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迷幻，但凡听过一首“落日飞车”的歌，你大概都会用这样的词汇形容这支来自台湾的乐队。

在单曲《My Jinji（我的金桔）》不时出现在年轻一代的朋友圈分享页面之前，这首歌曾飘荡在冬天结冰的贝加尔湖边，高耸的悬崖上，一对情侣踩着慢悠的鼓点相拥而舞；也曾回响在地中海沿岸的夜色中，海浪拍岸，月色温柔，岸边女孩轻轻跟唱；以及音乐节的大草坪上，真正的落日时分，拉手向前奔跑的年轻人指着远处的电缆线：“看，如果电缆下吊着缆车，就真的是落日飞车了。”

但乐队本身仍保持着某种神秘。就算是歌迷，也没多少人确切知道，这个乐队到底有几个人，主唱和成员们叫什么名字、甚至是长什么样子。尽管如此，仅两三年时间，落日飞车在大陆各城市的巡演还是到了“开票即售罄”的程度——“草东没有门票，落日飞车也没有”，乐迷如此打趣。

“三千台团上大陆”，音乐自媒体“北方公园”这样形容近几年的音乐格局。随着音乐的互联网传播与新生代审美消费能力的成长，不少台湾小众乐团逐渐在大陆积累起知名度，“落日飞车”算其中的浪漫担当。“听落日飞车，睡到心上人”“一定要和你喜欢的人去听一场落日飞车”“怀孕摇滚”，他们的“音乐人设”总跟浪漫与恋爱情愫相关。

但仔细想想，落日飞车其实是一支充满矛盾的乐队。没多少人知道，十年前落日飞车草创时，他们玩的是真正的硬核摇滚。

多硬核呢？2009年《欢迎来到地下社会现场合辑》里收录了一首名叫《Ah-Ah》的歌，当年21岁的落日飞车主唱国国（曾国宏）在live现场极尽放肆地尖嗓嘶吼了八次“啊——”，从歌曲的第15秒开始，间隔地贯穿到歌曲尾声，真切地让人担心他的喉咙会否撕裂。

偶然发现了这首遗珠的歌迷们亢奋得如同发现了乖学生的B面。有人说这不是落日飞车，是“朋克飞车”“末日飞车”“亡路飞车”“落日过山车”；也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落日飞车，如今热门的单曲《My jinji》之流，都不过是“落日余晖”。

曾国宏爱把这种矛盾或反差称为“幽默”——这也是他在采访中最爱重复的词。他长着一张普通又规矩的上班族的脸，加上那副1300度、从没摘下过的超厚黑框眼镜，正经得不像玩乐队的人——但穿着沙滩度假风的花衬衫，聊着聊着整个人就从沙发上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坐在地上是为了离茶几上的三明治近一点。他没顾忌，聊到一半突然扔出一句：“对不起，请问我可以吃吗？”眼神盯着桌上摆了一小时的三明治。已经是下午一点，他还没吃早饭，采访头天晚上，刚在糖果live演完北京第一场的乐队六人去School酒吧喝到凌晨。乐队每个人都好酒，其他人喝到早上5点，国国还算克制，3点就先行告退——但还是起晚了。

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某种成熟的表现，曾国宏解释，“以前我们演出后台上堆的都是酒瓶，上台前，习惯一起干一杯。”

落日飞车2019“出差”台北演唱会现场

最糟糕的演出

曾国宏今年32岁，开始有意识地自制。这一切要从2018年3月北京那场他自认最糟糕的演出说起。

那次，曾国宏是真的生气了。演出刚结束，乐队一行人下台，他摔了酒瓶，和键盘手小干扭打起来。是真的打，衣服被扯破，浑身是伤，满地碎碴。

“到底想不想好好表演了！”演出实在不叫人满意，曾国宏憋了一肚子气。

“反正是先骂我就对了？”小干不示弱，当即怼回去。

打架的起因就是这么一来一回。导火索一点燃，后台里打成一片。毫不知情的观众在外面喊“安可”。一团混乱中，国国跑到台上，自己一个人拿着吉他把返场曲弹了。唱完下来继续打，直到大家把他们拉开。

“没有比这个更糟的了。”他回忆。这几年，落日飞车密集地跑巡演，他们刚开始觉得新鲜，连轴在不同城市间飞行，演出前喝、演完更要喝，喝完吃夜宵，醉醺醺回到酒店，睡上两小时就起床继续跑下一个城市。台北巡演是这样，美国巡演是这样，他们以为没问题——直到2018年开始，原先五六场的巡演来到大陆，增加到一次18场。巡演中段，疲累和无节制的喝酒熬夜让每个人都生了病。没有人在状态，后台准备间的桌子上，酒瓶变成了药瓶。

“大型车祸现场”，那段时间他们的现场演出偶尔收到这样的评价。曾国宏没回避，主动提起这茬自嘲，笑里有些微的尴尬。没人会因为被批评高兴，但他很清醒：“我检讨反省过了。”

他反省的结果是，心态确实要“从业余玩音乐的屁孩转变到专业演出的音乐人”。2018年，落日飞车出了一整张和成熟主题有关的专辑，叫《Cassa Nova》，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半熟王子”。这张专辑最先试出的单曲《Cool of Lullaby》开头，用了一大段法语《小王子》的对白——那是曾国宏很喜欢的书，某种程度上，他觉得《小王子》说的也是成熟这件事：“人要怎么从一个幼稚或者单纯的状态去接受世界的残酷一面。”

巡演的新鲜感和刺激已经降到最低了。时不时地，台上的曾国宏会灵魂出窍：要弹要唱的歌已经演过几百遍，要说的话已经准备好了，一上台，身体就会自动地把歌弹完唱完。有时是专注到了一种几近迷幻的状态，刹那紧张的一瞬，会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弹什么，然后——“我会看到我的手，自己在吉他格子位置上移动。好好好可怕喔！这个人还是我吗？”

只有在和观众打招呼说“今天来到哪里”时，灵魂会回来——认真地想一下自己在哪儿。2019年过去一半时，他们已经演过三十多场了。

落日飞车巡演现场

爬上金字塔

这样的巡演频率，足以让他们跻身台湾乐队的顶端。十年前落日飞车草创时，还只是个搞实验电子音乐的双人组合，曾国宏在台北艺术大学读研究所，学的是新媒体艺术，自我定位是个“音乐宅”，没认真想过要专业做音乐。

那时候台北的原创小众音乐市场不如今日，想要靠音乐为生，单凭原创乐队几乎看不清前路，比较靠谱的出路是当艺人的乐手，机会多、薪水也相对稳定。尽管家里没人从事和艺术相关的任何工作，但好在曾国宏生长在一个还算开明的小康家庭，从小父母对他的要求就是自己选择自己负责。他和父母说，如果25岁还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养不活自己的话，他就会放弃。

“地下社会”是当时他们常去的一家台北live house（音乐现场酒吧）。吼出《Ah-Ah》那阵子，曾国宏迷上了Jack White，一个玩草根布鲁斯的音乐人。地下社会办周年庆，请了八九支乐队来演出，落日飞车也在其中：“我们真的是去胡闹的。现场乱喊，歌词都没写。”

近十年过去，当年被请去的八九支乐队，几乎只剩下落日飞车在飞。在这个属于原创小众乐队的金字塔队列里，十年前，只有“超顶端”的乐队才能生存下来。即使是落日飞车，在2011年出了第一张专辑《Bossa Nova（巴萨诺瓦）》后，之后四年再无动静。《Bossa Nova》尚没有显出某种风格上的整体感——如今成为他们标志的浪漫迷幻风，在那张专辑里只依稀偶现。硬要说的话，你能从中听到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听到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听到Led Zeppelin（齐柏林飞艇），听到猫王……有乐迷评价，那是对上世纪60到80年代西方经典摇滚和流行乐的“一场优雅的高仿原创”，极尽复古趣味。

那会儿曾国宏还在各种音乐风格里探索。但玩反差的幽默感已然钻出地表：专辑里有各种曲风，偏偏没有专辑名所称的Bossa Nova（一种融合巴西森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的“新派爵士乐”）。

曾国宏经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落日飞车是音乐风格的婊子”，笑自己在音乐方向上没有从一而终的忠诚。不过他并不在乎用什么语言来定义落日飞车。流派和风格在他的理解里是音乐发展史上的必经过程，如同土壤地层的堆积。读研究所期间是他最痴迷于音乐研究的时候：电脑上常常是一边维基百科、一边YouTube，从他喜欢的专辑或歌手开始搜索，不断链接到新的页面，看到新的名字立马去YouTube查，编进清单里，睡前再把这些音像全部听完。

“就是去拓展一个横向和垂直的连接。”从摇滚和流行乐出发，他渐渐拓及更前卫的风格如电子乐，也回溯到古典乐，甚至是古典与当代音乐的结合，再从音乐触碰到电影、舞蹈、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对他来说，认知边界的拓展带来的是某种底层共通的领悟：所有这些真正关联的都是人。

“无论艺术、文化还是政治、经济，最后都会回到人身上。从音乐创作的规则里面，你会发现其实这就是人活动或者思考的一种规则。”

慢慢地就有了一些取舍和选择。在曾国宏的讲述中，落日飞车当初休团的原因更多是成员个人的境遇：当时他还在读研究所，另一个团员Kevin（李柏澔）刚毕业开始做急诊室医生，随时待命的状态让Kevin几乎不可能参加排练。国国开始更多地把精力转向他和鼓手尊龙的另一支乐队“森林”，也以另一个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台湾原创音乐人张悬的御用吉他手。

直到2015年的夏天。张悬的巡回演出告一段落，曾国宏重新召集老朋友尊龙，还有音乐趣味相似的贝斯手弘礼、键盘手小干——他们都喜欢摇滚、80年代爱用的合成器。再后来萨克斯风手浩庭、小打击乐手鸟人也被吸纳进来，在台北的排练室里，落日飞车正式重飞。

此时离落日飞车初诞已经过去六年。在曾国宏的感知里，这些年间，台湾整体的音乐氛围明显在提升，对台北的年轻人而言，周末去live house听现场演出，已成为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方式。小众市场消费群体的成形，对职业音乐人当然是好事——以前玩乐队是为了酷，现在，玩乐队成为一种日常，加上台北的租房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只需要爬到金字塔的前10%甚至前20%，基本就能维持生存水平。

2016年3月，落日飞车在排练室玩出了EP《Jinji Kikko》。这张只有三首单曲的EP，或者单单一首《My Jinji》，直接送落日飞车冲向了金字塔顶部。

“这个旋律太好听了，要把它弹个一百遍！”

听过《My Jinji》的人，绝不会忘记这首长达6分40秒的歌中，后半部分足足重复了3分钟半的同一个旋律。

要把这个旋律重复很多遍，这是曾国宏在练排室就决定好的事情。《My Jinji》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曾国宏先写完主副歌，后半段在乐队排练时即兴。写出这段五小节的循环旋律时，他当即意识到它的独特：这是一个听觉上让人感到不规律的循环，但是“太迷幻了，太好听了”。

“要把它弹个一百遍，一定要分享给大家！”他大笑。

最后他们足足重复了二十几遍。重复里也用了心思：同一个旋律，每一遍重复都会加入新的乐器，利用不同乐器的堆叠和乐理编曲技巧，让人感觉越来越高亢、明亮和激动。“就像那个乐队要解离了、要分裂了这样子。”

萨克斯风的加入则出于某种幽默。“因为我觉得，有萨克斯风，就会有比较油腻的感觉，有那种80年代、年轻人会很讨厌的元素嘛。摇滚乐队有萨克斯风你会觉得超傻，都是很老（的元素）了，欸我会觉得，把这种刻板印象拿来扭转一下，就会变成很酷很新的东西。”

追溯起来，摇滚乐队里配置萨克斯风手其实是很传统的一件事。The Rolling Stones（滚石乐队）的不少歌曲中都出现了萨克斯风solo，但这在亚洲并不多见。英国的乐迷曾和他们说，落日飞车的音乐听起来很复古很老派，但同时也很新——他们知道那些元素或风格从何而来，但从没听它们被这样整合过。这也是曾国宏所谓的“幽默”——这些复古的元素，在亚洲的文化情境下出现，在他看来“很幽默、也很新鲜”。

效果如他所愿，甚至意外地好。萨克斯风手浩庭成了落日飞车现场演出时最抢眼的存在——这个小他们几岁的大男孩总在演出时卖足力气，可惜偏偏要鼓起腮帮子吹萨克斯，戏只好都用在眼神和肢体上。

如今他们通常以六人编制出现，尽管大部分歌迷似乎不太在乎谁是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国国是落日飞车的主脑。但这也渐渐出现了问题。在录制今年发布的新EP《Vanilla Villa（香草度假村）》前，曾国宏写了三首歌，交给制作人后，得到了这样的反馈：“和《半熟王子》太像了。”

“会太没有落日飞车的样貌”，制作人委婉地表示，如果继续用原来的方式创作，国国的主导性有点太高了。他建议落日飞车的所有成员用即兴的方式，尝试能否写出新的东西。

制作人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实际上，落日飞车的核心成员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如果用坐标轴来描述，国国和鼓手尊龙分别处在轴线的两端，贝斯弘礼和键盘手小干则在两端之间游走，但各有自己的倾向。艺术家性格很强的尊龙会坚持音乐创作的绝对真实、拒绝后期修饰——在他看来那是对音乐这种“时间的艺术”的不尊重——而国国恰恰相反，他最在意的是结果。创作时的争吵是常事，至于谁妥协得比较多：“我会说是我，但他会说是他。”

进录音室之前，曾国宏唯一的要求是：这张专辑要叫《Vanilla Villa》。他希望大家对“香草度假村”有一定的想象，好不过于天马行空，至少围绕一个主题，能在即兴中创造一点默契。

这次，他们在录音室整整即兴了四天。第四天结束后，他们开始听这段时间内演奏的所有素材，挑出能发展的段落，再慢慢调整、修改、打磨……同一时间，曾国宏想好词曲，一点点把它们雕塑成歌的样子。

今年5月，新EP发布，其中单曲《Vanilla》的势头甚至一度超过了《My Jinji》。至于“香草度假村”的创作念头从何而来？曾国宏解释得暧昧又模糊，说可能是印象中喜欢的某一个女孩的香味，又说正如自己写情歌——“可能会带有一些迷幻气质，迷离，神秘，事情都说得不清不楚。”

落日飞车主唱国国在台北演唱会

Almost Mature

时至今日，那场最糟糕的演出彻底成为了过去式。一架打完，接下来的好几场演出，国国和小干没说过话。直到几天后，小干给国国手写了一封很长很厚的信，里面记着小干这段时间的心路。两人就此言和。

小干的心路，某种程度上也是落日飞车所有成员共同感受到的变化。巡演密度越来越大，玩乐队的状态变得像是在工作了，或许更加专业，但他们担心，创造力也会逐渐被扼杀。

曾国宏想，等到2021年，等再录一张专辑，再跑一次大型巡演，落日飞车得放慢脚步了。包括他在内，所有人都需要一个好好的休整。除了落日飞车外，每个人都还有其他的乐队和各自的创作计划。曾国宏在原创音乐网站Soundcloud上有个人主页，闲下来时，他会创作上传一些短demo，和落日飞车的风格截然不同，他喜欢做那种不太凶的lofi hiphop（一种低保真、鼓点节奏感很强的曲风）。近几年忙着飞，他已经很久没有上传任何东西了。

如果说有什么更多后续的话，那就是曾国宏的自我领悟了。他想让自己的视野更宽阔一点。或许不一定停留在摇滚乐，未来的创作，他预期着在音乐形式上做突破，比如降低吉他的比例，再在歌曲的结构框架、音色使用上做文章，“更解离、更离散”。

至于眼下，他们想要洗刷观众印象，比如今年的“出差”巡演。这意味着“调配身心”，或者说“身心灵的调适”——比如表演前一晚不能喝酒，演出前要做一小时发声练习，下午彩排前一定要睡一会儿，保证声带状态。

话是这么说，前一天晚上还是喝到了3点。他眼珠一转，“比以前还是节制多了。”

就像他歌里唱的一样，“Almost mature”，即将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