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

　根据迁移地域的不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分为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两大类。国内人口迁移划分为先秦、秦至元、明清、 近代4 个时期。国际迁移则经历了古代移民、近代移民两个阶段,方式上又有自由移民和强迫移民的差异。

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移民运动的发展波澜壮阔,历史上无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我国今天的人口分布有很大影响,并促进了我国 各民族的融合及经济文化交流。人口迁移主要是由于经济、政治、军事、自然、宗教等因素造成的。根据迁移的地域可划分为国内迁移、国际迁移两大类。中国历史 上的人口迁移,情况颇为复杂。国内人口迁移的流向、规模、距离和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征。随着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展,还有部分人口移居国外,所 谓“海水到处有华侨”,现在世界各地分布着3000 多万华侨,经历了古代移民和近代移民两个阶段,方式上也有自由移民、强迫移民的不同。

一、中国历史上的国内人口迁移

1 、先秦时期的人口迁移

黄帝为诸夏部落群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他自己的氏族———有熊氏,兴起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上,逐步发展,东迁到嵩山之外,一度定居在新郑一 带,与活动在大野泽(鲁西的沼泽地带) 周围的蚩尤氏发生了涿鹿之阿的大战。结果以蚩尤为首的夷族部落联盟失败了,诸夏部落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周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除活跃着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族 外,还分布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戎狄和夷族。商人建国前后,在这里曾进行过十几次迁移。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商朝前期有成汤前的8 迁和成汤后的5 迁,迁徙地都在黄河下游。

夏末,不 　之孙公刘为躲避夏桀,带领全氏族成员迁居到豳(今陕西　邑县) 。“彻田为粮”,即治理田亩,种植粮食。“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生产有了剩余①。

西周初期“封藩建卫”,建立了71 个属国,其中以鲁、卫、晋、齐、燕等诸侯国为最重要。西周灭商后,很多分封之地存在着强大的敌对势力。如:封周王的舅舅姜氏师尚父(姜尚、太公望) 统治原薄姑的土地和人民,包括山东半岛地区,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太公就国,其初颇为不顺,通过对东夷的不断兼并,齐国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方大国。可见,那时的分封是以集团性迁移为基础的。人口迁移大多具 有一定的规模。

春秋期间,各少数民 族深入华夏族区域,而华夏族又散居到各少数民族区域,形成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打破了原来各族间的地域界限。由于军事、政治等因素,造成各民族频繁迁徙。 如戎狄有往东、往东南迁徙之趋势,甚至在东周附近的伊川也能见到戎人。除自然流动外,还有强制迁移,晋惠公迁姜戎于晋“南鄙之田”,齐悼公“迁莱于　”。 各族杂居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北方民族游牧技术,南方冶铸青铜、制造漆器技术,以及东方种植的戎菽(大豆的一种) 等,也都传播到中原地区。

战国时期,大约有2000 万人口,分布在北起阴山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东至于海,南到南岭山脉,西抵今陕西北部、甘肃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②。

2 、秦至元的人口迁移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总人口在70 万以上。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派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向河套(即所谓“河南地”) 征伐。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 收复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后,设置34 个县,重设九原郡。为了巩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秦始皇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 迁3 万户居民到河北、榆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 ,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当时称这里为“新秦”。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以后又有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一 起生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 ,秦始皇又派军队征服了南方的百越,在那里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次年,又迁徙50 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③。

西汉初年,为了“实关中”,刘邦由关东向关中移 民,总数不下30 万人。西汉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武帝向西北边疆移民达70 余万。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不久又徙居西河郡美稷县。南单于还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 西河等缘边8 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使原先的缘边郡县得以恢复,内迁的民众复返故居。后来北匈奴的一部分西迁,越过中亚细亚移往欧洲。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陆续向内 地迁徙。魏晋时,内迁活动更加频繁,主要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旧史上称为“五胡”。晋武帝时,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达20 余万之多,分布于今晋、陕、甘三省境内。魏晋时期,鲜卑族秃发一支数万人迁到雍、凉二州间,乞伏一支迁到甘肃的陇西一带。随匈奴入塞的羯族,聚居于上党武 乡(山西长治市北) ,后散布在太行山一带。氐族原分布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集中住在武都(甘肃成县) 一带。魏蜀争汉中,曹操先后徙武都氐人于天水、扶风和京兆。原居甘肃、青海间的羌族,大部分被迁往陕西。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有一半是氐族和羌族④。

自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以来,先后南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有70 多万人。其中流寓在江苏的有26 万,安徽有17 万,湖北约6 万,江西、湖南各1 万。另外还有一部分迁移往交、广地区。未著籍的和依附大姓为客的,还未计算在内。北方流民的南下,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 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⑤。

大陆商人很早就到流求(今台湾) 贸易。隋大业六年(610 年) ,炀帝派陈　率军攻占台湾。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初,因隋末动乱迁入北方边地的人口大部分返回了原籍。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黄河流域战争不断,造成西起关中,东至青(山东益都) 、齐(山东济南) ,南及荆(湖北江陵) 、郢(湖北钟祥) ,北亘卫、滑(河南滑县) ,千里无舍烟的惨状⑥。人口大量南迁。

两宋时期,宋金、宋元的对峙,促使北方民众一次次南 迁。靖康之乱造成500 万人南迁⑦ ,可见移民规模之大。同时,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渐渐在中原定居下来。

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地区,为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人口大批移入中 原、江南,同汉族等杂居共处。

自唐代以来,有 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国境内定居。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人迁到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互通婚姻,形成新的民族———回 族。

3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移

在《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中,记载了明代十几次移民的情况。明代移民主要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如:洪武四年(1371 年) 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移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⑧洪 武九年(1376 年) 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无产者田凤阳。”⑨永 乐元年(1403 年) 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10)永乐二年(1404 年)九月“, 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11) 。“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12)民间流传甚广的“洪洞移民”,始于金太祖天辅年间(1117 —1120 年) ,洪武、永乐年间达到高潮。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晋南、晋中,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政府的移民机构设于平阳府洪洞县,移民到那里办理迁移手续后, 再出发前往各地,所以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中故乡的代名词。

明洪武年间,迁往云南卫所的军人及家属多达100 余万人。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始于唐代,结束于清朝中叶。其间迁移高潮迭起,尤以元末明初移民的声势最为壮观。因此“江西填湖广”的谚语广为流传。两湖 则早在元代以前就开始了向四川的移民,明末清初,由于天灾人祸,四川人口锐减。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四川只有118 万户,仅9 万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 以后,清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川的措施,并以优惠政策招抚外逃的四川人,还把招来移民多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有数以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等 十几个省的移民来到巴蜀大地,其中“十之六七为湖广籍”,故民间有“湖广填四川”之说。1840 年四川人口已达3833 万。

清代不仅长江流域人口迁移频繁,台湾、关东、口外等边疆地区,也 开始成为移民热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平定反清的郑氏政权以前,清政府严厉禁止向台湾移民。解禁后福建、广东等地移民才不断迁往台湾西部平原。乾隆年间(1736 —1795 年) 台湾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13)。嘉庆 年间(1796 —1820 年) 台湾人口已接近200 万,大部分为闽、粤移民。

清顺治时曾以优惠条件吸引关内汉族到辽东垦殖。后来为保“圣地”之纯洁,康熙七年(1668 年) 废止招民开垦,实行封禁政策。乾隆、嘉庆时还多次重申禁垦政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北除奉天的内地移民较多外,黑龙江、吉林等地都长期处于人烟稀 少的状态。

尽管清政府一再禁止蒙、汉通婚及汉人到蒙古地区垦荒,但汉族人民前往垦种的还是不断增加。康熙时,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省的汉族人民,到蒙古地区垦荒 的就有数十万之多(14)。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开荒 种地,有的成了蒙古王公的佃户。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地区,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

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大批绿营兵携带眷属到天山南北辟田屯种,称为“军屯”。内地的汉人也大批移居新疆进行屯垦,称为“民屯”或“户屯”。促进 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4 、近代的人口迁移

由 于内地人口迅猛增长、边疆局势紧张等原因,清道光以后,我国人口大量向关外、口外迁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轻易地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清廷内外出现了“移民实边”的议论,封禁政策渐渐放松。光绪时东三省全部开禁, 内地移民涌向关外,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东三省的人口已达1445 万,四年之后的宣统三年(1911 年) 又增至1841 万人(15)。到了民国时期,迁往东 北的移民仍有增无减,并向北部的吉林、黑龙江扩展。从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九年的八年中,迁移到东北三省的人口就有300 万。东三省的总人口由民国十年的2315 万上升至民国十九年的2919 万(16)。

口外蒙古地区也于光绪年间开禁放垦。哲里木盟首先设局招垦,后套地区迅速跟上。尽管“走西口”也是习惯性的人口迁移,但由于自然条件等种种原因,移民规模 比“闯关东”的要小得多。携家带口,迁往口外的汉人以山西、陕西、河北等省的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