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人口遷移

　根據遷移地域的不同,中國歷史上的人口遷移分爲國內遷移和國際遷移兩大類。國內人口遷移劃分爲先秦、秦至元、明清、 近代4 個時期。國際遷移則經歷了古代移民、近代移民兩個階段,方式上又有自由移民和強迫移民的差異。

人口遷移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中國移民運動的發展波瀾壯闊,歷史上無數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對我國今天的人口分佈有很大影響,並促進了我國 各民族的融合及經濟文化交流。人口遷移主要是由於經濟、政治、軍事、自然、宗教等因素造成的。根據遷移的地域可劃分爲國內遷移、國際遷移兩大類。中國歷史 上的人口遷移,情況頗爲複雜。國內人口遷移的流向、規模、距離和形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特徵。隨着活動範圍的逐步擴展,還有部分人口移居國外,所 謂“海水到處有華僑”,現在世界各地分佈着3000 多萬華僑,經歷了古代移民和近代移民兩個階段,方式上也有自由移民、強迫移民的不同。

一、中國歷史上的國內人口遷移

1 、先秦時期的人口遷移

黃帝爲諸夏部落羣結成的部落聯盟的首領,傳說他自己的氏族———有熊氏,興起於關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上,逐步發展,東遷到嵩山之外,一度定居在新鄭一 帶,與活動在大野澤(魯西的沼澤地帶) 周圍的蚩尤氏發生了涿鹿之阿的大戰。結果以蚩尤爲首的夷族部落聯盟失敗了,諸夏部落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商、周時,黃河中下游地區除活躍着以農業爲主的華夏族 外,還分佈着以遊牧、漁獵爲主的戎狄和夷族。商人建國前後,在這裏曾進行過十幾次遷移。從成湯滅夏至盤庚遷殷,商朝前期有成湯前的8 遷和成湯後的5 遷,遷徙地都在黃河下游。

夏末,不 　之孫公劉爲躲避夏桀,帶領全氏族成員遷居到豳(今陝西　邑縣) 。“徹田爲糧”,即治理田畝,種植糧食。“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生產有了剩餘①。

西周初期“封藩建衛”,建立了71 個屬國,其中以魯、衛、晉、齊、燕等諸侯國爲最重要。西周滅商後,很多分封之地存在着強大的敵對勢力。如:封周王的舅舅姜氏師尚父(姜尚、太公望) 統治原薄姑的土地和人民,包括山東半島地區,定都營丘(今山東臨淄) 。太公就國,其初頗爲不順,通過對東夷的不斷兼併,齊國才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成爲東方大國。可見,那時的分封是以集團性遷移爲基礎的。人口遷移大多具 有一定的規模。

春秋期間,各少數民 族深入華夏族區域,而華夏族又散居到各少數民族區域,形成犬牙交錯的雜居局面,打破了原來各族間的地域界限。由於軍事、政治等因素,造成各民族頻繁遷徙。 如戎狄有往東、往東南遷徙之趨勢,甚至在東周附近的伊川也能見到戎人。除自然流動外,還有強制遷移,晉惠公遷姜戎於晉“南鄙之田”,齊悼公“遷萊於　”。 各族雜居有利於經濟文化交流和融合。北方民族遊牧技術,南方冶鑄青銅、製造漆器技術,以及東方種植的戎菽(大豆的一種) 等,也都傳播到中原地區。

戰國時期,大約有2000 萬人口,分佈在北起陰山和遼河下游、遼東半島,東至於海,南到南嶺山脈,西抵今陝西北部、甘肅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這樣遼闊的土地上②。

2 、秦至元的人口遷移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都咸陽。“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估計總人口在70 萬以上。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派大將蒙恬率30 萬大軍向河套(即所謂“河南地”) 征伐。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 收復河套南北的廣大地區後,設置34 個縣,重設九原郡。爲了鞏固在這些地區的統治,秦始皇於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 遷3 萬戶居民到河北、榆中(內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 ,墾田生產,開拓邊疆。當時稱這裏爲“新秦”。這次大規模的移民,在經濟上、軍事上均有重要意義。以後又有不少匈奴人遷移到中原,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一 起生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 ,秦始皇又派軍隊征服了南方的百越,在那裏設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次年,又遷徙50 萬人戍守五嶺,與越人雜居③。

西漢初年,爲了“實關中”,劉邦由關東向關中移 民,總數不下30 萬人。西漢時期,隨着對匈奴戰爭的節節勝利,漢武帝向西北邊疆移民達70 餘萬。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匈奴分裂爲南北兩部。劉秀接受了南匈奴的歸附,令其入居雲中,不久又徙居西河郡美稷縣。南單于還分置諸部於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 西河等緣邊8 郡,協助東漢防禦北匈奴的侵擾。使原先的緣邊郡縣得以恢復,內遷的民衆復返故居。後來北匈奴的一部分西遷,越過中亞細亞移往歐洲。

東漢以來,分佈在西、北邊疆的少數民族人口陸續向內 地遷徙。魏晉時,內遷活動更加頻繁,主要民族有匈奴、鮮卑、羯、氐、羌,舊史上稱爲“五胡”。晉武帝時,塞外匈奴、“雜胡”又源源入塞,達20 餘萬之多,分佈於今晉、陝、甘三省境內。魏晉時期,鮮卑族禿髮一支數萬人遷到雍、涼二州間,乞伏一支遷到甘肅的隴西一帶。隨匈奴入塞的羯族,聚居於上黨武 鄉(山西長治市北) ,後散佈在太行山一帶。氐族原分佈於川陝甘三省交界處,集中住在武都(甘肅成縣) 一帶。魏蜀爭漢中,曹操先後徙武都氐人於天水、扶風和京兆。原居甘肅、青海間的羌族,大部分被遷往陝西。西晉時關中戶口百萬,其中有一半是氐族和羌族④。

自西晉末年北方大亂以來,先後南下到長江中下游一帶的有70 多萬人。其中流寓在江蘇的有26 萬,安徽有17 萬,湖北約6 萬,江西、湖南各1 萬。另外還有一部分遷移往交、廣地區。未著籍的和依附大姓爲客的,還未計算在內。北方流民的南下,不僅使南方增加了勞動力,且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耕作 技術,爲南方的進一步開發起了重要作用⑤。

大陸商人很早就到流求(今臺灣) 貿易。隋大業六年(610 年) ,煬帝派陳　率軍攻佔臺灣。從此以後,大陸人民移居臺灣的日益增多,大陸和臺灣的聯繫進一步加強。

唐初,因隋末動亂遷入北方邊地的人口大部分返回了原籍。安史之亂, 藩鎮割據,黃河流域戰爭不斷,造成西起關中,東至青(山東益都) 、齊(山東濟南) ,南及荊(湖北江陵) 、郢(湖北鍾祥) ,北亙衛、滑(河南滑縣) ,千里無舍煙的慘狀⑥。人口大量南遷。

兩宋時期,宋金、宋元的對峙,促使北方民衆一次次南 遷。靖康之亂造成500 萬人南遷⑦ ,可見移民規模之大。同時,女真和蒙古等少數民族也漸漸在中原定居下來。

元統一後,許多漢族人到邊疆地區,爲邊疆的開發作出了貢獻。邊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人口大批移入中 原、江南,同漢族等雜居共處。

自唐代以來,有 不少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國境內定居。元朝時又有大批波斯人遷到中國,他們同漢、蒙、畏兀兒等族長期雜居,互通婚姻,形成新的民族———回 族。

3 、明清時期的人口遷移

在《明史》太祖本紀、成祖本紀、食貨志中,記載了明代十幾次移民的情況。明代移民主要集中於洪武、永樂年間,如:洪武四年(1371 年) 六月,“徙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又徙沙漠移民三萬二千戶屯田北平。”⑧洪 武九年(1376 年) 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無產者田鳳陽。”⑨永 樂元年(1403 年) 八月,“徙直隸江蘇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實北京。”(10)永樂二年(1404 年)九月“, 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11) 。“屢徙浙西及山西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於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腳伕。”(12)民間流傳甚廣的“洪洞移民”,始於金太祖天輔年間(1117 —1120 年) ,洪武、永樂年間達到高潮。山西移民主要來自晉南、晉中,遷往北京、河北、河南、山東等地。政府的移民機構設於平陽府洪洞縣,移民到那裏辦理遷移手續後, 再出發前往各地,所以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中故鄉的代名詞。

明洪武年間,遷往雲南衛所的軍人及家屬多達100 餘萬人。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始於唐代,結束於清朝中葉。其間遷移高潮迭起,尤以元末明初移民的聲勢最爲壯觀。因此“江西填湖廣”的諺語廣爲流傳。兩湖 則早在元代以前就開始了向四川的移民,明末清初,由於天災人禍,四川人口銳減。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四川只有118 萬戶,僅9 萬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 以後,清政府採取鼓勵移民入川的措施,並以優惠政策招撫外逃的四川人,還把招來移民多少作爲地方官員政績考覈的重要內容。有數以萬計的湖南、湖北、江西等 十幾個省的移民來到巴蜀大地,其中“十之六七爲湖廣籍”,故民間有“湖廣填四川”之說。1840 年四川人口已達3833 萬。

清代不僅長江流域人口遷移頻繁,臺灣、關東、口外等邊疆地區,也 開始成爲移民熱點。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平定反清的鄭氏政權以前,清政府嚴厲禁止向臺灣移民。解禁後福建、廣東等地移民纔不斷遷往臺灣西部平原。乾隆年間(1736 —1795 年) 臺灣有“閩人約數十萬,粵人約十餘萬”(13)。嘉慶 年間(1796 —1820 年) 臺灣人口已接近200 萬,大部分爲閩、粵移民。

清順治時曾以優惠條件吸引關內漢族到遼東墾殖。後來爲保“聖地”之純潔,康熙七年(1668 年) 廢止招民開墾,實行封禁政策。乾隆、嘉慶時還多次重申禁墾政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東北除奉天的內地移民較多外,黑龍江、吉林等地都長期處於人煙稀 少的狀態。

儘管清政府一再禁止蒙、漢通婚及漢人到蒙古地區墾荒,但漢族人民前往墾種的還是不斷增加。康熙時,山東、山西、直隸、陝西等省的漢族人民,到蒙古地區墾荒 的就有數十萬之多(14)。他們在那裏安家落戶,開荒 種地,有的成了蒙古王公的佃戶。以畜牧爲主的蒙古地區,在漢族的影響和幫助下,農業生產也有了發展。

清政府在新疆地區推行屯田制度,大批綠營兵攜帶眷屬到天山南北闢田屯種,稱爲“軍屯”。內地的漢人也大批移居新疆進行屯墾,稱爲“民屯”或“戶屯”。促進 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

4 、近代的人口遷移

由 於內地人口迅猛增長、邊疆局勢緊張等原因,清道光以後,我國人口大量向關外、口外遷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俄輕易地割佔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大片土地,清廷內外出現了“移民實邊”的議論,封禁政策漸漸放鬆。光緒時東三省全部開禁, 內地移民湧向關外,東北地區的人口迅速增加。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 ,東三省的人口已達1445 萬,四年之後的宣統三年(1911 年) 又增至1841 萬人(15)。到了民國時期,遷往東 北的移民仍有增無減,並向北部的吉林、黑龍江擴展。從民國十二年至民國十九年的八年中,遷移到東北三省的人口就有300 萬。東三省的總人口由民國十年的2315 萬上升至民國十九年的2919 萬(16)。

口外蒙古地區也於光緒年間開禁放墾。哲里木盟首先設局招墾,後套地區迅速跟上。儘管“走西口”也是習慣性的人口遷移,但由於自然條件等種種原因,移民規模 比“闖關東”的要小得多。攜家帶口,遷往口外的漢人以山西、陝西、河北等省的爲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