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鍚是著名教育家，嚴復曾說：“賢弟平生以教育爲唯一之業，極深佩嘆。”陳三立（陳寅恪先生的父親）則稱讚他是“中國的福澤諭吉”。著名科學家胡先驌、吳有訓、黃家駟等均出熊育鍚門下，更神奇的是，在熊家世居的、僅有1800多人的江西南昌月池村中，竟出了300多位教授，被稱爲“教授村”。

我年七十二，在校四十週。同人爲我壽，醵金圖像留。

我貌果安然，面目相與侔。頹然吾老矣，夙願猶未酬。

同志漸寥落，國難在當頭。遷校來上塘，學業未可休。

四十年前事，一一現盈眸。不義而富貴，於我如雲浮。

願此微軀在，夫我亦何求？專心求教育，舉生爲此謀。

聊書以自遣，藉以謝吾儔。滄桑已變遷，吾道自千秋。

1940年3月，72歲大壽的熊育鍚得知同事集資爲他畫像，賦此詩以謝。

熊育鍚是著名教育家，嚴復曾說：“賢弟平生以教育爲唯一之業，極深佩嘆。”陳三立（陳寅恪先生的父親）則稱讚他是“中國的福澤諭吉”。

著名科學家胡先驌、吳有訓、黃家駟等均出熊育鍚門下，更神奇的是，在熊家世居的、僅有1800多人的江西南昌月池村中，竟出了300多位教授，被稱爲“教授村”。

奇蹟背後，是一個家族幾代人不息的奮鬥。生活逼熊家成書香門第

熊氏本是南昌大姓，但熊育鍚家族屬外來戶，據稱唐代安史之亂時，自湖北江陵遷來，後大部遷回，僅餘支脈。

清代中期，熊育鍚太爺爺熊才煥得了監生（即有資格入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此職可花錢購買），但未獲功名。他死後，他的孫子熊諫和爲他捐官，得奉政大夫的虛銜。熊家這纔有了正式的文字記錄。

熊才煥有三子，長子熊世昌又有三子，均從事小本生意。其中熊論和在外地開當鋪，與當地士紳發生業務糾紛，對簿公堂時，因熊無功名，只能全程跪聽，最終敗訴。

熊論和羞憤交加，回鄉不久便去世，熊家從此極重子弟教育。

熊論和的弟弟熊諫和初在湖北漢口一家鹽行任“行走”，即推銷員。1853年，太平軍攻克武昌，漢口大亂，作爲專賣憑證的鹽票價格大跌，熊諫和以20元一張的價格爲老闆收購10張，卻遭痛斥，熊諫和只好自己買下。

太平軍敗後，鹽票價格漲至1.5萬元一張，熊諫和趁機開了信昌鹽號，年入超兩千兩白銀。後又經營茶葉，一度遠銷俄羅斯。

熊家經濟實力上升，遂規定家族子弟有中舉者，賞銀700兩，中進士者，賞銀3000兩。

1888年，熊家出了一箇中舉者，1898年，又出了第一個進士。

據學者李平亮考證，到熊育鍚一代，熊家14人擁有功名或官職。熊育鍚20歲前已通過童試，成爲秀才，亦得附生（縣學生定額爲20人，以後不斷增加，通過捐納可成附生）功名。成了嚴復的入室弟子

熊育鍚生於1868年，其父熊光祖外出經商，在江西修水遇太平軍攻城，他“危城中逃出，驚悸得心疾，不能治生”，家計艱難。

熊育鍚是長子，只好棄學經商。1888年，他拜學者賀國昌爲師，閱讀了張載、王陽明、王夫之等人著作，對科舉漸失興趣。後又讀了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人著作。時南昌購新書不便，熊育鍚便開設廣智書局，從上海運來書報，邊讀邊買，“益明當時之務，與戊戌諸黨人相應和矣”。

不久，熊育鍚和堂弟熊元鍔迷上嚴復，“對其論著更是愛不釋手”。熊育鍚特別喜愛嚴譯《名學》和《羣學肄言》，曾說：“士不讀此書，則無以知言。”

1900年，熊元鍔到上海拜訪嚴復，嚴復見其“灼然知其爲非常人也。叩其學，經史而外，歷舉明張太嶽（即張居正）、王船山以對。講道籀學，相得甚歡”，便收熊爲門徒。

嚴復收徒極少，熊元鍔是他最喜歡的弟子。

1901年，熊元鍔、熊育鍚出版了嚴復的第一本文集《侯官嚴氏叢刻》（嚴復是福建侯官縣人），嚴復寫詩說：“就中愛我最真摯，屈指先數南昌熊。”

嚴復對熊元鍔有求必應，後者寄來文章，嚴復必詳加批改。1903年7月，熊元鍔被推舉參加經濟特別科舉，當時嚴復正在北京任官，熊拿出自己批註的《老子》請教，嚴復刪除其中大半，並增添了許多新註釋。

科舉未考中，但熊元鍔也有收穫——他將嚴復批註的《老子》以《侯官嚴氏評點老子》爲題，送到日本出版。辦學本爲對抗梁啓超

嚴復非常看重《侯官嚴氏評點老子》，因它在暗批梁啓超。

梁啓超當時流亡日本，被留日生奉爲精神領袖。梁認爲老子思想妨礙了現代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稱：“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利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

梁啓超認可盧梭，主張“雄起進取”，主動爭取權利。

嚴復傾向英國保守主義，認爲盧梭是引發法國革命的禍首，對梁啓超的激進深感不安。在《侯官嚴氏評點老子》中，他針鋒相對地提出：“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爲而無不爲。”

嚴復的批評太繞彎，梁啓超似未注意到。二人終生保持了表面友誼，梁啓超的父親七十大壽時，嚴復還寫詩說“生兒聲名能九州”。

可在給熊育鍚的信中，嚴復抱怨道：“（梁啓超）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可喜之論。”“梁任公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故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爲天經；倡暗殺，則黨黨以暗殺爲地義。”

由恐懼梁啓超，嚴復進而轉向恐懼留日生，認爲：“須知今日天下洶洶，皆持東學；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焰……往者高麗之事起於東學，中國爲之續矣。”

所以，嚴復力勸熊元鍔、熊育鍚通過辦學來對抗。

1901年，熊元鍔、熊育鍚將家塾改爲樂羣英文學堂，後改名爲“私立南昌月池熊氏心遠英文學塾”，簡稱心遠學塾。不學理工就不掏學費

心遠學塾完全貫徹了嚴復的教育思想，即：忽略經學，重視理科和英文，數學、物理等課用英文原文教材，授課亦用英語。

熊育鍚表示：“蓋吾國教育，自三育而言，則偏於德育，而體智二育太少。”

嚴復認爲應儘快培養理科人才，理科源自西洋，想學好，必須通外文。嚴復提出：“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爲教育、經濟、武力三要索所構成。教育如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推進社會的前進，這種教育，實在是浪費人才、財力。”

熊育鍚有八子三女，他對兒女的要求是：不許學文，只許讀理工。他的孫子熊大開自心遠畢業前，熊育鍚特別囑咐：“只許報考理工科，否則，我不會出錢供你上大學。”

爲幫熊元鍔學好英語，嚴復常寫信指點，表示：“使老弟如此妙齡英姿，而於西學不入穴得字，吾死不瞑目也。”

爲幫助心遠學塾的學生們，嚴復編寫了《英文漢詁》。它不僅是一本英語語法教材，還試圖構建中文語法。該書風行30多年，翻了20餘版。可例句皆文言，體現了嚴復不與“東學”妥協的態度，致其在“新文化運動”後漸被人遺忘。

心遠學塾後改名心遠中學，由於教學水準高，與天津的南開中學、湖南長沙的明德中學並稱三大私立學校。成功源於肯投入

1906年，熊元鍔因病去世，年僅27歲。

嚴復在給友人曹典德的信中寫道：“弊門人熊君季廉（熊元鍔字季廉）天年遽夭，是涼德生平第一種憾事。中年以降，感逝傷亡多矣。獨季廉與第二小兒名義殊者，最爲慘痛，至今腦影間猶時時發現，自愧不能太上忘情。然埋玉土中，所悲切者，黃人種族值不幸，豈徒門戶淵源而已。”

熊元鍔參加了中國最後一次科舉，在江西省試中列第一，成爲解元，卻會試失敗，未獲功名。

熊元鍔身體向來不錯，嚴復讓他當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校董，因內部紛爭，工作難推進，嚴復力主由熊獨任其事，沒想到壓力之下，熊患了肝病，幾番反覆，終告不治。

熊元鍔去世後，嚴復又收熊育鍚爲弟子，熊育鍚比熊元鍔大11歲，僅比嚴復小14歲。

清政府倒臺後，江西首次派留學生出洋，擬選學生102名，都督李烈鈞親自監考，結果半數以上中選學生來自心遠中學。胡先驌回憶說，李接見中選學生時，上來就問：“你否畢業於心遠中學？”

1922年熊育鍚申請成立了心遠大學，後因軍閥朱培德手下搶走校產，只好關張。

心願成績卓著，因投入驚人。在首批教師中，北京大學畢業生4人，留學日本者3人，胡先驌、吳有訓、王易、傅抱石等名流均曾在此任教。辛亥革命爆發時，全校僅剩3人，每人每學期只交25元學費，當時英文教師陳持正一人月薪即200兩白銀，可心遠學校仍維持了正常教學。他其實也是失敗者

熊家曾被認爲是江西首富， 1917年，熊育鍚將正在清華預備學堂讀書的侄子熊洛生介紹給嚴復大女兒嚴璸，得到嚴復首肯。熊育鍚去信說明：“家有富名，外人不知底蘊，恐新婦入門之後，親見藤山頭（指熊家），竹籬茅舍，心有不甘。”可見，此時熊家已衰落。後因熊洛生主張自由戀愛，嚴復又最反感此舉，婚約遂廢。

熊家大富，爲何還要毀家辦學？

學者李平亮認爲：熊家曾遭挫折，認識到功名的重要性，到熊育鍚一代， 14人有功名或官職，可下一代卻銳減爲5人。晚清社會劇變，熊家不得不從專注科舉轉向重視現代教育。

在熊家子弟中， 200多人考上大學，嚴復驚歎道：“江西熊氏，可謂人才，令人欽羨無已。”

通過辦心遠中學，熊育鍚一度在江西教育界形成“心遠系”，並逐步滲透到政界。

袁世凱復闢時，江西教育界名流紛紛勸進，熊育鍚斷然拒絕。“五四運動”爆發時，嚴復寫信給熊育鍚，讓他禁止學生參與，熊未予理睬。

然而，不論在學界，還是在政界，“心遠系”均遭阻擊。

在學界，曾任江西教育司司長的宋育德處處與“心遠系”爲敵，甚至收買心遠的“幾個壞頭頭”，煽動學生退學。

在政界，1929年擔任江西省主席的魯滌平以“通共”爲名抓捕心遠中學多名教員，後熊式輝接任，發現江西省黨政部門有上千名心遠畢業生，便極力打壓，熊育鍚只好辭去全部職位，專心校務。

抗戰期間，熊育鍚將學校遷出南昌，堅持抗戰。72歲時，他計劃說，自己可能再活5年，“暫竭此五年精力於所辦之學校。不復旁騖”。

1942年，熊育鍚因病去世，終年74歲。

（原標題：熊育鍚，他是中國的福澤諭吉）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蔡輝

編輯：TF001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