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從暴發到蔓延，影響範圍遍及全球，這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便捷、豐富的當代社會，其內在風險日漸主體化、全球化。近期，杭州市推出了“杭州健康碼”，這一舉措在國家層面上獲得推廣。值得探究的是，“杭州健康碼”的創新價值在於到底有着怎樣具體的體現和示範意義。

　　一、公共風險的國家治理

　　當代社會，全球化的增強使得公共風險一旦湧動，大衆就不僅僅是風險的承受者，也有可能成爲風險的傳播者。從風險治理的角度來看，國家範圍內的公共風險本質是國家系統內不確定的破壞性出現自我超載。不確定的破壞性一旦自我超載，風險治理需要面對一個高度連帶、高度不確定的公共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下，誰能擔綱風險治理的重任呢？以利潤、增長爲動力和邏輯起點的經濟系統雖然擁有大量可以參與到風險治理的資源，但其自身缺乏足夠的公共性和規範性，難以成爲風險治理的主導力量；社會系統主要是從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那裏獲得投入，用以購買能夠滿足集體需要的商品和服務、法律行爲和管理行爲，因而，也不具有全面參與公共風險治理的確定性和規範性，無法成爲公共風險治理的擔綱者。追求公共性、確定性、規範性的政治系統，通過公共性、規範性的政策和舉措的輸入，抵銷、化解公共風險破壞性的自我超載，能夠及時爲國家大系統提供確定性。國家治理與風險治理的社會需求存在適恰的回應性，因此，一旦重大公共風險發生，擁有大量資源的國家治理就成爲風險治理的必然選擇。

　　公共風險，離不開國家的統籌治理。國家統籌治理能在非常時期快速供給有效的治理服務，滿足風險治理的社會需求。雖然，國家統籌治理可能引發的威權體制和有效治理之間存在結構性風險，但通過國家統籌治理，可以實現主體統籌、資源統籌、舉措統籌，最大限度保障公共風險治理資源的供給和投入，最大限制消除不穩定和風險因素，爲公共風險治理提供規範性、確定性、制度性的動力和保障。

　　新冠病毒傳染力強，可以通過飛沫、接觸、氣溶膠等方式傳染，而且傳染速度很快。攜帶病毒的個體，一旦進入到社會公共空間，危害極大。2020年1月20日，鍾南山院士公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具有“人傳人”的風險後，全國上下，政府、市場主體、社會主體、社區、公衆先後以各種方式投入到防疫抗疫工作中，在國家有力統籌下，短時間內全國上下一盤棋，紛紛啓動了檢測、管控、緩解、救治等一系列舉措，比如加快核酸檢測、強制隔離、社區網格化治理、建設方艙醫院、患者分類集中收治等等。國家統籌治理有助於在較短的時間內牢牢“鎖死”風險，降低病毒在公共空間的傳播，減少公衆病毒感染。當代社會，只有國家統籌，纔有這樣應對大範圍高度複雜風險所需的治理能力，也只有實行國家統籌才能持續、穩定、協同保障治理資源的供給，爲廣大公衆快速提供較爲公平、穩定、充分的公共風險治理服務。

　　二、公共風險的地方治理創新

　　從風險治理的實踐來看，風險治理本質是治理資源整合的實踐活動，是制定實施風險治理政策、推行治理制度、協調治理組織、組織治理人力、動員投入治理物質、整合優化治理信息等多種行動的過程。由於治理資源存在着主體、結構、空間、時間上的層級化、差異化和多樣性，因而，不同層級、不同時空下治理主體其組織、實施治理資源的治理權限、能力存在層級差異和地方差異。因此，在國家治理框架下，地方治理實踐往往需要因地制宜，進行必要的實踐創新。

　　2020年2月中旬，隨着我國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推進，春節後人員“三返”迫在眉睫。如何統籌抓好防疫和復工，杭州地方治理充分發揮數據富礦的優勢，結合新冠肺炎感染人員的數據庫和新冠肺炎感染算法，對當時已經推行社區網格化治理的舉措作出了及時調整，推出“杭州健康碼”，實施數字化分類動態管理：顯示綠碼者，市內亮碼通行，進出杭州掃碼通行；顯示紅碼者，要實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離，在連續申報健康打卡14天正常後，將轉爲綠碼；顯示黃碼者，要進行7天以內的集中或居家隔離，在連續申報健康打卡不超過7天正常後，將轉爲綠碼。“杭州健康碼”是國家治理框架下一項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亮點，這一舉措極大地提升了公共風險地方治理效能。

　　首先，“杭州健康碼”在信息統籌方面具有創新性。信息成本是任何社會治理必須考慮的問題。政府推進統籌治理，在追求治理舉措精準到公衆個人時，其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信息成本。一個是信息的採集成本，面對杭州市常住人口的龐大數量，如果由政府直接對公衆實施信息採集，那麼，時間成本無疑是巨大的；另一個是信息的權衡成本，如果由政府直接投入行政力量來實施，無疑，這將極其耗費而低效。幸運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中國一直致力於推動經濟的轉型升級，一直致力於推動“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的建設。其中，杭州“電商之都”“數據之都”“雲計算之都”建設風起雲湧，“數字杭州”全面推動，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疊加，使網絡成爲公衆日常生活的第二公共空間，這決定了目前社會信息分佈、信息流通的特點：在這一空間中，信息不斷記錄、不斷疊加，人人都在網絡世界留下無數個人化的數字信息；地方政府、市場主體、社會組織掌控着極爲豐富的數字化信息。藉助阿里巴巴、微信兩大數字平臺，“杭州健康碼”能迅速推進分類化、動態化、精準化治理。通過數字平臺的雲計算，“杭州健康碼”能從網絡空間挖掘、採集公衆方位、活動、生產、消費、娛樂、社會關係等諸多數字化信息。在此基礎上，“杭州健康碼”進一步整合全國病毒感染人員數據庫。從1月20日到2月11日二十二天的防疫實踐和醫學專家漸進研究，基本掌握了新冠病毒感染風險的算法規律，建立起感染人羣活動軌跡、分佈數據庫。正是依託於基礎信息，“杭州健康碼”才能夠實現對公衆出行進行實時評估、動態評估、分類管理。通過風險評估，對公衆精準實施強制隔離、居家隔離、掃碼通行分類動態化管控。“杭州健康碼”解決了政府在信息採集、信息識別方面的不足，節約了大量的治理成本，提高了治理效能。

　　其次，“杭州健康碼”在治理體系方面具有創新性。“杭州健康碼”的推出和實施，是政府、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和公衆多元力量協同的努力。“杭州健康碼”的推出，是政府政策主導的產物。非常時期，公衆方位、活動、生產、消費、娛樂、社會關係等諸多數字化信息在網絡空間被挖掘、採集用於疫情防控風險評估，這主要來自國家層面的鼓勵。在國家層面的鼓勵下，市場主體快速搭建起“杭州健康碼”技術平臺和風險評估的基本算法，沒有市場主體的參與和貢獻，“杭州健康碼”難以落地。而且，從數字化信息持有情況來看，市場主體對公衆方位、活動、生產、消費、娛樂、社會關係等諸多數字化信息的持有量也是巨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杭州健康碼”落地後，在其具體的宣傳和執行中，社區起到了極大作用。此外，“杭州健康碼”的實施，也依賴於公衆的支持和參與。非常時期，公衆支持“杭州健康碼”對個人信息的採集和運用，特別是個人在網絡空間的數字化信息，並如實參與了個人信息申報，這是“杭州健康碼”得以推行的重要助力。“杭州健康碼”作爲治理舉措，其推動、落地與實施，是政府力量、市場力量、社會力量、個人力量以其各自的優勢泊入公共風險治理實踐的集成。從“杭州健康碼”醞釀、推出、執行整個治理過程來看，體現了地方政府整合、統籌風險的治理能力。面對疫情防控、復工復產極爲緊迫的形勢，地方政府、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公衆協同參與整體治理過程，在政府主導下，通過多元合作，杭州地方治理實事求是、統籌優化、協同創新，推出了極具推廣價值的治理舉措。

　　“杭州健康碼”的推出展現了當代國家治理髮展動向的一個鮮明特徵。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核心指向國家治理效能建設，這一指向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內在動能，極速地驅動着信息化、數字化等諸多新興技術創新嵌入到國家治理實踐，嵌入到地方治理實踐。國家治理這一發展動向，將控制新興技術的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和公衆帶入到公共治理。在政府主導下，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和公衆以其各自優勢資源協同參與公共風險治理。

　　在當代社會，治理已經不是一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綜合的、協調的、持續的服務過程，既可能涉及公共部門，也可能涉及市場主體、社會組織或者公衆個人，治理是一個多元協調統籌的持續過程。“杭州健康碼”的推出，進一步豐富了公衆理解當代國家治理的實踐形式，“碼”上見效爲抓防控、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載體支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環境導因社會風險及其精準化治理研究”（19BSH02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王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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