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據新華社報道，今年2月28日、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先後召開會議，決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並決定成立文件起草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文件起草工作。新京報記者從人民出版社獲悉，學習領會全會精神的官方權威輔導材料——《輔導讀本》（簡稱《讀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原標題：這本書，收錄13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近30位省部級文章

官方權威解讀。

11月5日，在十九屆四中全會閉幕5天后，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全文發佈。

新京報記者從人民出版社獲悉，學習領會全會精神的官方權威輔導材料——《<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簡稱《讀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對“政事兒”表示，《讀本》由十九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組織編寫，作者陣容非常強大。四中全會《讀本》除了收錄已經發布的全會《決定》和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說明外，還收錄了13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近30位省部級領導幹部和有關專家撰寫的解讀文章。

習近平、王滬寧、韓正等57人組成編寫組

根據慣例，每次黨的中央全會結束後，人民出版社都會出版一本收錄領導人署名文章的學習輔導讀物；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則會出版發行一本問答版輔導材料。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2月28日、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先後召開會議，決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並決定成立文件起草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文件起草工作。全會文件起草組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組長。

“此次全會聚焦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第一次系統梳理出包括13方面制度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凝練概括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13方面優勢，議題十分重大。”張振明介紹，圍繞全會主題，全會文件起草組組織編寫了該《讀本》。

《讀本》內容分爲三部分：一是收錄了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全文、習近平總書記在全會上作的《決定》說明；二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撰寫的解讀文章；三是省部級領導撰寫的解讀文章。

張振明說，11月5日傍晚，新華社刊發《決定》全文和說明後，出版社連夜對《讀本》作最終引文核校，次日即正式付印。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讀本》披露了該書編寫人員名單，共有57人。黨和國家領導人有15人：習近平、王滬寧、韓正、丁薛祥、王晨、劉鶴、許其亮、楊曉渡、陳希、郭聲琨、黃坤明、尤權、肖捷、張慶黎、何立峯。

除上述15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外，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其餘編寫人員主要來自中央和國家機關。

例如（按姓氏筆畫爲序）：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曉暉，中央編辦副主任牛佔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主任劉結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江金權，中央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察委員會副主任肖培，中央編辦副主任吳知論，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校（院）長何毅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紀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中央政法委祕書長陳一新，中央巡視組副部級巡視專員、中央紀委副祕書長苗慶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司法部黨組書記、副部長袁曙宏，中辦副主任、中辦調研室主任唐方裕，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全國政協副祕書長舒啓明，民政部副部長詹成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穆虹等省部級領導，都在編寫人員中。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編寫人員還有兩名地方黨政“一把手”：在四中全會前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轉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的石泰峯，以及山西省長樓陽生。

收錄13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近30位省部級領導撰寫的解讀文章

十九屆四中全會《讀本》收錄了13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署名文章。這13位領導人分別是：韓正、丁薛祥、王晨、劉鶴、許其亮、楊曉渡、陳希、郭聲琨、黃坤明、尤權、肖捷、張慶黎、何立峯。

此外，《讀本》還收錄了編寫人員中近30位省部級領導撰寫的解讀文章。張振明說，“這些文章都是首次發表，是官方對四中全會精神最權威的解讀。”

署名撰文的省部級領導有（按目錄爲序）：何毅亭、唐方裕、施芝鴻、田培炎、吳知論、石泰峯、江金權、舒啓明、張來明、詹成付、袁曙宏、沈春耀、牛佔華、樓陽生、韓文秀、王曉暉、張紀南、陳一新、穆虹、張曉明、劉結一、肖培、苗慶旺等。

附《決定》部分解讀：

韓正：要求黨員幹部做到的，領導幹部必須首先做到；要求下級做到的，上級必須首先做到；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必須首先做到

《決定》提出，“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各級領導幹部要切實強化制度意識，帶頭維護制度權威，做制度執行的表率，帶動全黨全社會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健全權威高效的制度執行機制，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堅決杜絕做選擇、搞變通、打折扣的現象。”

韓正在文章中稱，要切實強化意識，深刻認識提高制度執行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看到，目前在實踐過程中，一些領域還或多或少存在着制度執行力不足的問題，這已經成爲影響治理效能的‘短板’。制度一經制定，就要嚴格執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實，只是寫在紙上、貼在牆上、鎖在抽屜裏，就會形同虛設，其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領導幹部要切實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自覺維護制度的剛性約束力，堅決防止制度成爲‘稻草人’‘橡皮筋’。要善於運用制度治理國家，更好地把國家制度優勢轉化爲國家治理效能，不斷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要帶頭維護制度權威，做制度執行的表率。”韓正說，“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不留‘暗門’、不開‘天窗’，防止‘破窗效應’。堅持高標準、嚴要求，要求黨員幹部做到的，領導幹部必須首先做到；要求下級做到的，上級必須首先做到；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必須首先做到。要增強鬥爭精神，堅持原則、敢抓敢管，堅決同一切違反制度的現象作鬥爭，帶動全黨全社會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

“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堅決杜絕做選擇、搞變通打折扣的現象。”韓正說，嚴格監督是保證制度不折不扣貫徹執行的關鍵。要健全權威高效的制度執行機制，明確各項制度執行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形成制度執行強大推動力。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把監督檢查、目標考覈、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堅決糾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現象，對把制度當擺設、破壞制度、違法違規違紀的都要嚴肅查處，確保各項制度落地生根。

丁薛祥：要建立定期就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和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回頭看”和報告、通報制度

《決定》把完善和堅持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作爲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重要內容加以強調，並提出一系列明確要求。

丁薛祥在文章中說，“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個最本質特徵和最大優勢，核心就在於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

《決定》強調，要“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丁薛祥稱，首先要完善落實“兩個維護”的制度。

他指出：“要看到，有的黨員幹部對‘兩個維護’理解不全面、把握不準確，有的對一些‘低級紅’‘高級黑’現象辨別不清、鬥爭不夠，甚至摻雜私心雜念，影響到‘兩個維護’的效果。這些問題需要認真解決。要深刻認識到，‘兩個維護’有明確的內涵和要求，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對象是習近平總書記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對象是黨中央而不是其他任何組織。黨中央的權威決定各級黨組織的權威，各級黨組織的權威來自黨中央的權威，‘兩個維護’既不能層層套用，也不能隨意延伸。‘兩個維護’在本質上是一體的，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就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首先要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

丁薛祥還提出，要完善推動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的決策部署，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依據，所有黨組織都要不折不扣貫徹落實。

“但是，有的地方和部門在貫徹落實中仍存在不在乎、裝樣子、做選擇、搞變通，空泛表態、敷衍塞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弄虛作假、陽奉陰違等問題。”丁薛祥指出，近年來嚴肅查處的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建別墅問題、安徽阜陽市搞形式主義問題等，就是反面典型，必須引以爲戒。各地區各部門要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正確處理保證黨中央政令暢通和立足實際創造性開展工作的關係，積極主動將黨的領導主張和重大決策部署轉化爲法律法規和政策政令，轉化爲領導體制、工作機制和管理方式方法創新，轉化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行動。要優化完善推動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制定責任清單，化解部門分歧，消除條塊梗阻，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建立定期就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和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回頭看”和報告、通報制度，切實解決貫徹落實中的困難和問題，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令行禁止。

劉鶴：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等對待

《決定》提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劉鶴在文章中說，“要在前期工作基礎上，爲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營造更好環境，推動其走向更加廣闊舞臺。”

劉鶴提出了四點舉措：一是健全支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的法治環境，堅持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二是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係的政策體系，把構建親清政商關係落到實處，推動領導幹部同民營企業家交往既坦蕩真誠、真心實意靠前服務，又清白純潔、守住底線、把握分寸，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三是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健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制度，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等對待，在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健全完善金融體系、平等放開市場準入等方面深化改革，推動政策落準、落細、落實。

許其亮：改革不能改向、變革不能變色，必須更好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不斷強固這個“命根子”

《決定》提出，“堅持全國武裝力量由軍委主席統一領導和指揮，完善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的體制機制，嚴格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各項制度規定。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維護黨中央、中央軍委權威，確保政令軍令暢通。”

許其亮在文章中說，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必須有健全完備、科學高效的體制機制來保證，決不能搞虛、落空。“過去一個時期，郭伯雄、徐才厚擅權妄爲、結黨營私，虛化弱化軍委主席負責制，給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造成極大危害，給軍隊建設造成巨大損失。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中央軍委通過一系列體制設計和制度安排，推動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嚴起來、實起來。”

“全面深入貫徹主席負責制，是嚴肅而重大的政治責任，必須作爲最高的政治要求來遵守，作爲最高的政治紀律來維護。”許其亮說，要堅決貫徹“五個必須”要求，對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部署，決不允許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決不允許先斬後奏，決不允許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決不允許打擦邊球、搞變通、打折扣，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一套。要加強監督問責，運用紀檢、巡視、審計監督手段，深化政治巡視，搞好政治體檢，糾正政治偏差，對搞僞忠誠、“兩面人”，在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旗幟不鮮明、立場不堅定，不擔當、不作爲，不聽招呼、明知故犯、頂風違紀的人和事，依規依紀依法嚴肅處理。軍隊領導幹部尤其高級幹部，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頭腦特別清醒、態度特別鮮明、行動特別堅決，以身作則、以上率下，用模範行動感召帶動部隊，確保全軍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

《決定》提出，“全面貫徹政治建軍各項要求，突出抓好軍魂培育，發揚優良傳統，傳承紅色基因，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

許其亮說，改革不能改向、變革不能變色，必須更好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不斷強固這個“命根子”。“應當清醒地看到，敵對勢力一直妄圖對我軍官兵拔根去魂，把我軍從黨的旗幟下拉出去。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加強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根本原則和制度的學習教育，突出抓好軍魂培育，發揚優良傳統，傳承紅色基因，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堅定聽黨指揮的政治靈魂。”

黃坤明：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既不能把小事說大、搞“泛政治化”，也不能把大事說小、搞“去意識形態化”

《決定》提出，“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

黃坤明在文章中說，建立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是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全面領導的重大舉措，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制度的重要體現。要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不動搖，壓緊壓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責任、領導責任，把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

“陣地是意識形態工作的基本依託，要完善陣地建設和管理制度，落實好主管主辦和屬地管理原則，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決不允許搞法外之地、輿論飛地。”黃坤明指出，要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既不能把小事說大、搞“泛政治化”，也不能把大事說小、搞“去意識形態化”。無論處理什麼問題，都要最大限度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化解消極因素，都要有利於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有利於凝聚黨心民心、有利於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要堅持立破並舉，發揚鬥爭精神，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理直氣壯批駁挑戰政治底線的錯誤言論，切實維護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

張曉明：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量，已成爲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問題和緊迫任務

《決定》提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

張曉明在解讀文章中說，這是總結香港、澳門迴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得出的一條基本經驗。要把準治港治澳的正確方向，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必須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上做到全面準確。在思想認識上，必須堅持“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的基本邏輯；必須堅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的法治原則；必須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

《決定》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

張曉明說，“維護國家安全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求，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在特別行政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相關執行機制，天經地義，也有其實際需要。”

他指出，目前，澳門已經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建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其辦公室並主動在立法會選舉法中增加“防獨”條款，下一步還將制訂和修改相關配套立法。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也未設立相應執行機構，這也是近幾年來“港獨”等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量，已成爲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問題和緊迫任務。

《決定》提出，“健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制度。”

張曉明說，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既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也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既要對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負責。這種“雙首長”和“雙負責”的定位，決定了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的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承擔統領責任。一方面，要完善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制度安排，包括完善中央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對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制度，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述職制度、向中央報告特別行政區有關重大事項的制度等；另一方面，要在特別行政區落實以行政長官爲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完善公務員管理制度，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確保行政長官代表整個特別行政區對中央負責的要求落到實處。

《決定》提出，“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確保香港、澳門長治久安。”

對此，張曉明說，“外部勢力一直在通過多種方式干預港澳事務，在港澳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最近美國國會推動《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公然以國內法方式爲美國長期干預香港事務提供新鏈接，爲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從事反中亂港活動提供保護傘，併爲利用香港問題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提供新籌碼。我們必須針鋒相對，與特別行政區政府建立健全反干預協同機制，絕不能任由外部勢力在香港、澳門爲所欲爲。”

張曉明指出，今年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爲了將一名涉嫌在臺灣謀殺的香港男青年移交臺灣受審，並填補香港與內地、臺灣、澳門之間不能相互移交逃犯的法律漏洞，啓動對兩個相關條例的修訂工作，由此引起香港社會疑慮和強烈反彈。在反對派的蠱惑煽動和外部勢力的插手干預下，香港出現曠日持久的社會政治動盪和街頭暴力活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這場修例風波充分暴露出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進一步凸顯了完善香港治理制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此，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治港治澳制度體系，不僅符合政治制度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必將有助於“一國兩制”航船行穩致遠。

劉結一：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決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決不爲各種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決定》提出，“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劉結一在文章中說，《決定》清晰界定了“一國兩制”的完整概念，強調“必須堅持‘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一國”是定論。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大陸和臺灣同屬一箇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爲了照顧臺灣現實情況，維護臺灣同胞利益福祉。“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臺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臺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將得到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決定》提出，“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障臺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團結廣大臺灣同胞共同反對‘臺獨’、促進統一。”

劉結一對此表示，“臺獨”分裂勢力及其圖謀和行徑是臺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嚴重損害臺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與全民族爲敵，逆歷史潮流而動，絕不可能得逞。

“我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決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決不爲各種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保持高度警惕，有效防範化解臺海重大風險，繼續團結廣大臺灣同胞，反對形形色色的‘臺獨’分裂圖謀和行徑，共同維護、攜手邁向祖國和平統一的光明前景。”劉結一在文章中說。

石泰峯：探索建立上級黨組織在作出同下級組織有關重要決策前徵求下級組織意見的制度，堅決反對和防止獨斷專行或各自爲政，堅決反對和防止以黨委集體決策名義集體違規

《決定》提出，“健全決策機制，加強重大決策的調查研究、科學論證、風險評估，強化決策執行、評估、監督。”

石泰峯在文章中說，“這是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的一項重要任務，迫切需要以科學、剛性的決策制度約束規範決策行爲，不斷提高決策質量，努力控制決策風險，及時糾正不當決策，增強各級黨組織的公信力和決策執行力。”

石泰峯指出，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是決策機制和程序的核心內容，落實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歸根到底要健全黨內重大決策論證評估和徵求意見等制度。要堅持先調研後決策的重要決策調研論證制度，對本地區、本部門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全局的問題，做到不調研不決策、先調研後決策。提交討論的重要決策方案，應該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形成的，有的要有不同決策方案作比較。要堅持領導、專家、羣衆相結合的決策機制，完善羣衆參與、決策論證的具體制度，對涉及羣衆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採取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羣衆意見；對專業性、技術性比較強的問題，善於組織各方面專家、藉助研究諮詢機構，進行科學論證評估，杜絕拍腦袋、憑感覺、憑經驗決策。要堅持決策風險評估機制，堅持“應評盡評、綜合評估、風險可控”確保各項工作真正贏得羣衆的理解和支持，從源頭上預防矛盾和糾紛的發生。

“決策的效果最終體現在決策落實上。”石泰峯說，要落實黨委會（黨組）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健全常委會向全委會定期報告並接受監督制度，探索建立上級黨組織在作出同下級組織有關重要決策前徵求下級組織意見的制度，堅決反對和防止獨斷專行或各自爲政，堅決反對和防止以黨委集體決策名義集體違規。要堅持黨的組織原則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集體討論時可以暢所欲言、充分發表意見，決策形成後，要堅決執行、一抓到底堅決反對和糾正當面不說、背後亂說，會上不說、會後亂說，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等錯誤言行，切實提高決策執行效力和落實效果。

他提出，要健全決策評估論證機制，重要議題出現較大意見分歧時不能強行作出決策，必須進行充分論證和評估。要完善決策督查和反饋機制，加強決策執行的跟蹤，及時調整不夠科學合理的決策，堅決糾正執行決策不到位不準確的現象。要完善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對決策嚴重失誤或者依法應該及時作出決策但久拖不決造成重大損失、惡劣影響的嚴格追究責任，不論事發時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要嚴肅問責。要完善決策績效評估機制，科學判斷決策失誤，提高責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

樓陽生：要強化容錯機制，防止問責泛化，鼓勵擔當作爲，支持地方圍繞中央頂層設計進行差別化探索

《決定》提出，“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支持地方創造性開展工作。”

對此，山西省長樓陽生在文章中說，這必將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發揮強有力的推動作用，爲地方各級政府貫徹穩中求進總基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拓展更大空間。

他提出，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就是要把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實施更爲便捷有效的經濟社會管理事項下放給地方，把地方切實需要也能夠有效承接的事項下放給地方，特別是行政審批、便民服務，資源配置、市場監管，綜合執法、社會治理等具體事項要逐級下放，增強地方治理能力。

如何支持地方創造性工作？樓陽生認爲，就是要強化結果導向，把工作成效作爲考覈、督察、評價的根本標準，防止過度留痕過多檢查，切實爲基層減負鬆綁；要強化容錯機制，防止問責泛化，鼓勵擔當作爲，支持地方圍繞中央頂層設計進行差別化探索；要強化總結推廣，及時把地方成功的改革經驗和體制機制成果在面上推開。

《決定》提出，“規範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制。”

樓陽生說，規範垂直管理體制，關鍵是把該管的管得住、管得好，該放的放到位、放徹底，該擔的擔起來、擔好責，做到上下貫通、管理高效，把垂直管理與服務地方有機結合起來。規範地方分級管理體制，重點要強化省級規劃管理、政策法規、標準規範、監督檢査等職責，強化市縣決策政策執行、市縣域經濟發展、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行政執法監管等職責，強化鄉鎮（街道）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特別是綜合行政執法等基層治理職責，切實解決地方各級政府事權劃分不科學、職能轉變不到位、“管得着的看不見、看得見的管不着”等突出問題。

“規範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制，要按照權責一致原則，處理好‘條’‘塊’關係，既避免職責交叉、事權重疊，也要防止各行其事、推諉扯皮、形不成合力。”樓陽生說。

苗慶旺：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後仍不知敬畏、膽大妄爲的，發現一起査處一起

《決定》提出，“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

苗慶旺對此解讀稱，“三不”是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融合、環環相扣，體現了內因和外因、自律和他律辯證關係。不敢腐是前提，指的是紀律、法治、威懾，解決的是腐敗成本問題，只有嚴厲懲治，一旦腐敗就會付出慘重代價，才能讓意欲腐敗者不敢越雷池半步，爲“不能”“不想”創造條件；不能腐是關鍵，指的是制度、監督、約束，解決的是腐敗機會問題，只有強化監督制約、紮緊制度籠子，才能讓膽敢腐敗者無機可乘，鞏固“不敢”“不想”的成果；不想腐是根本，指的是認知、覺悟、文化，解決的是腐敗動機問題，只有樹立廉榮貪恥的價值取向，才能從思想源頭上消除貪腐之念，實現“不敢”“不能”的昇華。“三不”任何一方面滯後，都會影響反腐敗整體進程和綜合效果，必須同向發力，實現效應疊加。

苗慶旺認爲，一體推進“三不”的時機已經成熟。當前，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全黨全國人民對反腐敗鬥爭的信心空前飽滿，對腐敗癥結成因和對策措施的研究日益深入，對深化標本兼治的共識高度凝聚，一體推進“三不”基礎更加堅實、條件已經具備。

如何一體推進“三不”？苗慶旺說，持續強化不敢腐的震懾。“要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鬥爭，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有力削減存量、有效遏制增量，確保底線常在、“後牆”不松。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對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後仍不知敬畏、膽大妄爲的，發現一起査處一起。加大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反腐力度，堅決斬斷‘圍獵’和甘於被‘圍獵’的利益鏈，堅決破除權錢交易的關係網。持續整治羣衆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嚴懲扶貧民生領域腐敗、涉黑腐敗及‘保護傘’，不斷增強羣衆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體推進追逃防逃追贓，深度參與反腐敗國際治理，以天羅地網切斷腐敗分子外逃後路。”

“切實扎牢不能腐的籠子。”苗慶旺說，腐敗的本質是權力濫用，反腐敗必須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要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以黨內監督爲主導，推動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實現對所有黨員、幹部和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督全覆蓋，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到位，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規範正確行使。堅持權責法定，科學配置黨政機關及內設機構權力和職能職責，健全權責清單制度，推進權力運行公開透明，完善發現問題、糾正偏差、精準問責有效機制，壓減權力設租尋租空間。加強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部門和行業的監督，推動審批監管、執法司法、工程建設、資源開發、金融信貸、公共資源交易、公共財政支出等重點領域監督機制改革和制度建設，剷除腐敗滋生的土壤。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制定修訂相關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切實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推進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健全基層常態化、長效化監督機制，督促基層黨員、幹部廉潔公平爲民辦事。

施芝鴻：只有做到自覺而堅定的實事求是，纔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決定》提出了“四個堅持”的指導思想，其中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改革創新。

施芝鴻在文章中說，“就我們黨現在所幹的完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這件事來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系統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一家幹成過，沒有現成的經驗、成功的模式可供翻版和摹版。”

他表示，“所以，尤其需要集中全黨智慧，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的實際特別是新時代的時代特徵、國情實際出發；尤其需要勇於衝破體制機制的障礙、敢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還要堅決擺脫多年形成的路徑依賴的癖好；尤其需要把解放思想同實事求是結合起來，既堅決抵制拋棄社會主義的各種錯誤主張，又自覺糾正超越階段的錯誤觀念，牢記只有不斷解放思想，才能始終做到實事求是；只有做到自覺而堅定的實事求是，纔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本次全會《決定》對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兩項總體要求，其一是“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

“‘四個治理’列入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要求，提升了其全局性、全方位指導作用。”施芝鴻說，推進新時代的國家治理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靠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改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系統的、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着力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

他解讀稱，堅持系統治理強調的是：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衆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堅持依法治理強調的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我們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堅持綜合治理強調的是：健全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完善羣衆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強化道德約束，規範社會行爲，調節利益關係，解決社會問題。

堅持源頭治理強調的是：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夯實作爲神經末梢、治理源頭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注重發揮家庭家教家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等。

“立足歷史發展的長河，放眼未來，我們黨認識到：一個政權要穩定下來、一個社會要穩定下來，必須持續加強制度建設。堅持和鞏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我們這代人、下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長期努力。”施芝鴻說。

記者 何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