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1941年7月，国民政府升格贵阳县为贵阳市，军政部长何应钦四弟何辑五首任市长。何到职后，率先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新社区，解决房荒。二是开辟城区道路，解决交通。原因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批难民从抗战前线涌入贵阳，城区人口陡增三倍。其次，贵阳迭遭日机轰炸，发生大火，房屋损毁严重。新社区选址大南门外西南方荒芜的南明河河套一带，面积400余亩，采用西方住宅区建设模式，修建供水码头，解决饮水，期许全部“现代化”。同时，作为南明住宅区的延伸项目，于对岸开辟 河滨公园。

1944年河滨公园平面示意图

河滨公园位于南明河北岸，旧名“驿马坡”，因西侧历史悠久的“驿马道”而得名，坡上零星散布荒坟野冢。据何应钦回忆，其就读贵州陆军小学堂时，学校经常在此举行野外训练，以磨炼学生意志。首任市长修建公园的初衷，据其回忆，现代社区“无不注意居民游乐设备，居民辛苦一日后，有散步及放松疲乏身心的机会”，以“平衡他们的精神和体力”。选择“驿马坡”，其一是因毗邻南明住宅区，山环水绕，风景宜人。其二，整个“驿马坡”两百余亩，几乎全为公荒，私人土地仅占十分之二，故与百姓利益“几无冲突”，市民对此“咸乐观其成”。笔者猜测，何辑五曾经就读南明中学和讲武学校，均位于这一带，故或许还有念旧情结。据何辑五在《贵州政坛忆往》一书回忆，“河滨公园”名称是其以市长身份拟定的，但在公园建设之前，曾请托工务局制作模型公开，征询市民意见。设计方案最终经贵州省府核定，但省府经费“甚为支绌”，贵阳市府亦然，故公园的修建不曾动用公币，而是由市民“乐捐建设之”。 换句话说，河滨公园是贵阳市民自掏腰包捐钱捐地修建的。

民国河滨公园前门

河滨公园于 1942年春开工建设，设出入门三个。前门位于湘黔大道，对面即是王伯群南迁贵阳的大夏大学。后门位于新桥附近，其侧为“国立贵州战时中学”。偏门则开在贵惠路上。公园内铺设三合土游道，交织通连，交汇处建有几个圆形花坛，以供市民散步游览。南麓坡脚河边，因垂柳依依，故名“杨柳湾”。南明河水清如镜，佳山好水，故在河内设游泳池，“凡跳水板、更衣室、晒衣台等无不具备”，旨在提倡市民游泳运动。每到夏季，游泳者“接踵而至”，市民视之为锻炼身心与练习游泳技术之最佳去处。

民国河滨公园南亭

公园坡头建两亭，称“南亭”和“北亭”。南亭为六柱圆顶，顶铺茅草，又名“草亭”。“北亭”更为简陋，为一凉棚。两亭之间，建有礼堂，门厅四根罗马圆柱，大气尽显，取名“河滨堂”，猜测为市府出资。“河滨堂”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和典礼，也是公园管理处所在地。管理主任林碧松，原系南京“首都饭店”大堂经理，与时任国府监察委员何辑五在南京便结识。何辑五任贵阳市长之前，曾发起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出任董事长，经常安排其赴滇购买进口玻璃回黔销售。何辑五贵阳发迹后，林碧松得任河滨公园管理处主任，兼管花溪公园事务。

何辑五题“合谋开展”茶杯

根据《河滨公园合作堂记》碑刻，1943年2月，何辑五在河滨公园“拨地一区”，由全市各合作组织捐资兴建“合作堂”，以供市民游憩，“堂内陈列合作组织之产品图表，俾市民于游览之中，增进其对合作事业之兴趣”。无独有偶，笔者2013年曾经征集到一个茶杯，杯身烧制“合谋开展”四字，落款“巳月佳日，辑五”。此前笔者一直不解其意，现在看来， 应为“合作堂”落成纪念之物。

张石麒先生光复记功碑

河滨公园最重要的人文景观是1944年秋修建的 “张石麒先生光复记功碑”，碑高2米，宽1米，由贵州同盟会的发起者“平刚拜题”。 张百麟，字石麒，贵州辛亥光复之元勋，当局于河滨公园为其记功树碑，原因是“名更甚者”的另外两位已经“占据要津”。1935年，为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十周年，贵州省府将“梦草池公园”改名“中山公园”，其后道路得名“公园路”，沿用至今。1939年，军政部长何应钦莅临花溪视察，见河水沿岸景色秀丽，建议省主席吴鼎昌建“中正公园”，以彰“领袖之风采”。而按照何市长的回忆，为张百麟立“记功碑”，能让“市民在欣赏风景之余，不忘其获得自由之由来”。

任可澄赠何辑五行书联

早在“乙亥”年，何辑五曾经以蒋介石特派员身份回黔，秘密监视摇摆不定的王家烈、毛光翔当局。贵州著名的政治人物、曾经担任贵州省长的任可澄赠其七言行书，集杜甫《寄柏学士林居》《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两首诗之末句，联云：“各使苍生有环堵，早闻黄阁画雄麟”。“黄阁”指相府，“画雄麟”即务虚不实，杜甫原语“画麒麟”。“环堵”指陋室破屋。换成白话，就是指责当局不干正事，不管老百姓死活，有向何辑五埋怨告状之嫌。

数年后，何辑五上任市长，为官一任，能够谨记前言，关注苍生之安居，能够建社区、辟公园以解贵阳市民“环堵之室”，当属难得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