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利他主義者的人性穿透力——2018德陽志交會回眸
原標題：新利他主義者的人性穿透力——2018德陽志交會回眸
在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上海戲劇學院木偶專業的志願者，爲孩子帶來木偶劇表演。活動發起人秦峯是該校木偶專業的一名教師，從2011年起，他就帶着志願者爲這家醫院的孩子提供免費木偶表演，並提出了“木偶快樂治療”的志願服務理念。秦峯/攝
如何向死而生，這是80後青年張森每天思考的問題。張森是甘肅蘭州的一名無償捐獻遺體（器官）志願者，他至今記得，兩年前，他獲得了第20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卻意外地走入人生低谷——他組織的勸捐遺體志願者羣，一下子退出了200人，質疑隨之而來。
“有人認爲我打着無償捐獻遺體的名義，是沽名釣譽，把我罵得體無完膚。”張森一下子覺得天塌了，沒想到做志願者會遭受如此非議。這個西北小夥子拗勁一下子上來了，硬是頂住壓力，繼續默默做勸捐工作，用行動來回應。
2015年，張森成爲甘肅第28名器官（遺體）捐獻志願者。在他的影響下，2016年，有150人成爲器官（遺體）捐獻志願者。2017年，數字大幅上升，有778人加入器官（遺體）捐獻，截至2018年11月28日，又有1150人加入。
“這些不斷增長的數字讓我倍受鼓舞，這是對我們器官（遺體）捐獻志願者的肯定。”張森激動地告訴記者，在剛剛閉幕的第四屆中國青年志願服務項目大賽暨2018年志願服務德陽交流會（以下簡稱2018德陽志交會）上，他和團隊的項目獲得了金獎。
志願者工作，考驗着人性，也折射出人性之光。在2018德陽志交會現場，有許多像張森一樣的志願者。他們爲社會免費提供志願服務，有時還要承受着別人的誤解、質疑和嘲諷，但是隨着越來越多的志願項目“拔地而起”，對於他們的認識，人們也從不解到贊同、從觀望轉而參與。
我們不妨把這羣志願者稱之爲“新利他主義者”——他們以社會利益爲導向，供給社會服務。與以前不同的是，志願服務不再是簡單地做好人好事，而是正在轉向優質而精細的專業服務，從更多的滿腔熱情參與到如今在熱情之外，越來越多地用專業理性推動項目發展。
不僅是超越生與死
痛徹心扉，是張森做志願者的直接動力。2013年，張森的父親因重病住院治療，爲了籌集醫藥費，他們只好賣掉家裏的老房子，還去銀行貸了款。錢籌到了，可是找不到救命的腎源，只能看着父親的生命一點點消逝。張森當時暗下決心，要登記捐獻器官，希望有一天能挽救別人。
母親第一個跳出來反對張森的捐獻行爲：“你爸爸都去世了，你還要捐獻，讓我活不活？”
“我花了兩年時間說服我的母親，告訴她我不是現在捐獻，而是百年之後可以救人。”張森介紹，我國無償捐獻遺體（器官）有一個要求，必須要徵求父母、愛人和成年子女中的兩方同意。
在張森的說服下，一家老少7人全部加入遺體（器官）捐獻志願者，成爲全國首個一家人全部登記捐獻遺體（器官）的家庭。11月22日，張森一家專程到照相館拍了張“全家福”，將這一重要時刻永久定格。
如今，當初退羣的200人中，有三分之一又重新加上他的微信。對這些人當初的行爲他沒有埋怨，經歷的坎坷反而讓他很通達：“讓更多的人知道，當生命臨終時，還能挽救別人，這是器官、生命和愛的延續。”
不知死，焉知生。面對死亡，讓青年志願者有了超越生死的豁達，這是一種新的自由境界，也讓這羣新利他主義者們擁有別樣的人生體驗。
在長安大學的學生孫英晉看來，面對生死，志願者並非總是充滿悲情。“我們學校累計有27人成功捐獻造血幹細胞。”他和同學通過希望陣營社團，向全校同學普及相關知識，去年有1000多名同學報名參與捐獻造血幹細胞，今年也有500多人。
很多人認爲捐獻造血幹細胞就要抽骨髓，對身體有傷害，這是孫英晉做解釋最多的：“把血液中的造血幹細胞過濾出來，對健康沒有影響。”
相比於以往的志願活動，他們在進行廣泛宣傳之外，更注重對捐獻志願者人性的關懷，如果有配對成功志願者進行捐獻，他們就會派同學全程陪護，同時還會幫助申請榮譽，事後還會邀請這些志願者向同學宣講捐獻過程，用激勵的方式，把人性的善激發出來。
如今，這個項目已經走過了15年。在孫英晉看來，超越生死之外，更要講求對捐獻志願者的人本關懷，讓志願文化的內涵更加豐富，同時也可以讓項目可持續發展。
對於志願者來說，自身有超越生死的淡定態度固然彌足珍貴，但要消解行善路上的誤解、偏狹等種種客觀障礙，還要有隨機應變的通達，這是更高層面的超越。
在2018德陽志交會現場，記者遇到了來自杭州浙醫二院的志願服務團隊。22年前，他們成立了全國首家“汽車眼科醫院”，派出眼科醫生青年骨幹作爲志願者，幫助貧困地區的羣衆免費做白內障手術。
有一次，他們來到西部某縣，發現白內障的患者比之前普查時突然少了，志願者們瞭解到，原來這是合作單位的一名醫生玩了貓兒膩，他擔心自己的病人流失，竟然沒有通知患者來做免費手術。這讓志願者們始料未及。但他們沒有停止工作，而是果斷尋找新的醫院合作，重新找回病人幫助恢復光明。
儘管這個例子只是個案，但卻提醒志願者們，要用更多合作的方式爲當地賦能，求得多方共贏。浙醫二院團委書記張穎說：“我們此後不僅幫助患者做白內障手術，還對當地的醫生進行培訓，爲偏遠地區建立長效白內障復明手術機制。”
“多方共贏的模式，讓當地越來越多的醫生也成爲志願者。”參加該項目的眼科醫生倪爽介紹，志願者們帶着當地的醫生一起參與手術，直接提高這些基層醫生水平。
倪爽向記者介紹了這樣一組數字：這個項目直接醫治白內障病人11436例，科普20萬人，建立一站式白內障復明中心35座，培訓醫護人員400餘名。
人性之善就在那裏，但如何激發，這是志願者項目永恆的主題，這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實現，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對此，安徽青年志願者協會的張曉曦深有感觸：“從1999年開始，安徽推出了安徽青年衛生志願者接力扶貧計劃項目，當初不少醫生爲了職稱晉升，才報名參加志願服務項目，現在這樣的情況已經很少了。”
在她看來，志願服務文化已經成爲普遍的認識，同時該項目也爲青年搭建了成長平臺。不少大醫院的青年醫生，由於缺乏基層醫院工作經驗，他們也很希望用半年左右的時間直接深入基層，爲更多患者提供點對點服務，深切地感受到自我的價值。
“我們也會給志願者解決後顧之憂，他們去基層，制度明確規定保證他們原有收入。”19年來，該項目共招募了1859名志願者，駐點395處。張曉曦認爲，要爲這些新利他主義者做好保障，不能讓做好事者“喫虧”。
深度參與社會底層治理的擔當
對於不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犯罪怎麼辦？這是社會治理中讓人頭疼的事情。“公安機關除了口頭教育，對孩子沒有什麼辦法，只能一放了之。”梁鋒發現這事讓公安機關也很無奈，缺乏有效的矯治措施，小錯釀成大悲劇，讓很多孩子長大之後走上犯罪道路。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孩子也是受害者。梁鋒是浙江瑞安黑眼睛公益發展中心的負責人，2018德陽志交會中，他的項目專注於青少年事務社工項目，獲得了金獎。
孩子犯事被派出所抓獲，警方就會通知梁鋒。一些外來的孩子，父母不在身邊，一方面黑眼睛公益扮演臨時監護人的角色，幫着維護青少年權益；另一方面梁鋒還會苦口婆心地給這些孩子進行普法，告訴他們自身的行爲有多嚴重。
“有一個雲南孩子犯事，被警方抓獲，調查發現孩子父親去世了，母親跟着別人走了。這名孩子已滿16週歲但未滿18週歲，沒有被判刑，我們把他接到黑眼睛公益的關護基地暫時生活。”梁鋒介紹，他打聽到孩子的姐姐在福建打工，輾轉聯繫到對方，還幫他對接了一份工作。
“我是家裏唯一的男人，就是頂樑柱了。”前幾天，孩子給梁鋒發來了這條微信，保證不再犯法。
梁鋒發現，以前，不少人都認爲對未成年人犯罪太包容了，要加大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打擊力度。現在，各方都開始重視這些孩子背後的家庭問題，認識到解決根源問題纔是當務之急。這個變化背後，有一個重要的指標——青少年事務社工的工作資金增加了。
“原來我們做未成年人個案幫扶，一年政府購買服務的資金只有兩三萬元，現在不同了，今年已經按照一人1萬元進行購買，給了20名孩子的矯治名額，我們可以深入幫扶和跟蹤個案。”梁鋒告訴記者，個案幫扶不僅是停留在口頭教育，還要按照孩子興趣進行職業生涯規劃，個性化幫助解決就業問題。
“在瑞安，‘團幹+社工+志工’的幫扶模式已經形成了。”梁鋒說，團組織提供社會資源，整合青企協的力量，爲孩子解決就業崗位，檢察院提供購買服務資金。
在賽場上，記者遇到不少項目聚焦底層羣體的公平問題，直接參與社會治理。
來自北京建築大學的宋師然帶來了中國失蹤兒童互助系統項目，該校測繪學院的一羣志願者，在老師的幫助下，開發了這款手機軟件。
“在北京大興，已經成功找到過一個人了。”北京建築大學團委教師劉倩告訴記者，志願者可以在愛心拍照模塊中，對遇見的疑似被拐兒童拍照並上傳至服務器，當照片上傳的一瞬間便可以與家長登記的照片進行比對，通過人臉識別匹配算法，確定疑似兒童是否爲失蹤人員。
目前，該系統實名註冊志願者已達12500餘名，已收錄全國範圍內的尋人圖文信息共計12206條，通過失蹤兒童信息數據分析，完成了中國各省市區域熱力圖。
在溫州醫科大學也有一羣志願者，他們發現社會對孤獨症孩子的家庭狀況關注並不多。項目的負責人黃開拓公佈的數據表明，孤獨症孩子父母的心理狀況不佳，有83.3%的父母有焦慮和抑鬱傾向。90%的家長表示，自己在教育孤獨症孩子的過程中走過彎路。
從2011年開始，項目開始關注當地的孤獨症孩子，一方面爲家長普及孤獨症孩子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派出志願者爲孩子提供服務。
在離溫州4000公里的新疆石河子大學，也有一羣志願者關注孤獨症孩子家庭。“我們對17名孤獨症孩子進行跟蹤，發現有一半孩子的家庭父母離異。”團隊負責人唐睿翼介紹，家庭對於這些孩子接納的狀況並不佳，如果孤獨症孩子在家生活，則至少需要一名家長進行看護，不少家庭中父親的經濟壓力很大。
6年之前，該校學生開始關注孤獨症孩子羣體。剛開始，學生們只是一起來到特殊學校陪孩子玩。後來他們發現，與孤獨症孩子相處，需要與孩子建立穩定的聯繫，還需要專業知識。他們與特殊教育學校協商，經過評估，確定點對點幫扶6名孩子。
“一名幫扶學生經過培訓後上崗，另外還有三四名同學作爲這位同學的助手，記錄孩子的成長，爲孩子制定個性化的教案，在活動的時候，還要安排專人防止孤獨症孩子發生意外。”唐睿翼認爲，服務孩子數量不在於多，而在於專業，在於找準痛點提供專業化的服務。這個服務項目獲得了2018德陽志交會金獎。
在廣東東莞的橫瀝鎮，志願者非常活躍——直接聯繫服務外來人口。橫瀝志願者協會祕書長葉裕眉介紹，當地有20萬人，其中有16萬外來人員在當地工作，這其中又有1.5萬名未成年人。
“這些孩子雖然與父母共同生活，但是最核心的需求是缺少父母陪伴。”葉裕眉調研發現，他們的父母大多都在流水線上工作，爲了賺錢，他們通常選擇加班。這些孩子無人陪伴，出現“二次留守”問題。
“這羣孩子也需要被關愛。”志願者推出了“童步成長路”兒童成長計劃，爲孩子提供季度慶生、興趣培養、自護教育等服務項目。
如何找準服務對象？這羣志願者回答“沒有捷徑”，只能一家家地跑企業。當地的團幹部帶着志願者與企業聯繫，帶着PPT給企業管理者介紹項目：志願者可以在廠區開展免費親子游戲活動，增強企業的凝聚力。
“我們站在企業角度來介紹項目，因此企業都很歡迎。”葉裕眉說，在企業的籃球場或者食堂，志願者爲孩子慶祝生日或是開展親子手工活動，目的是把更多家長吸引過來。之後，志願者向家長和孩子介紹其他項目，鼓勵孩子參加課外的興趣班，勸說父母參加親子教育。
如何與孩子、與家長建立信任關係？志願者們用笨辦法，在一家企業裏一年數次，反覆開展類似的活動，最大程度廣而告之。
“我們就是讓這羣孩子更快樂、更好地融入本地。”志願者有了足夠的知名度，只要他們發佈一項活動信息，父母就會自發帶着孩子參加活動。還有的企業，看到志願服務對企業融合的好處，還主動成立志願者團隊，與他們長期建立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這羣志願者的活力並不是憑空而來。目前，橫瀝鎮團幹部+志願者+社工，一共有12人，僅“童步成長路”項目就下設有4個板塊，每個板塊都有數十名志願者。團組織和志願者工作，每年的工作經費就有18萬元。
志願者們聚焦的服務，抵達了市場和政府力量難以有效延伸的地方。
正在發育的專業理性
妥協還是堅持，這是很多志願者做項目時繞不開的問題。
作爲一名有10多年經驗的志願者，劉青也會遇到難題。比如，本來與一所學校談好合作，但也會遇到當地的校領導不作爲——滿口答應但卻就是不行動，劉青的解決辦法是請當地政府主管部門協助解決。
“效果很好，我們項目長期在做，當地政府部門也知道我們的專業性，因此遇到推進中的問題，隨時能給我們提供幫助。”劉青的經驗是，作爲志願者一定要善於整合資源，特別是學會如何尋求相關政府部門的支持，良性互動才能長久。
不過，她還會遇到最頭疼的事——遇到作秀的志願者。她在青海囊謙縣與當地學校合作，爲老師和學生長期做衛生習慣教育、保健室配備和健康檔案跟蹤項目。有一次，她在當地做完項目返回浙江，一家企業找到她，要給項目贊助兩萬元，但要求是給當地寄一條橫幅讓學生合影。
“我拒絕了！不能讓孩子表演感恩，這樣的做法太浮誇了。”劉青直言，雖然做志願項目很缺錢，拒絕了也會得罪人，但她選擇堅持。如果做項目的過程中順帶合影，可以理解，專門讓孩子作秀表演，她不能接受。
劉青發現，一些企業和個人做志願服務存在“怪現象”。比如有的助學項目，給貧困地區孩子發錢，在大會上一一念名字，然後讓孩子上臺領錢，甚至還要面對鏡頭拍照，作爲企業對外的宣傳資料。無形之中，孩子受到隱形傷害，劉青對此很是反感。
劉青認爲，公益是一個很理性的事情，在做志願服務的過程中，很容易好心辦了壞事。過度的熱情和激情，反而很容易讓志願者陷入自得其樂，忽略服務對象的感受。志願者的服務應該注重結果導向，雙方都應該得到快樂。
劉青的感受是對原則的堅持，特別是背後有更多理性價值的支撐，才能讓志願服務變得更加純粹。
作爲一名資深的80後志願者，最讓胡劍峯感到不知所措的是，他第一次來到江西省希望工程陽光成長中心看望這裏的孤兒時，感受到一種超越年齡的“成熟”——“太可怕了！這些孩子知道如何‘應付’大人了，這不符合孩子的天性”。
“這並不是孩子的錯”。胡劍峯說，每年這裏的孩子要收到很多個書包，他們也知道不少好心人只來一次，對這樣的來去匆匆的愛，他們已經感受到一種負擔，但卻又無法拒絕，難免在感激之情背後，產生一絲無奈。問題的根源在於這些活動並沒有與孩子建立真正走心的長期聯繫。
胡劍峯對志願者活動非常敏感，作爲上海建工集團江西建設有限公司黨總支副書記的他，決定要做點兒實事。
志願活動也要符合孩子的天性，胡劍峯從建立信任關係開始。他在公司內部篩選一批青年志願者，與36名孩子一對一地結對，一把鑰匙打開一把鎖——爲不同的孩子訂製不同的需求。
有的孩子甚至希望有人批評——實在太缺愛了，希望得到更多關注。“家的感覺，這是孩子最大的需求。”胡劍峯一語道破，如果孩子做得不對，他們允許志願者用合適語言批評，同時允許孩子批評志願者，讓孩子感受到雙方是平等的。
志願者們嘗試放棄一些習以爲常的通常做法。比如，春節前到成長中心看孩子，堅決不讓孩子爲他們表演節目，而是由志願者給30多名孩子表演節目。當然，在節目中間，志願者邀請孩子一起參與做遊戲，讓孩子心靈觸摸到濃濃愛意。
志願者還發現，這羣孩子是孤兒，從來沒收到過紅包。“我們給孩子發紅包，一人200元，志願者掏100元，公司承擔100元。”胡劍峯介紹，志願者的工作並沒有止步於此，之後還要與孩子一對一地教他們如何把錢花好，比錢更重要的是，讓孩子接收到被關注的信息。
當胡劍峯和志願者再來到這裏時，孩子們都會拉着各自的叔叔阿姨一起喫飯聊天。“小朋友還會撒嬌，甚至還會偷偷地向志願者打小報告。”胡劍峯鬆了一口氣，這羣孩子變成了孩子應該有的樣子，志願服務也抵達到孩子內心深處。
胡劍峯還提出了“補齊式”的志願服務理念。該中心7名教師，收入不高，但工作量不小。他所在的公司，將連續3年向該中心員工按每人每月200元標準執行發放補助金，另增加一年三節（春節、端午、中秋）福利，按照每人每個節日300元標準執行。
就是這個志願服務團隊項目，在2018德陽志交會獲得了金獎。“把志願者的服務與孩子的成長同步起來，一定要從僅憑熱情轉變爲理性服務。”這是胡劍峯一直堅持的觀點。
更多的專業理性如何生成？來源亦無他，唯在堅持探索。秦峯是上海戲劇學院木偶專業的一名教師，2011年以來，他帶着學生來到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爲孩子們表演作爲非遺的木偶劇，發現可以讓病痛中的孩子快樂起來。
他們來到病房看到，一些孩子由於長期接受透析治療，臉部已經浮腫，孩子們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在病牀上發呆，非常閉塞，性格也很內向，不少孩子不願意見人。不過，他們對木偶很感興趣，看着看着入迷了，臉上露出了笑容。
“我們給孩子帶去了快樂，編排了一些劇目，比如說豬八戒是如何看病，用木偶劇的方式告訴他們要勇敢。”秦峯說，有時候孩子一邊看劇，旁邊的護士在另一邊給孩子打針，孩子注意力轉移，顧不上哭了。
學生們給醫院幫忙不添亂，時間長了，他們與醫院達成了默契，秦峯常常帶着20多名同學，一來到醫院就散開表演。最後，秦峯把木偶專業的畢業演出，也搬到了這家醫院進行。
“同學們給孩子們表演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體會到木偶劇的力量與厚重。同學們不是憑藉一腔熱情在表演，已經形成了一種長效機制，表演的背後有理性人文關懷作爲支撐。”秦峯說。
在德陽志交會的賽場上，類似小而美的項目有很多。比如，從香港返回老家普及高雅音樂的80後董博是鄭州愛樂輕音樂團的團長，他帶着樂團走進福利院，讓孤兒、殘障兒童也能聽到交響樂，每年演出5場，每場惠及300人以上。
志願理性的形成，當然也需要培訓的加速。在四川師範大學，研究生支教團已經持續了16年。該校團委老師包浩民告訴記者，學校成立首家研究生支教團培訓基地，在學生支教之前，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專門培訓，有效提高了志願者的課堂教學技巧，切實提高了支教能力。
穿越國界的人性
有一次，中鐵四局電氣化公司安哥拉分公司的員工，乘坐大巴車外出開展志願服務活動時，遭到當地不明武裝人員盤查。當時，志願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兒，氣氛非常緊張，當地槍支氾濫，遭遇類似的攔截意味着比噩夢更可怕。
隨車的當地警察，打開車窗，用當地語言與對方溝通：“這是中國的志願者，他們外出做好事。”武裝人員擺了擺手，示意大巴車通過，最終有驚無險。在2018德陽志交會現場，記者遇到了中鐵四局電氣化公司員工牛慧，說起當時志願者的遭遇仍心有餘悸。
“這說明志願文化是跨國界的，人性是相同的。”牛慧感慨說，“我們在當地的志願活動有口碑，受到當地人的認可。”
如今，我國的志願服務已經從國內走向國外，中國的志願文化展現出穿透國界的魅力，直抵人心。
該公司在埃塞俄比亞也有項目，在工作區域內，有一面牆，上面有許多釘子，中方員工把一些仍有使用價值的生活物品，比如衣服就掛在牆上，當地的員工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取走。外籍員工爲了表示感謝，把當地的小喫掛在牆上，留給中方員工品嚐。
“這是一種有尊嚴而又溫暖的傳遞，外籍員工也懂得感恩。”牛慧介紹，中方的員工長期駐外工作，難免情緒波動。他們也希望通過志願活動，融入當地的生活，讓業餘生活更豐富。
關鍵時刻，中國的志願者能起到重要作用，展現人性之美。2016年，安哥拉黃熱病流行，多名中國同胞感染黃熱病死亡。我國向當地派出防疫工作組，中鐵四局安哥拉醫院作爲當地最大華人醫院，承擔起疫苗接種工作。該企業派出的志願者，不顧危險，在現場做現場翻譯和引導員，協助做好登記接種工作。
牛慧說：“我們的志願服務都是免費的，也不會附帶任何訴求。”
與國內有所不同，在國外，中資企業員工做志願服務活動時，爲了尊重當地文化，一般不穿紅色志願者馬甲，這羣身處異國他鄉的新利他主義者在尊重不同文明的前提下，讓志願服務更有效率、更接地氣，使志願文化更透着人性。
中國電建海外志願者協會副祕書長王哲說：“中國的企業走出去，不融入當地社會是不行的。”
長期以來，中資企業在海外經營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可是因爲較多的中資企業做的主要是現匯項目，工程乾得很不錯，可是建完就走了。“開疆擴土”“建完就走”的“遊牧”方式很容易被打上負面標籤。
隨着中國項目融資結構發生變化，不僅要在當地建設項目，還要在當地投資和運營。王哲觀察，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企業遇到了成長的煩惱——對外缺少國際溝通的能力，一些中資企業與當地溝通的方式還是停留在花錢解決問題。王哲坦言，這種方式未必可持續，容易讓當地人覺得中國人高高在上，花錢解決問題，得不到尊重，還會惹來後續麻煩。而一些國外大公司把志願活動看作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部分，往往取得了比較不錯的效果，這是值得中國企業關注的新趨勢。
他關注到了“全球企業公民”的概念，意味着企業從被動、偶發的履行行爲變成了主動編織利益相關方合作網絡，追求共贏和可持續發展，這是中資企業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客觀要求。相對於西方跨國企業在海外的實踐，中資企業的“全球企業公民”的意識還存在低端化、碎片化和分散化的問題。
不過，這樣的情況正在改變。他舉例，弗雷德是一名科特迪瓦青年，他有留學中國的經歷。畢業之後，他應聘成爲中國電建的一名正式員工，被公司派駐到科特迪瓦工作。他與中國員工一道參與志願服務工作——給當地青年普及工程知識。他的表弟聽說後，也跟着一起做志願者，最後還成爲中國電建的一員。
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中國電建員工發現當地一家博物館中國遊客很多，但是沒有中文導遊。他們找到博物館溝通，對方非常感興趣，約定中國電建週末派志願者在這裏提供免費講解服務。
“志願者很認真，根據旅遊淡旺季，排了非常細緻的值班表。”王哲說，一位香港遊客聽完志願者的講解後連聲感嘆，“祖國強大了，強大了！感到非常自豪。”
可是，也有中國遊客問他們，是不是國企駐外很閒呀？王哲笑着說，事實上，志願者平時的工作非常忙，他們是放棄自己的休息時間來做志願者。
中國電建的海外志願者，行動能力很強，表現出了中國志願者的專業化能力。今年夏天，中國遊客的遊船在泰國普吉島發生沉船事故，中國電建亞太區域總部立即啓動突發事件應急程序，中國電建派出多名志願者，其中有6人組成翻譯小組。
“中國電建志願者在泰國還參與例行新聞發佈會現場的中泰翻譯。”王哲介紹，志願服務不僅完成了任務，還給企業帶來了溢出效應——得到當地政府和民間機構的高度評價。目前，中國電建結合自身專長，推出了“科技電量生活”“綠色擁抱未來”和“愛心溫暖世界”三項品牌行動。
事實讓我們相信，中國的這羣正在成長壯大的新利他主義者，有能力應對各種挑戰，引領新時代的中國志願服務事業不斷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