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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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仍然召见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指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刚从上海败退,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们得到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痛痒。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11月12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此时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然早已迁往重庆,但中央各部会仍多在武汉办公。唐生智于城防司令职务公布后,公开宣称与南京城共存亡,并督率军民赶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敌人厮杀。到12月上旬,敌军前锋已逼近南京城郊,发生零星的战斗。
此时,驻在蚌埠、职司保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忽有长途电话给我,说:“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车,这是什么意思呢?恐怕南京沦陷就在旦夕了!”
我说:“孟潇大概预备逃走了吧?”
果然不久,噩耗传来,南京失守了,大军十余万人,激战不到三四天工夫便全军溃败。据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敌人于12月13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
我军在南京损失部队十余万,器械弹药无算。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我闻讯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见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惊,唐氏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我们在徐州列车上倾谈二十分钟,握手唏嘘。
孟潇说:“德公,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
我说:“孟公不必介意,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大局。”
我们谈了片刻,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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