族命运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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