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的力度構築了一個幻想世界，濃縮了現實生活與寓言，刻畫了當代人的困擾與悵惘。”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給日本著名小說家大江健三郎的頒獎詞如是寫道。

2023年3月13日，大江健三郎去世消息傳出。這位一生熱愛和平，併爲中日友好事業作出不懈努力的老人近日因衰老去世，終年88歲。他曾在魯迅石像旁淚流滿面的畫面，成爲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的回憶。

資料圖：大江健三郎

斬獲諾貝爾文學獎

“反戰”思想成創作內核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於日本四國島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是家中的第四個孩子。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年，大江健三郎十歲。

大江健三郎自小展現出了文學天賦，15歲時進入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曾執教的名校——愛媛縣立松山東高等學校就讀。整個中學時代，他創作了近40首詩歌、評論、隨筆和短篇小說等。

1954年，大江健三郎考入東京大學，學生時代的他開始在文學界嶄露頭角。1958年，23歲的他發表短篇小說《飼育》，獲得日本芥川文學獎。自此，他以職業作家的身份正式登上日本文壇，並開啓了輝煌的文學人生。

資料圖：大江健三郎

此後，大江健三郎《個人的體驗》《性的人》斬獲新潮文學獎，長篇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獲意大利蒙特羅文學獎。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爲繼1968年川端康成獲獎之後，第二位獲得該獎項的日本作家。

大江健三郎在童年時經歷了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美軍對日本的軍事佔領等。這些記憶在他年幼的心裏，埋下了反對侵略戰爭的種子，此後他的作品中不斷出現對和平外交、社會問題及人類命運戰爭的思考。

大江健三郎寫作主題廣泛，多以遠離城市的邊遠村莊爲背景，着力描寫一些特殊羣體：瘋子、白癡、殘疾兒等，他的創作飽含對人的關懷，政治、核危機、死亡與重生等命題的關注，引發人們的深思和共鳴。

大江健三郎的絕大多數小說作品都是基於他的個人生活。他曾說過，“我的作品發端於我的個人生活，但我試圖揭示社會問題。”

六次訪華，解不開的中國情緣

“偶像”魯迅坐像前流淚

“日本侵略了中國，所以，未來的中日應該和平、友好下去。否則，日本的未來是不幸的。所以，我希望中日兩國年輕人更好地交流、合作。”

大江健三郎一生都反對軍國主義復活，主張世界和平。他曾六次訪華，對中國文學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淵源，堪稱魯迅的鐵桿粉絲。

大江健三郎從小受母親的影響，熱愛閱讀魯迅作品，並對《孔乙己》印象尤其深刻，他曾多次強調對魯迅作品風格與靈魂的深刻理解與感佩。

　　資料圖：魯迅長孫、魯迅文化基金會會長周令飛參觀國家圖書館館藏魯迅手稿專題展示。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十二歲時，第一次閱讀的魯迅小說中有關希望的話語，在將近六十年的時間內，一直存活於我的身體之中。”大江健三郎說道。“我的血管裏流淌着中國文學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國文學的基因。”

母親寄望他寫出像魯迅《故鄉》那樣的文學作品，而他回應稱，“我一生都在思考魯迅……沒有魯迅、郁達夫等中國作家及其文學作品，就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2009年1月，大江健三郎參觀了北京魯迅故居和魯迅博物館。隨行攝影師安排一行人在魯迅先生大理石坐像前合影留念時，原本應坐在中間位置的大江卻不見了蹤影，大家轉身尋找時，卻發現這位老作家正埋頭蹲在坐像右側，淚流滿面……

大江健三郎還與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是多年的好友。2002年2月，大江健三郎來到莫言的故鄉——山東高密大欄鄉。

“大江先生是一個坦率的人，他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愛憎分明，絕不曖昧。”莫言曾評價道。“他是那種憂國憂民，以天下爲己任、將自己的寫作與重大世界問題糾纏在一起的作家，因此他的文學具有強烈的當代性和現實性，他的文學是大於文學的。”

反對顛覆和平憲法

身體力行的“和平衛士”

近年來，日本擴軍修憲的步伐驚動了以大江健三郎爲代表的有識之士。

2004年6月，大江健三郎和哲學家梅原猛等9名日本著名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成立了“九條會”，他們通過演講和著書，捍衛憲法第九條，反對修憲。他們指出，日本憲法面臨嚴峻考驗，如果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那麼自衛隊的性質將發生變化。

“行使集體自衛權，就是同美國一道進行戰爭。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燃燒戰火，日本要避免和美國一起打頭陣。”大江健三郎在演講中說道。“爲戰爭做準備就會接近戰爭，而如果改變了憲法第九條，就會連選擇戰爭還是和平的自由也被剝奪”。

資料圖：日本民衆反對修憲。中新社記者 王健 攝

2014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提出集體自衛權，指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國家受到武力攻擊時，雖不是對日本的直接攻擊，但日本可動用武力進行反擊。而大江健三郎認爲，這徹底顛覆了日本的和平憲法。

大江健三郎將思想、言論與行動結合起來，聯合國內外維護和平憲法的人士，把護憲運動上升爲“和平生態學”。

他在小說《水死》中，藉助英國學者弗雷澤寫的文化人類學鉅著《金枝》裏的殺王意象，隱喻人們必須殺死自己體內的“昭和精神”，即“超國家主義精神”。

雖然在日本年輕世代中，一部分人已經淡忘了戰爭記憶，日本右翼政治家仍試圖利用“周邊威脅論”來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但是，總有像大江健三郎這樣的進步知識人，用文學和自己的力量維護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