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朝的官制，按察使是巡撫的下屬，因而《雍正王朝》中的江蘇按察使黃倫應該服從於江蘇巡撫李衛的領導。

按察使，俗稱臬臺，是主管一個省範圍刑法之事的正三品地方官員，相當於現在的省一級公檢法部門的權限整合。

巡撫，“巡行天下，撫軍安民”，主管一省軍政、民政等一切事務的正二品或從二品的地方封疆大吏。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最初創立巡撫制度的時候，巡撫只是一個臨時性的差事安排，其主要職責也在於督理稅糧 ，總理河道，撫治流民，整飭邊關。而在省一級的地方官僚體系中，將傳統意義上“省長”的一分爲三，由“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管主管“民政”，“刑名”以及“一省軍務”，三者相互配合，並且相互挾制。直到明朝中期的時候，巡撫由臨時性的崗位變爲了常設官職，進而節制一省的軍政民務，成爲一省最高的軍政長官，“三司”成爲了巡撫的下屬。清朝時期繼續沿用了明朝的這一官制。

因而，可以看出江蘇巡撫李衛是江蘇按察使黃倫的上級和領導，無論是官階還是品級也都高於黃倫，而黃倫作爲按察使也應該服從巡撫李衛的領導與管轄。

身爲按察使的黃倫敢於同李衛正面對抗，不服從李衛的管轄，更多的還是因爲黃倫背後的支持力量。

首先，是整個江蘇士紳富戶們的支持。

李衛到江蘇任職巡撫，首要的任務就是推行雍正“攤丁入畝”的新政，而這也將極大的觸動江蘇地方的士紳以及坐擁廣大土地的地主富戶們的既得利益。

在此之前，清朝一直奉行的“人頭稅”政策，這也就使得納稅的主體落在了人數衆多的無地甚至是少地的百姓身上，而這些士紳富戶們則可以說是“坐享漁利”。然而，伴隨着“攤丁入畝”的政策的實施，將按照擁有土地的多少來徵收稅銀，因而他們也將成爲納稅大戶，將原本屬於自己的收益進行上繳，利益也就自然而然的受到了損失。

所以，這些士紳富戶們希望通過黃倫對抗李衛，進而阻撓李衛在江蘇推進“攤丁入畝”的政策實施，保全自己的利益，因而這些士紳階層成爲了黃倫的堅定支持者。

其次，是整個江蘇官場對於黃倫的支持。

在此之前的劇情的中，江蘇省所轄屬的揚州等地，都是“八爺黨”的門人聚集地，可以說是“八爺黨”成員密集分佈，這些人本就因爲政治集團的不同，與李衛所代表的雍正自己的集團關係不和，矛盾衝突更是根深蒂固。

更爲重要的是，江蘇的官員與江蘇的士紳階層關係極爲密切，利益捆綁相當的緊密，而李衛推行的“攤丁入畝”等一些列的新政，既是觸動了士紳富戶們的利益，更是讓這些官僚階層的實際利益受到了極大的威脅與損失。

所以，不管是從自己的經濟利益角度出發，還是爲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支持黃倫對抗李衛，也就成爲了江蘇官場的必然選擇。

再次，也是最爲關鍵的是，黃倫的背後有年羹堯的支持。

黃倫之所以有恃無恐的悍然對抗一省巡撫李衛，對抗雍正的新政，歸根結底還是因爲在他的背後的支持力量，這便是年羹堯。當然，並不是年羹堯鼓動黃倫去對抗李衛，挑戰雍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年羹堯爲黃倫提供的庇護。

年羹堯在平定西北叛亂後，聲望、地位得到了空前了提升，雍正都將年羹堯成爲“恩人”，而年羹堯在回朝後也大肆保舉自己的親信，培植自己的黨羽勢力，黃倫也就是在這樣的“年選”背景下，出任江蘇按察使。

也正是因爲如此，背靠着年羹堯的這棵大樹，黃倫自信認爲，李衛不會過度難爲自己，要給足自己面子，同時，即便是自己有錯，也會因爲有着年羹堯的庇護而安然無恙。

所以，正是因爲有了江蘇士紳的支持，江蘇官場的支持，以及年羹堯的保舉與庇護，才讓身爲江蘇按察使的黃倫有了用氣和資本，去對抗自己的上司，江蘇巡撫李衛，更是帶領着整個江蘇官員，對抗着雍正“攤丁入畝”的新政。

最終，李衛一手“調虎離山”，成功拿下了黃倫，也就此震懾住了整個江蘇官場。

面對氣焰如此囂張的黃倫，李衛來了一手“調虎離山”，故意將黃倫派去鎮江查案的同時，開始對黃倫的清查工作，最終通過爲劉王氏翻案，進而找到了黃倫與江蘇富商程森勾結的證據，將黃倫一舉拿下。

在黃倫被李衛拿下後，江蘇的各級官員已是羣龍無首，並且擔心惹禍上身，丟掉前途，紛紛選擇向李衛屈服，而江蘇的“攤丁入畝”新政也得以順利推行。

之後雍正來到江蘇地面視察，得到了年羹堯擅殺孫嘉誠的消息，這也讓雍正下定了處理年羹堯的決心。與此同時，年羹堯既已倒臺，依附於年羹堯的黃倫，也將面臨着悲慘的結局，但是對於他來說，這一切也都是咎由自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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