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銘專欄 | 大學的意義

作者按：

最近一段時間裏在媒體中看到幾位大學教授對中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批評。清華大學施一公教授聽到學生說“要去金融公司”，深感憂慮的他說“中國大學的導向出了大問題”。北京大學饒毅教授說青年人要選“對國家有意義的職業”，而大學的目標不能是培養“馬雲和特朗普”。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也得到了類似的觀察，他最好的學生退學回國“管理投資基金”，他就此反思中國教育讓學生只知道“養家餬口”，對工作沒有激情和興趣。

幾位教授都是我素來仰慕的前輩高人，饒毅教授更是我心中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的標杆和楷模。他們幾位的觀點總結起來，可以看成是對中國大學教育（或者至少是精英大學教育）價值觀的批評：大學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就業是不是大學的首要目標？精英畢業生該考慮什麼樣的職業發展道路？我對前輩們的看法有些不同意見，寫出來和大家討論。

撰文 | 王立銘（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

責編 | 李曉明

●●●

其實從感情角度說，我支持幾位教授的憂慮和呼籲。

我是一個晚輩科學家和大學教授，我熱愛我的工作，我也覺得探索未知世界真的是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業。平心而論，如果我的學生有一天告訴我，他或者她對自己的研究心生厭倦，或是在錙銖必較地比較兩份工作合同的薪水高低，我應該也會覺得有點沮喪和失望。我也同樣相信，我們這個古老國家的復興歷程裏，離不開科學精神的再次啓蒙，離不開基礎研究的興盛發達。

但是就像羅素說過的，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

我真心希望看到，我們這個社會的價值觀，能夠包容所有發自內心、有利於人的目的和慾望。不管在各行各業，不管是追逐金錢、名聲、知識或是社會責任，如果一所大學的畢業生，能夠做到用最高標準的職業道德對待自己的工作，用愛和寬容對待自己的親人朋友和身邊的人，用經世濟民的情懷對待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用好奇心和責任感對待過去、現在和將來，這所大學纔是真正的精英大學。這樣的畢業生，就是對自己、對家人、對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有意義的人。

回到兩個基本問題，我想談談自己的想法。

大學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

首先我們考慮大學的目標。

“培養”這個詞也許語氣過於強烈，畢竟，每個個體都有獨特的成長經歷、興趣愛好、特長和短板，大學沒有能力、而且顯然也不應該指望她的學生會像生產線上出來的產品一樣整齊劃一。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問，大學應該期待她的學生們具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我想以下的論述應該不會遭到多少反對。對內，他或者她是一個能夠“自我實現”的人類個體，對這個世界有好奇心和責任感，對親人朋友和身邊的人有愛和寬容，對自己的生活負責任有目標。對外，他或者她是一個對這個世界有正面貢獻的人類個體，貢獻當然可以有大有小，但都可以讓這個世界在點滴間變得更美好。你說修齊治平也好，說內聖外王也好，可能都不如高曉松的一句話概括的好，就是做個有意思和有意義的人。

“有意思”本質上是訴諸靈魂的，每個人都會對此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大學看來，什麼樣的事情纔算是“有意義”？或者說，如何判斷各種事情“有意義”程度的差別，並有所選擇地來樹立自身的價值觀和教育理念呢？

從三位教授的發言來看，他們無一例外的覺得，相比商業活動（“去金融公司”“做馬雲”“管理投資基金”），做學術研究是更有“意義”的事情。顯然只有這樣，他們纔會不約而同的爲優秀學生放棄學術研究發展、從事商業活動而感到惋惜，並藉此反思中國教育可能是出了什麼問題。雖然我也和三位前輩教授一樣，也在高校裏做非常基礎的學術研究，我卻完全不認同這種認爲學術研究是更“有意義”活動的觀點。在我看來，每個人的貢獻當然存在大小的差別，但是不管是經商、創業、做研究、寫小說、做政治家，都可以實現對人類社會持久的、深刻的、和廣泛的影響。

比如說吧，讓我們的視角倒退一百年，看看那個時代人們的工作穿越歷史迷霧之後，對今天的我們有什麼樣的意義。科學研究自不必多說，20世紀初是新物理學的黃金時代，愛因斯坦更是數百年一出的科學巨人。百年後回望，愛因斯坦的貢獻深刻改變了人類的時空觀和哲學觀。而他的工作也早已進入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質能方程是核能應用和原子彈的基礎；遍佈全球的GPS系統必須考慮時空的相對論效應；太陽能電池的開發依賴於光電效應的理解；等等。

但是同時代其他領域的貢獻就一定遜色麼？

並非如此。幾個簡單的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在產業界，同時代的發明家愛迪生創立了通用電氣公司。這家偉大的公司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基業長青，它的許多革命性產品已經成爲現代生活的組成部分：鎢絲白熾燈照亮了整個地球的夜空；它的航空發動機裝備在上萬架民用飛機上，地球村的預言才能從物理上成爲現實；它發明的固體激光器，是光盤、激光打印機和光纖通信的基礎。在政界，同時代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人送綽號托拉斯馴獸師。事實上正是從他開始的反壟斷行動塑造了今天崇尚自由競爭的經濟格局。而我們今天能夠享受四十小時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買到質量放心的食品、漫步在風景宜人的自然保護區，也都要部分感謝羅斯福所倡導的進步運動！我們真的可以說，科學研究的意義，一定就先驗地超過其他行業麼？

而我更想強調的是，爲什麼非要試圖爲不同的“有意義”賦值呢？

多元的價值觀是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羅素有句名言我一直奉爲圭臬，“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一句話總結，我討厭一個只有一元價值觀的時代，它很危險，它很壓抑。作爲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要是生活在單純尚武的斯巴達，我可能早早就被丟到了野外任由野獸饕餮，而我的健身教練可能就會大呼過癮，這樣的局面我和我的朋友可能都不願意看到。作爲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果生活在“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的1984，我的“工業黨”朋友們可能會熱血沸騰，而我可能早就被思想警察帶到勝利大廈裏頭了，這樣的局面，我和我的朋友可能也不願意看到吧！

而更重要的是它很無趣！對於到底什麼才“有意義”，還可以說有一條共同的底線——對這個世界的正面貢獻。但是對於到底什麼更“有意義”，每個人完全可以有、也應該有自己的判斷標準。作爲一個知識分子，我顯然不願意生活在“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時代，但是我同樣不願意生活在“萬般皆下品，只有讀書高”的時代。作爲一個理工科教授，我顯然不願意生活在“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的時代，可是一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我也唯恐避之不及。

爲什麼不能有這樣一個時代：有的人手無縛雞之力但是想要“學好數理化”，就讓他去做愛因斯坦吧；有的人就是愛拿“剃頭刀”，他可以向着愛迪生努力；有人的目標居然是“當今天子”，那就讓他像當代羅斯福努力？我們的大學，能不能真的做到“兼容幷包”，爲未來的愛因斯坦、愛迪生和羅斯福提供成長的空間和機遇呢？

就業是不是高等教育的目的？

我們再從大學畢業生的角度聊聊高等教育的目的。

從幾位教授的發言裏，我還能看出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單純爲了找份好工作、掙一份不錯的薪水、不應該是精英大學的培養目標。如果這些大學的畢業生們以此爲目標或者甚至以此爲榮，那就是教育的失敗。高等教育應該有更加高遠和深刻的目的，比如找到“興趣”和“激情”（陳志武），比如“大家之才”和“國家領袖”（施一公），比如“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對國家有意義”（饒毅）。

這一點請原諒我也無法全部認同。

先拋出我的論點：就業理所應當是精英大學的重要目的；而就業市場的風向本身，就說明了這個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

大概除了古之聖賢，一份滿足生活需求的工作，是更大的使命感和行動的物質基礎。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的、安全的、情感的、和歸屬的需要要比自我實現的需要更爲基本和必須，而一個社會人的前四種需要都和一份正當職業有或強或弱的聯繫。正因爲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世界範圍的頂尖高校也都將學生就業作爲重要的量化指標，同時配備了相關的機構和資源投入。例如，幾乎所有美國大學都專設諸如職業發展辦公室的機構，負責學生就業問題；而與之相呼應的是，美國頂尖高校的畢業生的就業去向也清晰凸顯了一份收入優渥工作的吸引力。

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的網站清晰列出了畢業生的去向。以2014屆本科畢業生爲例，近六成的畢業生進入研究生院攻讀更高一級別的學位，同時超過三成學生直接就業。而在學生就業的前13名僱主中，我們可以看到五家IT業公司（谷歌、甲骨文、亞馬遜、微軟以及視眼石），三家諮詢公司（麥肯錫、埃森哲和波士頓諮詢），兩家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以及兩家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和殼牌）。而他們所處的恰恰是美國乃至全球平均收入和員工福利最好的幾大行業。

麻省理工畢業生去向最多的幾個領域

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就是，即便是像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全球頂尖大學，其本科畢業生的就業仍然極大程度上湧向了高收入和高福利的行業。畢竟，今天的高等教育——哪怕是精英型的高等教育，也已經遠不是古代世界裏孔子“弟子七十二人”或者柏拉圖學院“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的小衆活動了。從某種程度上說，精英大學的就業導向，是精英大學和精英學生“合謀”的結果——前者需要就業的成績單吸引學生，後者需要更好的就業回報教育投資——是個天然存在的現實。教育的其他高遠目標當然值得尊重，但是職業發展應當是優先級最高的考量指標。

而反過來說，能夠有足夠的薪水、福利和職業發展空間來吸引頂尖大學精英畢業生的行業和公司，必然也同時是這個社會當下最有活力、最需要有智慧的頭腦貢獻力量的公司（我們暫且不討論那些藉助行政力量攫取超額利潤的公司比如“兩桶油”）。說得通俗些，這些工作機會是當今時代的“風口”所在，恰逢歷史變革的機遇關口，突然湧現了巨量的發展機遇。比如說吧，在今天的中國，能提供誘人吸引力的公司在哪裏？在互聯網行業（“BAT”），在金融業（投行、基金公司、投資公司），在高端服務業（諮詢公司、律師事務所）等等。爲什麼？說白了，正是因爲中國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行業正在快速地減少傳統行業的中間環節和成本，重塑傳統行業的生態，改變人們的交流和生活方式；是因爲中國企業的快速成長需要複雜金融工具和活躍的資本市場的支持；是因爲中國傳統行業普遍存在管理效率低下、戰略目標模糊、產權劃分不清楚的歷史頑疾。如果能在這些問題的解決過程中貢獻力量，難道不正是一位精英畢業生應該去追求的“意義”麼？要知道，負責制定薪水和福利的公司老闆們並不是慈善家，他們開出誘人的條件，本身就說明這個行業裏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必須用高薪來吸引爲數不多的合格人才。

我們甚至可以把問題說得更具體一點。比如說吧，生物專業——恰好施饒兩位前輩和我都是同一專業的大同行，兩位前輩也都對學生離開科技行業進入金融業提出了憂慮。

而生物專業恰好是一個就業問題比較突出的專業。假設一位精英大學的生物專業畢業生希望繼續在科學研究領域發展，從事科學研究職業，他可以預見的未來是什麼樣呢？美國細胞生物學會的一份調查可以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目前美國國內每年招收約一萬六千名生物學博士研究生，其中僅有三成可以在畢業後找到工業界或學術界職位，其餘七成均進入所謂“博士後”訓練，在完成高質量研究的同時還必須忍受遠低於工業界同行的薪資收入；而這其中，又僅有35%能在六年內找到學術界的研究工作。按照這一比例計算，僅有<8%的生物學博士畢業生能夠找到所謂終身教職，能夠獨立開展研究工作！

僅有<8%的生物學博士畢業生能夠找到終身教職、獨立開展研究工作

套用一下我上面的分析，這個8%的數字說明了一個弔詭的落差：一方面，大量進入科學專業的學生們根本找不到一份能讓他們真正開展科學研究的工作，甚至連滿足生活需求都很困難，根本談不上追求“有意義”；而另一方面，中國的產業升級、中國的商業發展、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進步，卻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不得不用高薪來爭搶爲數不多的人才！如果再片面的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意義，鄙薄湧向高薪職業的畢業生，只會進一步加劇這樣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