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到漢文字乃“天象所垂，河洛所吐”，到魏晉時期要求筆畫橫如“千里陣雲”、點如“高峯墜石”、豎如“萬歲枯藤”，書家無不充滿對“雄渾”審美的鐘情與推崇。“雄渾”作爲審美範疇走進書法藝術，得益於民族傳統心理對藝術的輻射、引領和干預，因爲任何一種審美思潮都會打上民族心理的深深烙印。

民族懼悚心理，奠定“雄渾”審美形成基礎

面對電閃雷鳴、洪水猛獸、疫情疾苦等極端力量，先民心存懼悚與驚恐，這種心理從遙遠得渺茫難測的洪荒時代就已產生。但從製作“第一把石刀”“第一個陶器”“第一個圖騰”，人類就已開始排解、抗衡這種極端的異己力量。當人們無法抵擋、匹敵之時，便產生尊重恐怖與怪異的行爲，企圖以恐怖來反擊恐怖，祈求自身平安康寧，這正是早期藝術中多出現醜惡兇殘形象的主要原因。西安半坡村新石器中期仰韶遺址出土的魚陶器上，魚造型圓目、巨口、露齒、揚鰭，面目可憎;先秦青銅器上的饕餮形象，個個猙獰粗獷，強悍醜陋;其他藝術如舞蹈、詩歌等，不乏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的負面形象。以難言的粗野力量、神祕的猙獰形象來喚發震憾，來克服懼悚心理，正是“雄渾”審美誕生的前奏。

基於這一民族心理和藝術淵源，早期書法瀰漫着狂飆式的雄渾之風。諸如北魏碑刻，人們儘管評之“亂頭粗服”“家雞野雉”“草裏驚蛇”，但又無不讚嘆其強勁霸悍、剛烈渾厚的雄渾內質，正如清葉昌熾評北魏《鞠彥雲》《吳高黎》兩墓誌時說：“寥寥短碣，森如利劍，可割犀象。”就是在南方古吳中一帶，也有如《天發神讖碑》(亦稱《天璽紀功碑》)等碑刻，其書體怪異莫明，張牙舞爪，南宋姜夔謂爲“符書”，清郭宗昌譏爲“牛鬼蛇神”，但這神祕形貌又透出無法讓人抗拒的雄渾之氣，森森然如武庫之戈戟，凌然角銳而令人不可侵犯，清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對此一語中的：“予觀其書，方折盤旋以隸筆而行篆體，戈長劍利中實乃弓燥手柔。”

民族征服心理，充實“雄渾”審美主體內容

先民在感受自然威力也在享受自然壯麗、生命美好，爲佔有並享受這種壯麗美好，開始產生征服自然的強烈慾望。回溯上古神話世界，篇篇充滿征服自然的豪邁與超越，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補天、后羿彎弓射日、精衛含木填海，可以說，“征服”心理在上古年代已經成爲民族的審美氣質，原始的血性、強悍始終亢陽鼓盪、血脈僨張。

藝術審美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的感性需要和心裏體驗，一定程度上追逐着人們的心理而獲得自身的豐富和發展，包括自我意識、生活情趣、價值觀念等等，構成藝術審美的本質內容。所以，與其說心理體驗助推藝術審美，還不如說藝術審美來源於心理體驗，當然這裏並不否定藝術審美還來源於世界客觀規律、社會普遍認知、傳統思維習慣、時代發展際遇等。而這裏強調的是，民族征服心理引導着人們追求空間高遠、追求力量強勁、追求氣勢磅礴，這確實是“雄渾”審美的形成而且構成其主旋律的重要動因。唐司空圖《詩品二十四則·雄渾》所說“大用外腓，真體內充。反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既是對“雄渾”審美概念的概括，也是對民族征服心理表象的最好闡釋。

“雄渾”一旦佔據藝術審美的高位，必然有力促進書法藝術的嬗變與演進。漢代書法與前代相比，特別注重“力”和“勢”的注入，正緣於此。王充在《論衡》特別提到壯士之力與筆墨之力，提出兩者均須“扛鼎揭旗”，劉勰《文心雕龍》在“風骨”中極力推崇筆墨之力，認爲藝術應該如鷹隼展翅、翰飛戾天那樣“骨勁氣猛”。同時“勢”也擺上書法追求日程，書家開始對筆勢、體勢提出多種要求，如漢蔡邕《九勢》就強調“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以此說明書法並不是筆畫線條簡單拼湊，而是有着“雄渾”審美的那種一氣貫通、淋漓盡致。

民族內省心理，完善“雄渾”審美框架體系

在同自然抗爭與征服過程中，先民學會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實現天人合一、同生共榮，《周易》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將自然與人完全等同化、一體化。作爲主體的人自身也是一個小宇宙、小自然，也必須不斷改造、調適、充盈，這就形成了民族特有的內省心理。《論語》中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晉傅玄《傅子》中說：“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亂義也。”而內省的目的，是培養浩然正氣，走向純潔崇高。是富貴不能淫，而不是屈服於權威;是返樸歸真的曠達天放，而不是拘於物限的行止有束。這種內省出的自由逍遙、萬物同化、高潔無比的理想人格，體現在藝術審美中，高度切合“雄渾”要素與內蘊。“雄渾”審美將人格的偉大高尚納入囊中、收歸己用，作爲內涵一部分就顯得十分妥帖，名正而言順。至此，“雄渾”審美架構經過由反到正、由外到內不斷完善補益已構建完成。

事實也是如此，史上優秀書法凡冠以“雄渾”風格，其書家一定胸襟寬敞，心宅爽潔;相反，儘管有些書法出類拔萃、卓葷不凡，但因書家人品低俗、狗營苟蠅，終不爲世所認。秦刻石小篆雄渾天放爲世景仰，其背後與秦始皇雄才大略、盡兼六國的壯志密不可分，與丞相李斯精於文學、治國有術的傑出才能彼此相連。《泰山刻石》《琅琊臺刻石》 ，就尤如秦始皇、李斯等正襟危坐、肅穆莊嚴、目空一切的威嚴形象。對此，清楊守敬《學書邇言》有所總結，他認爲學書者不僅要有天分，還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還要學富，學富才能胸羅萬有，書卷之氣溢滿字裏行間。“雄渾”自覺含納人品的審美意義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