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翻身農民把歌唱的場面，生動地詮釋了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意義。而用作者梁斌在小說中的議論來說，就是： “在舊社會，哪有這個年頭，哪家貧農用過大騾子大馬耩地？哪家貧農用大車拉着棉籽去耩地？哪家貧僱農有這麼大的地場呀！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下，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歸貧僱農所有，消滅地主之爲階級，在地主的土地上解放了貧僱農，解放了生產力，這就預示：大地上的一切作物將要得到空前未有過的大面積豐收啊！” 歷史已經表明，有了這些千千萬萬起來革命的農民，“豐收”的豈止是“一切作物”，更是扭轉中華民族命運的新中國。

【本文爲作者桃花舍主人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長篇小說《翻身記事》，梁斌著，人民文學出版社西元1978年1月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西元2010年6月再版。

這部小說講述解放戰爭初期，在華北平原，我冀中根據地官渡口村農民在土改工作隊和村黨支部領導下，醞釀、準備、發起土地改革運動的故事。

小說的歷史背景和描寫地域，與同一題材的另一部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基本一樣的：都是在華北平原，都是中國共產黨抗戰八年創建的革命根據地，都是發生在國民黨反動政權發動反人民全面內戰的初期。略有不同的是，這部小說所寫的官渡口村處於冀中根據地，它在抗日戰爭中所經歷的鬥爭更加艱苦而壯偉，爲國家利益和人類正義付出巨大犧牲的根據地人民，更迫切盼望推翻舊的農村剝削制度體系、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天下。

從小說中可以看到，在抗戰中，官渡口村建立了村級抗日政權，實行了減租減息、合理負擔、統累稅（當時晉察冀根據地實行的統一累進稅）等農村經濟制度改革，“使貧僱農們有飯喫，有衣穿，有了抗日的自由”。當時爲了團結、動員、集中一切力量抗擊日寇，對地主階級的多數剝削權利沒有觸及，但在各類宣傳中已明確指出了，少數人佔有大多數土地、獲得大多數土地收穫這種農村經濟狀況的剝削性和不正當性，抗戰勝利後要實行“耕者有其田”。官渡口村的人們，不論是什麼階層——貧僱農、中農、富農、地主，都多少了解共產黨的這些政策。

所以，官渡口村的貧僱農或者說窮人，除了個別買了地主賤價拋售的田畝、被地主以小恩小惠甚至女色收買的村幹部——比如村治安員劉登華、村青救會主任劉冬，以及個別好喫懶做、被地主招爲狗腿子的流氓無產者——比如二流子李保忠、劉輪子，絕大多數都擁護和積極參與土改。

地主階級，主要是大地主劉作謙、李福雲，自然早就對共產黨懷恨在心，他們在抗戰中就曾企圖依附日寇，推翻抗日政權實行的減輕窮苦農民負擔的政策，抗戰後，則通過收買個別退化變質的村幹部，挑起村幹部們的不和，試圖操控村級政權，左右土改運動的方向。由於官渡口村處於根據地的中心地帶，人民政權基礎牢固，劉作謙、李福雲等不敢公開對抗，只能暗施黑手：派狗腿子貼“矇頭帖子”攻擊堅定革命的村幹部以圖製造混亂，暗害土改隊員，偷藏、轉運財產，等等。這些伎倆終究只是螳臂擋車，廣大貧僱農一起來，他們就只能束手就範。

官渡口村土改工作的障礙，主要來自於土改工作隊副隊長李蔚。這人“富農家庭出身，三八年參加工作，入了黨。可是大掃蕩一來，他放下手槍扭頭就回家了。大掃蕩過去，四三年他又鑽出來當了小學教員。工作中他擰着脖子向'左'裏撇，卻對舅舅的走私作了包庇”。他爲此受到過處分。參加官渡口村土改工作隊後，他先是堅持說原來的村幹部是“新興黑暗勢力”，要“祕密進村”，“甩開”村幹部（實際上主要針對村黨支部書記王二合），以後又認爲應該把村裏所有的地主、富農、中農一視同仁全部打倒。他趁工作隊長周大鐘回縣開會，擅自召開全村羣衆大會，“號召人們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也沒說清哪些人可以申冤報仇，也沒講清楚怎樣消滅地主，說消滅地主的時候，把富農和中農也帶上了，會還沒開完，人們就揪打起來：也有打地主的，也有打富農的，也有打中農的，地主富農中農當然要還擊，於是人仰馬翻，亂作一團。一看這架勢，有些人就害怕起來，別有用心的人就給王二合、李固大嫂、周大鐘貼了矇頭帖子，打擊貧僱農的革命情緒。”

這個李蔚的行爲邏輯，按小說中的揭示是想用過“左”的做法博取某個上級的青睞，以獲得提拔，但歷史地來看，他這類人是混入革命大潮的投機分子，在革命內部起破壞作用——新中國成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走極端的是這類人，“歷史轉折”之後“大轉彎向右”的也是這類人。

小說着重刻畫了土改工作隊隊長周大鐘和官渡口村黨支部書記王二合這兩個人物，他們既是基層幹部的代表，也是貧苦農民的象徵。

土改工作隊隊長周大鐘是縣大隊大隊長，他“是僱工出身”，“青年時期就參加了窮人會，入了黨，搶過地主的棉花，'七七'事變以後，是第一批扛起槍來的游擊隊員”。他外號叫周鐵頭，“反掃蕩裏，有多少人垮下去了”，他“硬是指揮着部隊堅持過來，保全了中隊沒有犧牲”。他是“一個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識二升”，但經過黨的培養、多年艱苦鬥爭的磨鍊，已成爲一個思想堅定、經驗豐富、有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幹部。

他沒有土改工作的經驗，但堅定地按中央的土改政策，依據官渡口村的實際情況開展土改工作。他認爲“神祕化的做法會使工作隊失去廣大貧僱農的支持，不能在真正的貧僱農裏紮下根，相反會把土改隊從廣大貧僱農裏孤立起來”，他要求工作隊員通過走訪調查，瞭解村幹部的好壞，依靠革命意志堅定的好乾部去發動羣衆。他與王二合抗戰前一起在地主家扛活，後來一起參加農會、同時入黨，很瞭解王，“隔着皮兒看見他瓤兒”，但仍然找老貧農柏老槐等去徵求對王二合的看法。在他的正確領導下，官渡口村黨支部團結、發動廣大貧僱農，“掀起土改運動的高潮”。

官渡口村黨支部書記王二合是個革命意志極爲堅定的農村基層幹部。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他“堅持了好幾個月，沒離開這個村，沒放棄這個村的領導，這村的工作也沒垮了。”他常說：“我長短不能和日本鬼子活在一個天地底下，我就是這個脾氣！”

王二合曾有過驚天動地的壯舉：日寇大掃蕩期間，八路軍轉移到外線作戰，區縣武裝被破壞，日寇在官渡口村建了崗樓。村裏地主富農成立了“維持會”，企圖開會醞釀推翻抗日政權規定的“統一累進稅”，實行原來的地租剝削。王二合聽到消息，不懼危險，和村長劉老迫一起闖進會場，抓起爲首的地主李福雲，橫着高高舉起，大喝道：“我是官渡口村共產黨的支部書記！官渡口村的政權是抗日政權！有敢說推翻統累稅的，他就要和李福雲走一條道兒！”說完，用足力氣把李福雲往牆角里一摔，隨即掏槍在手，劉老迫舉起劈柴的斧子，怒氣衝衝走出去！王二合的豪氣鎮住了地主富農，使他們不敢再成立維持會，不敢推翻統累稅，穩住了官渡口村抗日階級階層的聯合專政，地主階級再不敢吭聲。

抗戰勝利後，王二合保持革命意志，在村支委會上嚴格批評王振山、劉登華、劉冬等意志退步、甚至蛻化變質的黨員，“叫黨員、幹部們警惕抵制階級敵人的腐蝕”。他因此遭到嫉恨和污衊。但廣大貧僱農支持他，在土改開始後的貧僱農大會上，選舉他爲村土改機構“貧農團”的主席。他團結貧農團成員，整頓村民兵組織，教育思想落後的農民，並在地主階級指使狗腿子打傷工作隊員之時，和工作隊隊長周大鐘一起當機立斷決定拘捕大地主劉作謙、李福雲等，一舉激發了貧苦農民的積極性，打垮了地主階級的氣焰，使官渡口村的土改運動順利開展起來。

王二合，是革命老根據地農民先進分子的形象代表。如果說廣大農民是中國革命的雄厚基礎，王二合們則是中國共產黨鍛造出的使這個基礎穩如泰山的鉚釘。

小說還以明暢的筆調，描寫了官渡口村貧農團沒收大地主劉作謙、李福雲等的土地後，廣大農民在貧農團的帶領下組織起來，及時進行“火熱的春耕大生產運動”的場景：【“在這個地區，貧僱農組織起來合夥生產，還是一件新事物……前頭一杆大紅旗，大字寫着'官渡口村貧僱農合夥互助組'幾個大字。後面是背鍁的、拿鎬的、推車的、擔擔的，浩浩蕩蕩的生產大軍，灌滿了一街筒子。一個個醬色的臉上笑笑嘻嘻，揚眉吐氣。你一言，我一語，說着、笑着、蹦着、跳着、打鬧着。真是人多勢衆，意氣風發，好不威勢！……王二合看着這熱氣騰騰的隊伍，心上由不得高興，趕着車一出村，敞開響亮的嗓子唱着：'王二合趕大車出了官渡口啊……'他使用丹田的氣力，嗓音又洪亮又圓潤，再加上河北梆子那種高亢的調門，使人聽了，由不得精神振奮，鬥志昂揚，一齊鼓掌叫好。接着《我們在太行山上》開始了，《二月裏好風光》開始了，此起彼落，一個接着一個，歌聲嘹亮，傳遍了春天的原野。……”】

這翻身農民把歌唱的場面，生動地詮釋了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意義。而用作者梁斌在小說中的議論來說，就是：【“在舊社會，哪有這個年頭，哪家貧農用過大騾子大馬耩地？哪家貧農用大車拉着棉籽去耩地？哪家貧僱農有這麼大的地場呀！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下，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歸貧僱農所有，消滅地主之爲階級，在地主的土地上解放了貧僱農，解放了生產力，這就預示：大地上的一切作物將要得到空前未有過的大面積豐收啊！”】

歷史已經表明，有了這些千千萬萬起來革命的農民，“豐收”的豈止是“一切作物”，更是扭轉中華民族命運的新中國。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