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齊白石到長塘黎家畫遺像，結識了黎松安和以胡、黎兩姓親友爲主的一批鄉村文化人，他與王仲言、羅真吾、羅醒吾、陳伏根、譚子基、胡立三等人組成了龍山詩社，並被推爲社長；他又參與黎松安組織的羅山詩社，兩社經常在一起雅集。從1913年齊白石在致黎松安的信中，曾經描述了他們雅集時的活動場面：“座必爲十日飲，或造花箋，或摹金石，興之所至則作畫數十幅。日將夕，與二三子游於彬溪之上，仰觀羅山蒼翠，幽鳥歸巢，俯瞰溪水澄清，見蟛蜞橫行自若。少焉，月出於竹嶼之外，歸誦芬樓促坐清談。璜不工於詩，頗能道詩中三昧。有時公弄笛，璜亦妄和之，月已西斜，尚不欲眠。當時人竊笑其狂怪，璜不以爲意焉。”如此情致如此心性，豈是一個農民所有或一個民間藝人所爲呢？

1899年，齊白石又拜一代名儒王闓運(湘綺，1832-1916)門下，學詩成了齊白石此際最主要的功課。

王闓運是湖湘詩派的領袖人物，他的詩從魏晉學起，至晚唐而止，和晚清盛行的取法宋詩同光體截然不同。因而在詩學修養方面，王闓運雖然並不是晚清民國的頂尖人物，但卻無疑是齊白石最好的詩學老師了。

從他學詩來看，在齊白石的骨子裏，本來就有一份不同於“匠人”的東西，他不是不想成爲一位文人名士，雖然那些文人名士們會拒絕承認他。如他的老師王湘綺就曾經這樣說過：“看齊木匠刻印字畫”；“齊璜拜門，以文爲贄。文尚成章，詩則似薛蟠體。”他的老師這樣說他，可謂刻薄。王湘綺的詩，也未必高明，不翻他詩集，現在還有幾個人可以記得他的一些詩？近人汪國垣在《光宣詩壇點將錄》中將他形容爲“詩壇舊頭領托塔天王晁蓋”，晚清另一大名士李慈銘認爲他的詩不過“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盡得”而已。可齊白石的詩，你只要看他一遍，就可記住。如《柴笆圖》上的題詩：“似爪不似龍與鷹，搜枯笆爛七錢輕。入山不取絲毫碧，過草如梳鬢髮青。遍地松針衡嶽路，半林楓葉麓山亭。兒童相聚常嬉戲，並欲爭騎竹馬行。”誰能說這不是一首好詩呢？在這一點上，齊白石也自認爲自己詩寫的並不弱。比如他對詩社的羅真吾和羅醒吾的做出評價時就認爲，他們的書底子和詩底子比他深得多，只是因爲他們的詩文是爲了“應試”，因而寫的也是“應試詩”，能用典故，講究聲律，雖然圓轉得體，“但過於拘泥板滯，一點兒不見生氣。”齊白石坦言：“我是反對死板板無生氣的東西的，做詩講究性靈，不願意像小腳女人似的扭捏做態……若說做些陶寫性情、歌詠自然的句子，他們也不一定比我好了。”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延續了二千年的帝制傳統社會壽終正寢，但就像魯迅等人所認爲的，這個革命是“不徹底的”，一個新的時代並未像人們期待的那樣到來。

此時的齊白石已經49歲，剛剛遠遊歸來不久，春天還應王闓運之邀，到瞿鴻禨家看櫻花和海棠，並禊飲於瞿家的超覽樓――即使是革命後，也未能觸動他舊式文人那種亦耕亦讀的生活。他住在寄萍堂中，栽了幾百株的果樹，後園有竹筧通泉，客來就汲泉燒茶，室內陳設雅潔，作畫刻印的几案，式樣古簡，都出自他自己的心裁。此時的他似乎完全置身於世外，以詩書畫印爲生。“新文化”對他似乎毫無影響。

據《借山吟館詩草自序》，齊白石在40-50歲之間，一共寫了1200多首詩，他的孩子們將這份詩稿帶出後遺失了，他又從朋友那裏抄回420餘首，親手寫爲四本，寄了兩本給他的老師王闓運刪改，不幸的是，在王闓運死後，這兩本也不知去向。直到1933年齊白石在《白石詩草二集自序》中，才透露出“詩興從此挫矣”的消息。

的確，在中國文藝中，詩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它甚至有“詩教”之稱。在唐宋時期，詩人的地位遠遠高於書法家和畫家，以至於有人自稱爲“畫家”，會被人們認爲是自貶身份。齊白石在70歲時曾經說：“刻印第一，詩詞第二，書法第三，繪畫第四。”這種排序，也許是他自己的一時興起，旁人可能並不這麼認爲。等他到了晚年，他又重新調整了排序：“詩詞第一，刻印第二，書法第三，繪畫第四。”這種排法，一定是他幾經考慮之後才排出來的，這讓我們想起徐渭所說：“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二者雖然相距甚遠，但他們不約而同地將詩放至少低於第二的地位，而這正符合於地道的傳統文人的文藝觀。[5]齊白石有一方印章，上刻“心與身爲仇”，內在的涵義可能正是他表達了這樣一種遺憾：想讓自己的詩詞排在前面，而人們仍然以篆刻家和畫家來看他！

不過，我倒沒注意過身爲同光體領袖陳三立之子也是齊白石最重要的朋友的陳師曾對他的詩是如何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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