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詩有着極爲獨特而崇高的地位：它是廟堂之上人神相通的歡愉，是宴席之上把酒言歡的雅緻，是歧路孤舟天涯遊子的悲愴，也是月下花徑多情少女的憂傷……那些情態各異、匠心獨具的篇什，是一縷不滅的曙光，點亮了漫長歲月裏的每一個黑夜，也使得每一個白天更加燦爛和妖嬈，它讓我們古老的文化傳統擁有了一份別樣的深情和韻致。

“世俗之外的棲息處”

情感和意志，是人的本質特徵之一；抒情表意，則是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人類抒情表意的方法很多，詩歌是最爲重要的方法之一。古人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中國人早就認識到詩歌是抒發情感、表達意志的重要方式，而且，在上古時代，詩、樂、舞功能相近，三位一體。

在人類文明的童年時期，面對着神祕莫測的洪荒自然，面對着無從把握的個體命運，人類積壓了太多的驚慌、苦悶和悲傷。於是，在篝火之側，鼓樂聲中，或是幽怨、或是激昂的歌聲就會在天地之間唱響，個體情感融匯成了集體意志，集體意志又傳達給了神靈，個體的焦慮就此得到釋放，生活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節奏。可以說，人類正是在詩歌光芒的燭照下，一步一步地走出黑暗的叢林。此時，詩歌表達了人和自然的衝突與和解，情感淳樸而深厚，節奏簡單而重複，我們從《詩經》中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種原始的震撼力。

文明的發展，使得個體與社會的關係變得重要。在這對關係中，個體仍然是渺小的，理想令人激動，挫折令人沮喪，歧路令人疑惑……這一切情緒，都必須得到宣泄和化解。詩歌的韻律再次出現。楚國大夫屈原有志報國卻慘遭迫害，由衷感嘆道：“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九章·惜誦》）正是詩歌的力量，拯救了悲憤之中無以自拔的屈原，這位宗室政治家也就成了個體抒情詩的先驅和巨擘。此後，無論是憂心如焚的阮籍，還是深情淑世的杜甫；無論是以詩干政的白居易，還是豁達自處的蘇軾；詩歌，都是個體與社會關係的潤滑劑，是世俗之外的棲息處。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對個體自我最爲幽微的探索，不是哲學，而是詩歌。無端而起卻飄渺如煙的愛情，季節變換中莫名的興奮、憂傷甚至是掙扎，山水花樹裏搖曳的寂寞、感動和徹悟，還有總也無法左右的命運……這些，到底是緣於人性的脆弱，還是現實世界的虛幻呢？正是陶淵明、李白、李賀們，執著於即時的、神祕的、獨特的精神體驗，在風吹雲動、花開葉落的境界中，揭示了此在生命的有限性，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這種有限性，開拓了人類的精神世界，賦予短暫的生命以意義。

“中國形式美學的高峯”

中國詩歌，除了開拓生命的境界之外，還以其精緻而多樣的形式給人們帶來無限的美感。

詩和音樂相伴而生，所以，音樂節律就成了詩歌最重要的結構方式。早期詩歌，如《詩經》中的國風，多采用疊句和聯章復沓的形式，循環往復，一氣相貫，再加上用韻綿密，多即景起興，涵詠中能真切體會古老的民間歌謠的情態。至楚辭，因雙音詞增多，詩句主體由四言而變爲五言，再益一語氣詞“兮”字，形成以六言爲主的詩句形態，而音韻婉約纏綿，風情婆娑，且多變化，讀之令人沉醉。《詩經》之溫柔敦厚，楚辭之沉痛悱惻，皆與各自的語言形態交相輝映，並奠定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基本風格類型。

漢代以後，文人結合《詩經》和楚辭的形態，摒棄了復沓、語助詞等民歌因素，發展出了五言體詩。五言體詩算得上是中國詩歌中最爲基礎性的詩體，它充分體現了漢語和漢字的特點和優勢，形式樸素而整齊，給人一種溫潤含蓄的印象。更爲重要的是，它所表達的往往是一些不加修飾的、集體性、時代性的情感，因此能夠直指人心。鍾嶸《詩品》雲：“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說明了五言詩在描繪事理、抒發情感方面，有着無可比擬的優勢。後人在五言詩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七言。以上皆爲古體詩。

與古體詩相對的是近體詩或格律詩，又分爲絕句、律詩、長律，各有五言和七言之分。格律，是指從漢語四聲出發的聲律組合的法則，它的目的是使詩讀起來聲韻起伏有致，自然而富於變化，形成美妙的音樂效果。如《宋書·謝靈運傳論》所云：“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唐人在此基礎上，窮盡變化，形成多種譜式，而規則也趨於謹嚴。在格律詩中，最爲出彩的就是對仗。對仗追求的是句式和內容的對稱，尤其追求錯落有致中的均衡。對仗的形態有工對、寬對、流水對、扇面對、借對、當句對、錯綜對、蜂腰對、偷春對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流水對，“緲緲巫山女，歸來七八年。殷殷湘水曲，留在十三絃”是扇面對，“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是當句對。這些精美雅緻的詩歌形態，以及蘊藏其中的豐富細膩而新穎別緻的意境，是智慧和敏感心靈的結晶，是中國形式美學的高峯。

“生活藝術化”的無限情趣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詩歌還有更多的用處。

詩歌因爲有感動人心的效果，因此被視作推行教化、達至政治認同的最佳手段。孔子論詩的功用在於“興、觀、羣、怨”，除了“興”是指感發意志的審美功能外，“觀”指評價社會風俗之盛衰，“羣”指對社會或集體的認同，“怨”指政治諷刺。儒家以《詩經》的溫柔敦厚之風格，界定了士大夫的政治倫理，要求在勸誡和批評時，懷着關切之心，採取委婉迂迴的方式。於是，以詩諷諫就成了士大夫的重要政治手段。如白居易作新樂府詩，議論社會現象，並希望能夠傳達給皇帝，從而消除政治弊端。輔助政教，成了儒家文人最爲普遍的詩歌理想，並因此引起了多次詩歌革命。作詩諷諫，形成了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一道獨特而優雅的景觀，也爲中國詩歌史增添了一份責任和凝重。

詩歌和政教的結合，模糊了詩人和士大夫的身份。到了唐代，以詩藝高低選拔官員，政治生活也變得浪漫起來。史載朱慶餘很得名詩人張籍的讚賞，進士考試後，朱慶餘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態，作詩問張籍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而張籍作詩回答雲：“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這段載錄，可以看做是這個詩歌盛世的政治形態的一個典型個案：功名或政治，被包裹在優雅的隱喻中，並且被藝術化地執行。

中國的社會生活也一樣離不開詩歌。園林、寺廟、亭臺、驛站、石壁……文人墨客的題詩無所不在，構成各種雅緻的人文景觀，而詩歌，賦予這些景觀以精神特質。同樣，四時儀節、祭祖祀神、婚喪嫁娶，也都有詩歌的參與。唐代節令詩非常多，如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杜牧的《清明》和《七夕》等，都膾炙人口。家家戶戶春節時貼的門聯，也是詩歌的簡化形式，它是節日禮儀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對節日禮儀的文化性界定。此外，古代的悼亡詩、喪葬詩、賀婚詩、祝壽詩等等，都是發生在各種人生儀式中，或是在模擬儀式的心境中，它復活了詩歌最初的昭告天地的神聖功能，同時，使得儀式本身莊重、典雅，而且富有濃郁的審美意味。

中國詩歌還有另一項獨特的功能——交往。春秋時期，貴族們通過賦詩，可以判斷出吟誦者的性情和命運。後世以詩交友，是相信詩歌含有精微的感悟，人和人之間得以進行超越現實的精神交流。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雲：“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表達了一種任性而自在的態度，兩人交流的自由的性情。而白居易《問劉十九》是一首邀請朋友飲酒的詩：“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其中洋溢着親切平和的氣氛，非常生動。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唱和、雅集、集社、投贈、干謁等多種詩歌活動，這些活動都具有明顯的社會交往意義，構成了文人生活的一個部分。古人以詩交友，使得自己的生活藝術化，也使得詩歌生活化，富有無限的情趣。

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詩性生活，既是每一個文人的理想，也在各個層次上被不斷實踐着，形成了極爲豐富的詩歌遺產，至今，仍然能感動我們的心靈，點燃我們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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