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迷幻，但凡聽過一首“落日飛車”的歌，你大概都會用這樣的詞彙形容這支來自臺灣的樂隊。

在單曲《My Jinji（我的金桔）》不時出現在年輕一代的朋友圈分享頁面之前，這首歌曾飄蕩在冬天結冰的貝加爾湖邊，高聳的懸崖上，一對情侶踩着慢悠的鼓點相擁而舞；也曾迴響在地中海沿岸的夜色中，海浪拍岸，月色溫柔，岸邊女孩輕輕跟唱；以及音樂節的大草坪上，真正的落日時分，拉手向前奔跑的年輕人指着遠處的電纜線：“看，如果電纜下吊着纜車，就真的是落日飛車了。”

但樂隊本身仍保持着某種神祕。就算是歌迷，也沒多少人確切知道，這個樂隊到底有幾個人，主唱和成員們叫什麼名字、甚至是長什麼樣子。儘管如此，僅兩三年時間，落日飛車在大陸各城市的巡演還是到了“開票即售罄”的程度——“草東沒有門票，落日飛車也沒有”，樂迷如此打趣。

“三千臺團上大陸”，音樂自媒體“北方公園”這樣形容近幾年的音樂格局。隨着音樂的互聯網傳播與新生代審美消費能力的成長，不少臺灣小衆樂團逐漸在大陸積累起知名度，“落日飛車”算其中的浪漫擔當。“聽落日飛車，睡到心上人”“一定要和你喜歡的人去聽一場落日飛車”“懷孕搖滾”，他們的“音樂人設”總跟浪漫與戀愛情愫相關。

但仔細想想，落日飛車其實是一支充滿矛盾的樂隊。沒多少人知道，十年前落日飛車草創時，他們玩的是真正的硬核搖滾。

多硬核呢？2009年《歡迎來到地下社會現場合輯》裏收錄了一首名叫《Ah-Ah》的歌，當年21歲的落日飛車主唱國國（曾國宏）在live現場極盡放肆地尖嗓嘶吼了八次“啊——”，從歌曲的第15秒開始，間隔地貫穿到歌曲尾聲，真切地讓人擔心他的喉嚨會否撕裂。

偶然發現了這首遺珠的歌迷們亢奮得如同發現了乖學生的B面。有人說這不是落日飛車，是“朋克飛車”“末日飛車”“亡路飛車”“落日過山車”；也有人說，這纔是真正的落日飛車，如今熱門的單曲《My jinji》之流，都不過是“落日餘暉”。

曾國宏愛把這種矛盾或反差稱爲“幽默”——這也是他在採訪中最愛重複的詞。他長着一張普通又規矩的上班族的臉，加上那副1300度、從沒摘下過的超厚黑框眼鏡，正經得不像玩樂隊的人——但穿着沙灘度假風的花襯衫，聊着聊着整個人就從沙發上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坐在地上是爲了離茶几上的三明治近一點。他沒顧忌，聊到一半突然扔出一句：“對不起，請問我可以喫嗎？”眼神盯着桌上擺了一小時的三明治。已經是下午一點，他還沒喫早飯，採訪頭天晚上，剛在糖果live演完北京第一場的樂隊六人去School酒吧喝到凌晨。樂隊每個人都好酒，其他人喝到早上5點，國國還算剋制，3點就先行告退——但還是起晚了。

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某種成熟的表現，曾國宏解釋，“以前我們演出後臺上堆的都是酒瓶，上臺前，習慣一起幹一杯。”

落日飛車2019“出差”臺北演唱會現場

最糟糕的演出

曾國宏今年32歲，開始有意識地自制。這一切要從2018年3月北京那場他自認最糟糕的演出說起。

那次，曾國宏是真的生氣了。演出剛結束，樂隊一行人下臺，他摔了酒瓶，和鍵盤手小幹扭打起來。是真的打，衣服被扯破，渾身是傷，滿地碎碴。

“到底想不想好好表演了！”演出實在不叫人滿意，曾國宏憋了一肚子氣。

“反正是先罵我就對了？”小幹不示弱，當即懟回去。

打架的起因就是這麼一來一回。導火索一點燃，後臺裏打成一片。毫不知情的觀衆在外面喊“安可”。一團混亂中，國國跑到臺上，自己一個人拿着吉他把返場曲彈了。唱完下來繼續打，直到大家把他們拉開。

“沒有比這個更糟的了。”他回憶。這幾年，落日飛車密集地跑巡演，他們剛開始覺得新鮮，連軸在不同城市間飛行，演出前喝、演完更要喝，喝完喫夜宵，醉醺醺回到酒店，睡上兩小時就起牀繼續跑下一個城市。臺北巡演是這樣，美國巡演是這樣，他們以爲沒問題——直到2018年開始，原先五六場的巡演來到大陸，增加到一次18場。巡演中段，疲累和無節制的喝酒熬夜讓每個人都生了病。沒有人在狀態，後臺準備間的桌子上，酒瓶變成了藥瓶。

“大型車禍現場”，那段時間他們的現場演出偶爾收到這樣的評價。曾國宏沒回避，主動提起這茬自嘲，笑裏有些微的尷尬。沒人會因爲被批評高興，但他很清醒：“我檢討反省過了。”

他反省的結果是，心態確實要“從業餘玩音樂的屁孩轉變到專業演出的音樂人”。2018年，落日飛車出了一整張和成熟主題有關的專輯，叫《Cassa Nova》，翻譯過來的意思是“半熟王子”。這張專輯最先試出的單曲《Cool of Lullaby》開頭，用了一大段法語《小王子》的對白——那是曾國宏很喜歡的書，某種程度上，他覺得《小王子》說的也是成熟這件事：“人要怎麼從一個幼稚或者單純的狀態去接受世界的殘酷一面。”

巡演的新鮮感和刺激已經降到最低了。時不時地，臺上的曾國宏會靈魂出竅：要彈要唱的歌已經演過幾百遍，要說的話已經準備好了，一上臺，身體就會自動地把歌彈完唱完。有時是專注到了一種幾近迷幻的狀態，剎那緊張的一瞬，會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彈什麼，然後——“我會看到我的手，自己在吉他格子位置上移動。好好好可怕喔！這個人還是我嗎？”

只有在和觀衆打招呼說“今天來到哪裏”時，靈魂會回來——認真地想一下自己在哪兒。2019年過去一半時，他們已經演過三十多場了。

落日飛車巡演現場

爬上金字塔

這樣的巡演頻率，足以讓他們躋身臺灣樂隊的頂端。十年前落日飛車草創時，還只是個搞實驗電子音樂的雙人組合，曾國宏在臺北藝術大學讀研究所，學的是新媒體藝術，自我定位是個“音樂宅”，沒認真想過要專業做音樂。

那時候臺北的原創小衆音樂市場不如今日，想要靠音樂爲生，單憑原創樂隊幾乎看不清前路，比較靠譜的出路是當藝人的樂手，機會多、薪水也相對穩定。儘管家裏沒人從事和藝術相關的任何工作，但好在曾國宏生長在一個還算開明的小康家庭，從小父母對他的要求就是自己選擇自己負責。他和父母說，如果25歲還沒有搞出什麼名堂、養不活自己的話，他就會放棄。

“地下社會”是當時他們常去的一家臺北live house（音樂現場酒吧）。吼出《Ah-Ah》那陣子，曾國宏迷上了Jack White，一個玩草根布魯斯的音樂人。地下社會辦週年慶，請了八九支樂隊來演出，落日飛車也在其中：“我們真的是去胡鬧的。現場亂喊，歌詞都沒寫。”

近十年過去，當年被請去的八九支樂隊，幾乎只剩下落日飛車在飛。在這個屬於原創小衆樂隊的金字塔隊列裏，十年前，只有“超頂端”的樂隊才能生存下來。即使是落日飛車，在2011年出了第一張專輯《Bossa Nova（巴薩諾瓦）》後，之後四年再無動靜。《Bossa Nova》尚沒有顯出某種風格上的整體感——如今成爲他們標誌的浪漫迷幻風，在那張專輯裏只依稀偶現。硬要說的話，你能從中聽到The Beatles（甲殼蟲樂隊），聽到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樂隊），聽到Led Zeppelin（齊柏林飛艇），聽到貓王……有樂迷評價，那是對上世紀60到80年代西方經典搖滾和流行樂的“一場優雅的高仿原創”，極盡復古趣味。

那會兒曾國宏還在各種音樂風格里探索。但玩反差的幽默感已然鑽出地表：專輯裏有各種曲風，偏偏沒有專輯名所稱的Bossa Nova（一種融合巴西森巴舞曲和美國酷派爵士的“新派爵士樂”）。

曾國宏經常和朋友開玩笑說，“落日飛車是音樂風格的婊子”，笑自己在音樂方向上沒有從一而終的忠誠。不過他並不在乎用什麼語言來定義落日飛車。流派和風格在他的理解裏是音樂發展史上的必經過程，如同土壤地層的堆積。讀研究所期間是他最癡迷於音樂研究的時候：電腦上常常是一邊維基百科、一邊YouTube，從他喜歡的專輯或歌手開始搜索，不斷鏈接到新的頁面，看到新的名字立馬去YouTube查，編進清單裏，睡前再把這些音像全部聽完。

“就是去拓展一個橫向和垂直的連接。”從搖滾和流行樂出發，他漸漸拓及更前衛的風格如電子樂，也回溯到古典樂，甚至是古典與當代音樂的結合，再從音樂觸碰到電影、舞蹈、雕塑等其他藝術形式……對他來說，認知邊界的拓展帶來的是某種底層共通的領悟：所有這些真正關聯的都是人。

“無論藝術、文化還是政治、經濟，最後都會回到人身上。從音樂創作的規則裏面，你會發現其實這就是人活動或者思考的一種規則。”

慢慢地就有了一些取捨和選擇。在曾國宏的講述中，落日飛車當初休團的原因更多是成員個人的境遇：當時他還在讀研究所，另一個團員Kevin（李柏澔）剛畢業開始做急診室醫生，隨時待命的狀態讓Kevin幾乎不可能參加排練。國國開始更多地把精力轉向他和鼓手尊龍的另一支樂隊“森林”，也以另一個身份出現在公衆視野——臺灣原創音樂人張懸的御用吉他手。

直到2015年的夏天。張懸的巡迴演出告一段落，曾國宏重新召集老朋友尊龍，還有音樂趣味相似的貝斯手弘禮、鍵盤手小幹——他們都喜歡搖滾、80年代愛用的合成器。再後來薩克斯風手浩庭、小打擊樂手鳥人也被吸納進來，在臺北的排練室裏，落日飛車正式重飛。

此時離落日飛車初誕已經過去六年。在曾國宏的感知裏，這些年間，臺灣整體的音樂氛圍明顯在提升，對臺北的年輕人而言，週末去live house聽現場演出，已成爲再平常不過的生活方式。小衆市場消費羣體的成形，對職業音樂人當然是好事——以前玩樂隊是爲了酷，現在，玩樂隊成爲一種日常，加上臺北的租房生活成本相對較低，只需要爬到金字塔的前10%甚至前20%，基本就能維持生存水平。

2016年3月，落日飛車在排練室玩出了EP《Jinji Kikko》。這張只有三首單曲的EP，或者單單一首《My Jinji》，直接送落日飛車衝向了金字塔頂部。

“這個旋律太好聽了，要把它彈個一百遍！”

聽過《My Jinji》的人，絕不會忘記這首長達6分40秒的歌中，後半部分足足重複了3分鐘半的同一個旋律。

要把這個旋律重複很多遍，這是曾國宏在練排室就決定好的事情。《My Jinji》的創作過程是這樣的：曾國宏先寫完主副歌，後半段在樂隊排練時即興。寫出這段五小節的循環旋律時，他當即意識到它的獨特：這是一個聽覺上讓人感到不規律的循環，但是“太迷幻了，太好聽了”。

“要把它彈個一百遍，一定要分享給大家！”他大笑。

最後他們足足重複了二十幾遍。重複裏也用了心思：同一個旋律，每一遍重複都會加入新的樂器，利用不同樂器的堆疊和樂理編曲技巧，讓人感覺越來越高亢、明亮和激動。“就像那個樂隊要解離了、要分裂了這樣子。”

薩克斯風的加入則出於某種幽默。“因爲我覺得，有薩克斯風，就會有比較油膩的感覺，有那種80年代、年輕人會很討厭的元素嘛。搖滾樂隊有薩克斯風你會覺得超傻，都是很老（的元素）了，欸我會覺得，把這種刻板印象拿來扭轉一下，就會變成很酷很新的東西。”

追溯起來，搖滾樂隊裏配置薩克斯風手其實是很傳統的一件事。The Rolling Stones（滾石樂隊）的不少歌曲中都出現了薩克斯風solo，但這在亞洲並不多見。英國的樂迷曾和他們說，落日飛車的音樂聽起來很復古很老派，但同時也很新——他們知道那些元素或風格從何而來，但從沒聽它們被這樣整合過。這也是曾國宏所謂的“幽默”——這些復古的元素，在亞洲的文化情境下出現，在他看來“很幽默、也很新鮮”。

效果如他所願，甚至意外地好。薩克斯風手浩庭成了落日飛車現場演出時最搶眼的存在——這個小他們幾歲的大男孩總在演出時賣足力氣，可惜偏偏要鼓起腮幫子吹薩克斯，戲只好都用在眼神和肢體上。

如今他們通常以六人編制出現，儘管大部分歌迷似乎不太在乎誰是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國國是落日飛車的主腦。但這也漸漸出現了問題。在錄製今年發佈的新EP《Vanilla Villa（香草度假村）》前，曾國宏寫了三首歌，交給製作人後，得到了這樣的反饋：“和《半熟王子》太像了。”

“會太沒有落日飛車的樣貌”，製作人委婉地表示，如果繼續用原來的方式創作，國國的主導性有點太高了。他建議落日飛車的所有成員用即興的方式，嘗試能否寫出新的東西。

製作人的判斷某種程度上是對的。實際上，落日飛車的核心成員之間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如果用座標軸來描述，國國和鼓手尊龍分別處在軸線的兩端，貝斯弘禮和鍵盤手小幹則在兩端之間遊走，但各有自己的傾向。藝術家性格很強的尊龍會堅持音樂創作的絕對真實、拒絕後期修飾——在他看來那是對音樂這種“時間的藝術”的不尊重——而國國恰恰相反，他最在意的是結果。創作時的爭吵是常事，至於誰妥協得比較多：“我會說是我，但他會說是他。”

進錄音室之前，曾國宏唯一的要求是：這張專輯要叫《Vanilla Villa》。他希望大家對“香草度假村”有一定的想象，好不過於天馬行空，至少圍繞一個主題，能在即興中創造一點默契。

這次，他們在錄音室整整即興了四天。第四天結束後，他們開始聽這段時間內演奏的所有素材，挑出能發展的段落，再慢慢調整、修改、打磨……同一時間，曾國宏想好詞曲，一點點把它們雕塑成歌的樣子。

今年5月，新EP發佈，其中單曲《Vanilla》的勢頭甚至一度超過了《My Jinji》。至於“香草度假村”的創作念頭從何而來？曾國宏解釋得曖昧又模糊，說可能是印象中喜歡的某一個女孩的香味，又說正如自己寫情歌——“可能會帶有一些迷幻氣質，迷離，神祕，事情都說得不清不楚。”

落日飛車主唱國國在臺北演唱會

Almost Mature

時至今日，那場最糟糕的演出徹底成爲了過去式。一架打完，接下來的好幾場演出，國國和小乾沒說過話。直到幾天後，小幹給國國手寫了一封很長很厚的信，裏面記着小幹這段時間的心路。兩人就此言和。

小乾的心路，某種程度上也是落日飛車所有成員共同感受到的變化。巡演密度越來越大，玩樂隊的狀態變得像是在工作了，或許更加專業，但他們擔心，創造力也會逐漸被扼殺。

曾國宏想，等到2021年，等再錄一張專輯，再跑一次大型巡演，落日飛車得放慢腳步了。包括他在內，所有人都需要一個好好的休整。除了落日飛車外，每個人都還有其他的樂隊和各自的創作計劃。曾國宏在原創音樂網站Soundcloud上有個人主頁，閒下來時，他會創作上傳一些短demo，和落日飛車的風格截然不同，他喜歡做那種不太兇的lofi hiphop（一種低保真、鼓點節奏感很強的曲風）。近幾年忙着飛，他已經很久沒有上傳任何東西了。

如果說有什麼更多後續的話，那就是曾國宏的自我領悟了。他想讓自己的視野更寬闊一點。或許不一定停留在搖滾樂，未來的創作，他預期着在音樂形式上做突破，比如降低吉他的比例，再在歌曲的結構框架、音色使用上做文章，“更解離、更離散”。

至於眼下，他們想要洗刷觀衆印象，比如今年的“出差”巡演。這意味着“調配身心”，或者說“身心靈的調適”——比如表演前一晚不能喝酒，演出前要做一小時發聲練習，下午彩排前一定要睡一會兒，保證聲帶狀態。

話是這麼說，前一天晚上還是喝到了3點。他眼珠一轉，“比以前還是節制多了。”

就像他歌裏唱的一樣，“Almost mature”，即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