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月7日，北京醫療隊病區第一位患者（左1）出院。全部病區開放後的第三天，北京醫療隊收治患者達140人，接近峯值。

原標題：北京醫療隊的武漢65日 10個故事

每位醫生心中，都有一名“地位特殊”的患者——爲他插過食管、數過呼吸、出過“奇招”，拼盡渾身解數從生死一線上拉扯回來。

看他們撤掉呼吸機，肺部恢復乾淨影像，走出病房，成爲醫者不言說的小小心願。

1月27日至3月30日，138名醫務工作者組成的北京醫療隊，在武漢與新冠病毒展開了漫長角力。他們累計收治患者345例，220人擺脫了疾病的陰影，迴歸日常生活。

65天中，醫療隊經歷了疾風驟雨般的開頭，在特殊環境中與陌生傳染病背水一戰，也迎來柳暗花明，在逐漸空曠的病房樓中看到武漢的春天。

1月27日晚，北京醫療隊飛往武漢途中，北京市衛健委、北京市醫院管理中心工作人員及各醫院醫療隊長商量落地後的物資安置工作。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1 院感“防火牆”

突如其來的未知病毒、臨時騰空的普通病樓、連夜砌起的綠色新牆……初抵武漢的醫生們，彷彿回到17年前的北京。

與SARS抗擊的經歷形成了獨特的北京經驗。北京隊接管的首個病區，成爲當地病區院感改造的樣板。

“在這兒打牆吧。”

說話的是北京友誼醫院呼吸科醫生王維。身在武漢的他，彷彿回到了17年前，被SARS陰影籠罩的北京。

這天是大年初四，疫情下的武漢靜悄悄的。聽到要破土動工，正在介紹情況的武漢協和西院副院長郜勇愣住了。

封死走廊的院感改造，是北京醫療隊貢獻的第一個特殊經驗。1月27日，緊急集結後的北京醫療隊連夜抵達武漢。次日，專家組進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實地查看病區情況。

醫院剛剛騰空了住院樓。兩天前，這裏還住着肝膽外科、口腔科、骨科等科室患者。接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通知後，醫院在每一樓層劃分了清潔區、緩衝區和污染區，以門和屏風作爲隔斷。

來到病區後，北京醫療隊專家組提出要“打牆”，形成更徹底的隔離。硬隔斷取代門隔斷，走廊徹底封死；一側的兩間病房打通，形成一個迂迴的通道，讓醫生與護士出入。

疫情下的武漢，很難找到建築工人。武漢協和西院綜合辦副主任吳勵志回憶，當地醫生動用了私人關係才請來義工；由於交通管制，武漢一度陷入停頓，想去建材市場買隔離材料，他們得開車“偷渡”，出發前就做好了被交警攔下的心理準備。

1月29日上午8點，北京世紀壇醫院感染科醫生苑曉東來到武漢協和西院12樓。經過一夜的施工，綠色的新牆已經打好，用手敲一敲可以聽見清脆的迴音。輕型材料，這無傷大雅。讓他關心的是牆與廊壁間微小的縫隙，意味着隔斷仍不徹底。他叫來12樓東病區護士長程小翠，對方會意，幫着將連接處打上了玻璃膠。

這一模式，最終成爲當地病區改造的樣本。此後，大夫們在陸續新開的病區裏遵循統一的進出路線。在清潔區穿上隔離裝備，穿過四扇門來到患者面前；抑或在緩衝區內依次脫下防護服，返回清潔區。

嚴格的院感改造，令經歷過SARS的北京醫生們記憶猶新。

17年前，苑曉東親眼看着一堵一堵隔離牆在病房樓內平空而起；北京友誼醫院騰出一棟獨立的平房樓收治SARS患者，王維看着它一天變一個樣。被選作緩衝區的病房之間，牆壁洞開，爲了讓醫生有更加清潔的空間，緩衝區隨後擴大了一倍。

分區、打牆、在防護眼罩內側塗抹洗手液防霧……往事疊進現實的同時，王維也感受到了諸多不同之處。

17年前，病房裏唯一手消毒的方式，是在門把手上裹紗布、噴酒精，離開時伸手摸一摸。17年後，每間病房外都放着專門的手消液，出緩衝區，醫務人員要反覆十多次手消。

17年前，誰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殺死SARS病毒。王維突發奇想弄來一個電磁爐，在鍋子裏放上戊二醛，待病人睡下，他就和同事進屋做燻蒸，戊二醛過於刺激，王維的一隻眼睛差點失明。17年後，人們知道流水、高溫、乙醇都能保護自己，醫生離開污染區，會先在淋浴間洗半個小時的澡，回到駐地，把衣服脫下在高溫水中浸泡。

馳援武漢65天，北京醫療隊實現了“零感染”。

1月28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醫生布置隔離病區。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2 病區“拓荒記”

1月29日，12層病區開放。

1月30日，10層病區開放。

2月3日，8層病區開放，收治患者突破百人。

一週內，北京醫療隊“兵分三路”，成爲武漢協和醫院接管病區最多的醫療隊之一。

1月29日，進入隔離區，北京世紀壇醫院呼吸科醫生丁新民特別留意了護士站。

這是武漢協和西院12樓。不到24小時的改造後，這裏成爲北京醫療隊第一個病區。早上8點，丁新民和同事們來到醫院，做最後的準備工作。

緩衝區被鑿開的牆壁，來不及安上拉門；病房外的走廊上還掛着大紅的燈籠。原本，這是一年中最溫馨的時節。

沒有磨合和適應的時間。丁新民承擔“開路”的任務，和北京世紀壇醫院ICU醫生臧學峯、北京老年醫院呼吸科醫生田蓉，首先進入病房。

軍醫出身的丁新民，擁有豐富的臨牀與國際救援經驗。相比救治患者，更讓他掛心的是秩序——患者以怎樣的方式和狀態進入病區，沒有前車之鑑。如果人數過多，全部積壓在護士站，一旦發生混亂，會干擾正常搶救。

當天下午3點33分，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患者病情極重，對外界呼喚失去反應。隨後3個半小時內，病區湧入13位病人，大部分病情嚴重。原本，醫療隊打算先接診一批輕症患者，以測試各環節是否順暢運行。

接診過程中，丁新民一直注意着護士站的情況。患者入院後，被他挨個兒看着分流進病房，以保證病區秩序；爲了應對過多的人數，他用上了部隊中“分類檢傷”的方式，按照病情輕重調整救治順序。

12層病區開放後的第二天，10層病區啓用了。

北京朝陽醫院醫生王峯從來沒見過這種收治頻率。往日，一個病區一天只有3到5名患者入院，來了武漢，病區裏每天增加十多張陌生面孔。

“早期人等牀很明顯，只要有牀位，馬上有人來。我們開病區很急，的確是外面的患者等不起了。”他說。

北京宣武醫院呼吸科醫生李豔鬧過一次笑話。有一天，她習慣性地在10樓穿上隔離服，進入隔離病區開始工作，越幹越覺得不對，半個小時後突然醒悟，自己現在是8樓的醫生。

2月3日，北京醫療隊8樓病區開放。這支剛集合沒多久的隊伍，很快兵分三路，重分陣營。

李豔覺得自己在拓荒。短短一週內，她在三個病區輪了個遍。由於工作樓層變化，和李豔搭班的本地醫生，每次都不一樣——一開始是耳鼻喉科的，後來變成肝膽胰外科的，最後變成了骨科大夫。初來乍到，誰也不認識誰，醫生們必須在防護服上寫下名字。但即使看着名字，李豔也感到十二分陌生，對話之前，先小心翼翼地核對身份：您是協和的大夫嗎？

2月2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醫護人員穿戴防護服。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3 沉重的遺體

在隔離區，王峯第一次上手搬運遺體。短短30米的路程，是他忘不了的沉重。

久病的重症患者，新發疾病有限的治療手段。醫生們面對的，是內心深處的沮喪和無力。他們必須背水一戰。

CT片出來了。北京世紀壇醫院ICU醫生陸非平心裏“咯噔”一下。

患者的肺部，彷彿被一層白紗籠罩，呈現出雙肺瀰漫性病變。

一般的社區獲得性肺炎不會這麼重，門診也很少出現這樣的肺炎病人。只有ICU里長期插管的患者，可能出現類似的影像學表現。

患者病情之重，讓王維心有餘悸。在北京，他沒有接診過新冠確診者，只聽說“新冠比SARS傳染性強、危害性小”。現實是，SARS患者的嚴重程度往往與發燒症狀相一致，很多新冠肺炎患者雖不發燒，但呼吸困難、大量檢查指標不佳，拍了CT，嚴重的肺部炎症讓大夫們倒吸一口氣。

“拖太久了。當時武漢牀位緊張，第一批入院患者，基本都在院外等待了很久，許多人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再加上病毒性肺炎缺乏特效藥，治療手段有限，人們對新發疾病的認識也不夠。”陸非平說。

2月上旬的一天，王維在病區中查房，隔壁病房一位患者突然倒在衛生間。他和三位工作人員衝過去，將患者從窄小的門內搬運出來，趕緊進行搶救。之後的40分鐘，患者心跳一度穩定，但瞳孔已開始散大，最終未能救回。這邊剛忙完，病區裏另一位患者又突然去世。

“當時說過與患者保持距離，不要過度接觸。搶救完後發現自己衣冠不整，手套也脫下來了，顧不上這些。”王維回憶：“看到人沒了，就覺得無力，焦慮，恐懼，每天上班都可能有患者死亡，有些束手無策。”

一位60多歲的老先生，來時已經病重，接受藥物和給氧治療，住院沒超過一週，某天夜裏血氧突然下降。王峯剛接班就開始搶救，胸外按壓、球囊輔助通氣，用盡了辦法，仍沒能救回。

特殊時期，無人進隔離區搬運遺體。王峯和搭班的三位同事將老人抬起來，慢慢往門口走。老人的病房在護士站的裏側，離出口大約三十米。王峯穿着隔離服，喘着粗氣，他像對待一個活人那樣小心地對待遺體。手中的觸感僵硬，王峯內心難過極了。

作爲醫生，王峯見慣生死，第一次覺得死亡如此沉重。

“人類在很多疾病面前束手無策，比如晚期腫瘤。但那些疾病往往持續了很久，給人足夠的心理準備。我沒法這樣去看待新冠肺炎，這些患者一兩個月前還在正常生活，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突然就疾風驟雨，家破人亡。”王峯說。

在嚴重的病情面前，醫生們決定背水一戰。

陸非平今年58歲，是醫療隊中的“老人”。在同事們的印象裏，只要來了病人，他衝得比誰都快。情況最嚴峻時，他在隔離病房待上三四個小時，查完一輪房，覺得心裏不踏實，會反覆回到重病患者的牀前，有時，一個房間要來上四五次。

臧學峯數過寧辰的呼吸。寧辰入院時即病重，正常人血氧飽和度在95%以上，她在吸氧狀態下，血氧也只有80%，嚴重呼吸衰竭。正常人的呼吸頻率，一分鐘在20次上下，寧辰達到了40-60次。

看着寧辰扶着牀欄、接近瀕死狀態地喘氣，臧學峯拼命思考怎樣才能救下她。他嘗試教她正確的呼吸方式，但寧辰無法自控；他把病房內所有能用的給氧設備都想了一遍，經鼻高流量外再套上一個儲氧面罩，試圖讓寧辰能吸入哪怕多一點的氧氣。

他學會了有些“浮誇”的說話方式：見到一個患者，就大聲告訴他們，“我們是北京來的專家，這個病見多了，好治！”直到對方的眼裏亮起希望的小火苗。

2月25日，北京醫療隊醫生與專家討論病人病例。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4 漫長的“查房”

從病房出來，看着長長的走廊，李豔一度覺得查房是一件完不成的事。

全部病區開放後的第三天，北京醫療隊收治患者達140人，接近峯值。6臺有創呼吸機“搬”進了病區，普通病房裏的醫生們，幹起了ICU的活兒。

武漢協和西院肝膽胰外科主任張勇，一度覺得自己被人“揮着鞭子”。他與北京朝陽醫院醫生張黎明共同負責10層病區。兩人頗有一些緣分，張勇的愛人也是醫生，曾是張黎明的學生。

這些年，學生一直想聯繫老師，沒想到會以這樣的方式重聚。

山東人張黎明性格隨和，一口方言混合了山東各地口音，很有些幽默，張勇卻有點“怵”他。北京醫療隊收治的患者中，絕大多數爲重症及危重症者，對部分患者而言，常規支持治療顯得不夠。

有患者病情加重，張黎明就催張勇去聯繫醫院ICU；牀位不夠，就催張勇快點去弄機器。“每天被他‘拿着鞭子’在身後抽。他說，能弄來機器我就能插管，儘可能多弄。機器還沒到，已經開始設計怎麼安排人手了。”張勇說。

“重症病人需要更高級別的支持治療。在我們病區，至少有五六位患者口脣紫紺、說話斷續，有明顯呼吸窘迫，需要氣管插管。”王峯介紹。然而，用來應對常規情況的醫院ICU，一時沒有那麼多牀位；一些患者生命體徵不穩定，轉運過程存在風險。兩種因素，讓很多病人無法上機。

三個病區很快迎來收治峯值。2月6日，北京醫療隊在院患者達到140人，牀位接近滿員。

一個病區近50人，有時，李豔覺得查房查不到盡頭。人多、病重，患者大多焦慮不安，需要大夫撫慰的，除了身體還有心靈。走到病牀前，她除了思考治療方案，還要回應患者的各類問題，往往上一秒還在考慮用藥，下一秒就要切換“頻道”，思考如何安慰、說服、勸誡患者。常規情況，醫生查房到中午就能結束，在隔離區，時間有時會延長一倍。

後來，她嘗試調整查房策略。先從最重的患者查起——他們需要更多的專業思考。等完成這些，她心中的大石頭放下，可以更輕鬆地爲較輕患者查房，有餘力做更多的人文關懷。

很快地，有創呼吸機“搬”進了病區。

2月12日，根據國家衛健委防控治療部署，北京醫療隊在每個病區裝上了2臺有創呼吸機。張黎明所在的10樓病區，病情最重的一名患者接受了插管治療。

“在普通病房裏做氣管插管，醫護是要承擔壓力的，無論是工作強度還是防護風險。但是大家扛住了壓力，沒有人抱怨，我覺得非常欣慰。”李豔說。

看護插管患者，工作量數倍於普通患者。張黎明介紹，普通病房牀護比是1：0.4，ICU牀護比是1：3，加上隔離病房內護士無法工作8個小時，後者所需要的護士還要翻倍。醫生們同樣如此，對一名普通患者的查房，數分鐘就能完成，進入插管患者的病房，往往一待就是半個小時。

然而，無論是張黎明還是陸非平、王峯，得知有創呼吸機要來之後，第一感覺都是“心裏踏實了”。

“就像戰士手裏有了武器。”陸非平說。

5 小心維持的謊言

賈明試圖像17年前一樣，對父母隱瞞自己上前線的消息。

沒想到這一次，小心翼翼維持“謊言”的不止他，還有父母。

在與新冠病毒的角力中，一個月過去了。北京安貞醫院ICU醫生賈明，本以爲自己會像17年前那樣，對父母隱瞞得“天衣無縫”。

援助任務來的很突然。1月27日下午，醫療隊集合出發，賈明中午才收到消息。行李都來不及好好收拾，卻沒忘記叮囑兒子：如果爺爺奶奶問起來，千萬不要泄露自己去武漢的消息。

北京醫療隊中，不少醫生和護士曾在一線抗擊SARS，賈明是其中之一。賈明眼中的母親感性、愛操心，賈明不願意增添她的擔憂。SARS期間，身在前線的他，對母親堅稱自己只是在後方待命。兩週後任務結束，母親下樓接他，才知道他去了哪兒，眼淚當即就掉下來。

這一個月，在父母嘗試“拷問”孫子，想問出準話的同時，賈明在武漢小心翼翼地維持“謊言”。他說自己是專家組成員，不直接接診，但需要參與調研和指導，不能回家。

他按照平日的頻率給父母打問候電話，不敢更多、也不敢更少；爲了防止被父母發現，賈明甚至連白天的電視採訪都拒掉了。

3月上旬，賈明接受了一期深夜檔期的電視採訪。這個時間點，父母一般已經休息，沒想到第二天一早新聞回放，他的臉出現在二老面前。

這一次，老人們並沒有吱聲。

直到後來，賈明與表妹通電話，叮囑她別暴露自己的去向，對方驚訝回道：“他們早在電視上看到了。”賈明這才明白過來。掛了這頭，趕緊給母親打過去，張了口“先發制人”：“媽，我電視上表現還不錯吧？”雙方這才“敞開天窗說亮話”。

3月7日，賈明收到父母寫的一封信。

“可能害怕我們惦記，你們都瞞着我們。爸媽知道，這次疫情是國家一個大難，每個人都應貢獻力量，你能親自上戰場，我們很高興，全力支持。”

“家裏麗麗（化名）和小璇（化名）給我們買足了糧油副食，水果、新鮮蔬菜都喫不完……特別告訴你，媽媽現在天氣好時都能下樓遛彎了。希望你安心工作，多救治病人，讓更多患者早日康復出院。”

“等待你和戰友們勝利歸來。”

2月7日，北京醫療隊病區第一位患者（左1）出院。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6 出院的曙光

在漫長的拉鋸戰中，患者出院，是大夫們最高興的事。

2月13日，北京醫療隊的三大病區，仍處於滿負荷運轉狀態。不過，首批患者的出院，讓醫生們開始看到曙光。

餘風出院的那一天，武漢陰雨多日的天空放晴了。

除了是醫療隊首批治癒患者，餘風還是一名ICU護士。感染新冠病毒後，餘風低熱、乾咳、乏力，2月2日，作爲確診患者入院，經過11天的治療，餘風症狀好轉，核酸檢測“雙陰”，達到出院標準。

“她是最先好起來的那一批患者，又是醫務人員，送她的那天，我的心情也轉好了。”王峯說，在此之後，越來越多的重症患者出院，讓他壓抑的情緒逐漸緩解。

病房的條件在改善。防護物資、醫療設備日漸補足，更多醫療隊來到武漢協和西院施以援手，讓醫生們心情輕鬆很多。患者們的狀態也在發生變化，早先，王峯查房時，患者病情重、精神差，無力交流，隨着身體痊癒，病友們開始互相鼓勵，主動聊起自己的工作與生活。

2月8日，已發病兩週的陳青以昏迷狀態入院，血氧飽和度低至60%。在CT片上，陳青雙肺幾乎全白。王維把影像學資料傳回科室與同事討論，一致評估，“終末狀態，沒治了”。

王維不想放棄。

王維知道，治療新冠，激素的使用存在爭議：不利於控制病毒感染，可能延長康復期。在SARS時，激素被大劑量使用，帶來嚴重後遺症，這一次，業內對激素態度保守，甚至有人主張完全不用。

然而，只有激素能減少當時陳青肺內嚴重的炎症滲出，預防晚期肺部纖維化。用，預後未知；不用，死路一條，王維決定賭一把。

相比SARS時期的治療方案，這次，激素被控制在小劑量。最初的一週，治療不見效果，他心裏始終沒底。一週後，陳青的症狀出現好轉，CT顯示炎症改善，王維越來越有信心。最後，陳青順利出院。

李豔有一位特別關注的患者，68歲的老先生，被大夫們先後三次病例討論。原本他應上機插管，第一次因爲沒有機器，第二次因爲狀態略有改善，第三次則因意外沒能上機。李豔不願看他病情被耽誤，對他使盡渾身解數，這位患者也很“爭氣”。

3月28日李豔查房，老先生明顯好多了。他拿起手機，一筆一劃記下醫生護士的名字和電話，要日後挨個兒致電感謝。

3月8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ICU病房，護理人員爲患者治療。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7 不止離別，還有新生

疫情之下的武漢，每天都在上演告別的故事。

然而，同樣是這座城市，也正在迎接各種各樣的新生。在產檢B超的畫面裏，在爲孩子新取的名字中。

北京中醫醫院護士蔡衛敏嘗試替李雲尋找失聯的丈夫。

李雲今年56歲了，與愛人一同感染新冠。她病情不輕，一直低沉沮喪，與蔡衛敏熟悉之後，她將丈夫的名字和照片發給蔡衛敏，希望能找到丈夫的下落。

李雲住院後，給愛人打了很多電話，始終關機。她告訴蔡衛敏，丈夫平日身體很好，應該不會出事；又說，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得知道。

李雲稱，丈夫在武漢協和西院ICU接受治療，蔡衛敏便努力幫她找，多次請大夫幫忙查詢醫院內部的信息系統，但從未看見李雲丈夫的名字。每次聊到丈夫，李雲就要掉眼淚。蔡衛敏不知如何安慰，只能抱住她。

李雲出院前一天，蔡衛敏去了一次醫院，仍無音訊。她開始有些悲觀，向心理醫生諮詢如何才能勸慰李雲。

蔡衛敏沒能找到李雲的丈夫。出院之後，李雲給她打來視頻電話，哭着告訴她，丈夫是在外院接受治療，已經去世了。

在同一座城市，武漢不止上演離別的故事，也在不斷迎接新生。

北京天壇醫院護士袁磊反反覆覆地重播那兩個短視頻，第一次有當了爸爸的實感。

這是袁磊愛人第一次產檢。12周了，B超中可以看到孩子的模樣：小小的，乖乖地躺在子宮裏。領導將B超的畫面傳給他，他一會兒瞅瞅孩子的腦袋，一會兒瞅瞅孩子的小腳，怎麼也看不夠。同事正在他屋，兩個大男人湊着一塊兒看，看着看着，就一起哭了。

袁磊在出發當天知道愛人懷孕的消息。愛人曾宮外孕，二次宮外孕的風險很高，離別在即，他害怕多過高興：萬一出現意外需要立即治療，誰來簽字手術、誰來照顧她？在隔離區內的四個小時，他專心幹着手頭的活兒，出了隔離區，擔心便捲土重來，隔幾個小時，便要打一個電話問問情況，直到確定不是宮外孕，才長舒一口氣。

看到視頻的那一刻，某種說不出的感情擊中袁磊。

“特別希望他/她趕緊長大，讓我好好抱一抱。我會把全部的愛給他/她。”

他已經想好了孩子的小名，男孩叫袁保，女孩叫袁援。他希望孩子能健康長大，不求富貴，只求平安。

“還希望他/她能有責任和擔當。國家有需要的時候，能挺身而出。如果未來還有疫情，他/她當了醫生護士，想上前線，我絕對不攔着。”

8 三個歎號，會師了

兩個月過去，當初兵分三路的隊員們，再度會師。

在最後的陣地，大夫們看到來自其他病區的陌生病人，有時還沒有記住名字，患者已經出院。

勝利在望。終於有些清閒的醫生們，開始回應患者的“特殊要求”。

“第55天！今天開始合併病房了！距離勝利又近了一步！”

3月21日，賈明發出一條帶着三個感嘆號的朋友圈。照片上是酒店門前的噴泉，背後是灰白色的陰天。這不是一個明媚的好天氣，但他高興極了。

前一天晚上，醫療隊臨時召開會議，決定將8樓病區合併至10樓。當日，在院患者共74人，幾乎是最高峯時的一半。患者數的銳減，是病區調整的直接原因。北京友誼醫院醫生劉壯介紹，病房騰出後，可以節約人手，武漢協和醫院也能儘快開展終末消毒，爲迴歸正常診療做準備。

21日上午，王維在8樓查完最後一次房，再次傳達了“搬家”的消息。患者很平靜，許多人已習慣疫情中的特殊遷徙——從一家醫院到另一家醫院，一間病房到另一間病房，這一次，至少不是壞消息。

在醫生眼裏，合病區意味着離“勝利”更近了一步，可喜可賀。從8樓轉移到10樓，王維見到原先被抬着入院的病人，不少恢復了自由行動能力，陳青是昏迷狀態下入院，搬家時自己走了上去。他感到很寬慰。

患者出院的速度，彷彿入院時那樣迅猛。3月28日，在院患者變爲38人，12樓病區合併至10樓。兩個月時間裏，北京醫療隊先是兵分三路，然後迅速三軍會師。

李豔又看到了新面孔。這一次，進入10樓病區的她沒有走錯。她一如既往地查房，查完了自己的三個病人準備離開，旁邊兩位不認識的患者眼巴巴等着，她趕緊一起看了。

一位小夥子，輸着靜脈營養，讓她有些納悶，這麼年輕不能自己喫飯？對方表示，自己已按照醫囑禁食多日，這讓李豔想起來前幾天聽同事提起，搶救過一位消化道出血的患者，這樣一提，患者果然點頭說是，問她：“您是搶救我的大夫吧？”

來自不同病區的患者，讓李豔感到陌生，很多人還來不及認識，已經迅速出院。這個最後的陣地，很快又空了下來。

再值班時，李豔有精力應對王雄的“考試”了。

王雄懂些醫學知識，非常在意自己的病情，每次遇到大夫查房，都要就自己的化驗檢查、治療方案細細“盤問”上一番。檢查結果條目衆多，隔離病區不能帶手機、不能帶檢查資料，醫生未必能記全。若是回答上來了，王雄滿意且配合，答不上來，王雄便不高興。

王雄的病情一直不重。患者衆多時，李豔沒有工夫照顧他的特殊需求。現在閒下來了，值班的前一天，李豔會將王雄的化驗檢查結果背下來，第二天在病牀旁對答如流，各生歡喜。

3月30日，北京醫療隊隊員與武漢協和醫院西院護理人員揮手告別。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9 被送走的冬天

脫下棉襖，換上短袖。在醫療隊的駐地，枯瘦的樹枝上漸漸生滿粉色的桃花。

武漢的季節流轉，孩子們換了個模樣。夏天彷彿來了，醫療隊接到了返京的消息。

在隔離區裏，大家對於“熱”格外敏感。

3月下旬的武漢，迎來明顯升溫。臧學峯去醫院值班，剛往身上套完一層層的隔離裝備，已經開始出汗，從隔離區出來，脫下外層的防護服，貼身的刷手服全部溼透，滴滴答答往下淌水。

蔡衛敏坐在冰桶上拍了張照。爲了給醫務人員降溫，武漢協和西院開始往隔離區內運送冰塊。

丁新民的酒店房間西曬。有幾天下午，屋內溫度飆升至31℃。醫療隊駐地酒店，越來越多人換上短袖，有的人捲起褲腳，露出小腿。

不知不覺之間，醫生們已送走了武漢的冬天。

從北京出發的那一天，隊員們秋衣套毛衣、毛衣裹棉襖，在冬夜裏瑟瑟發抖。蔡衛敏戴着一頂黃色的毛線帽，在合照中分外打眼；臧學峯在機場被大風吹到感冒，陸非平深夜爲他跑腿送藥。

每一天，王峯的愛人都會發朋友圈記錄日常生活與感想，王峯一條不拉地看，像在數日子。他一度沒覺得時間過得快，直到有一天兩人通話，愛人告訴他，兒子在陽臺上看到爺爺奶奶開車來了，突然說了一句：“多希望是爸爸回來了。”

對於要在武漢待多久，賈明的預期從兩週變爲兩個半月。他不太喫得慣南方的食物，朋友覺得他歸期渺茫，給他寄來了電磁爐和微波爐。臧學峯的值班表排到了4月12日，他覺得自己一定能送寧辰出院。

讓醫生們驚覺時間流逝的，除了武漢盛開的春花和熾熱的陽光，還有更多。

三八婦女節那天，李豔接受採訪，說自己的願望是回北京後帶着兒子爬長城。新聞被老公看見，前兩天給她發微信，“不用你了，我帶兒子去了”，附上一個跟拍的視頻。李豔點開一看， 6歲的小夥子兩個月胖了5斤，爬長城時氣喘如牛，屁股肉顛兒顛兒地晃。

她被逗樂了：“媽呀，胖成這樣，給我嚇一跳。”

3月30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北京醫療隊隊員與患者依依不捨。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

10 繫上離別的紅腕帶

3月29日晚上11點半，消息傳來：後天返京。

醫療隊的護士爲出院的患者編織了紅色的腕帶。疫情下共同奮戰的經歷，像繩子一樣將人與人緊緊繫在一起。

3月31日，北京醫療隊在武漢支援65天后，歸來。

3月29日，丁新民查完房，突然有種告別的預感。

3天前，北京醫療隊臨時黨總支書記劉穎與領隊劉立飛前往海南醫療隊和安徽醫療隊駐地，送別這些共同抗疫的戰友。越來越多熟悉的面孔從丁新民的視野中消失了，隔離區和醫生工作區，突然變得空蕩很多。

他有些習慣了在武漢的生活。穿着隔離服查房，在微信羣裏解答患者各種問題，空閒時看看書、寫寫東西，偶爾下樓遛兩圈。他喜歡電子產品，兩個月裏買了一臺新電腦和一隻新鼠標；喜歡鋼筆，不知不覺買了二十多支。

丁新民負責的在院患者還有10人，均恢復順利。他曾希望能親眼看着所有患者走出醫院。雖然他知道，醫療隊每一步都做得比較踏實，走了也沒關係，但還是心有遺憾。

丁新民接診的第一位患者病情危重，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終於痊癒，再過兩天就能出院了。離別的前一天，患者給他發微信，祝他一路順風，又發了很多哭泣的表情，因不能與醫生們告別而難過。

疫情下共同奮戰的經歷，像繩子一樣將人與人緊緊繫在一起。

蔡衛敏用紅色的絲帶編了一條腕帶，作爲侯亮的出院賀禮。從扶着牆入院，到精神抖擻地出院，侯亮有着無限感激。“北京與協和的醫務人員救了我一命，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爲了給北京醫療隊送別，武漢協和西院護士胡娟娟連夜與同事排了幾支小舞蹈，有《感恩的心》，有《暖暖》。準備時間太倉促，上場時，音箱和手機出了問題，護士們表演到一半，歌曲總被“下一首”的提示音切斷。一開始，舞蹈一停，人羣就發出善意的笑聲，到後來，音箱被關掉，所有人一起唱起歌來。

3月31日，北京醫療隊在武漢支援65天后，歸來。

（文中患者均爲化名）

新京報記者 戴軒 協作記者 陶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