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路遥九岁那年，从榆林清涧走到延安延川，是路遥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九岁，对生命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已经永远地积淀为路遥的一个心理定势，那就是，尽管他无限依恋，但他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贫苦不堪却又是温馨的清涧老家，衣衫褴褛，徒步走向一个未知的却是可能活口的远方。

九岁的路遥第一次出门，一百多里外的延川，对他来说，那里就是远方，就是天边外。一个人某种心理定势，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个体验特别深刻的经历。

走出去，在路上，走向未知的远方。这种生命体验应该就是从这一次出走起始并扎根，后来又被生命无数次重复，这种生命体验后来就铸成了路遥内心最深处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心理定势。他的所有情感和思想，都是沿着这个文化心理结构或者说是心理定势而成长和发散开来的。九岁那一年，路遥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后来叫路遥的那个人这时叫王卫国。为什么后来会叫路遥？ 路漫漫其遥远兮，就是从这一次走出清涧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从王卫国（这个名字是1958年上小学时定的）改成了路遥。

路遥，应该就是从这一次，九岁那一年的出走和远行，就已经诞生了。

从清涧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遥走了两天，但他当时的心理体验时间应该就是一辈子。路遥后来的生命历程，不过就是无数次地重复九岁这一次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他后来所写的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代表作，也就是对他这一次生命体验的回忆和以复调的形式进行的改写。《人生》把路遥一生要表达的都表达了，它是路遥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世界的全部体验和思考的浓缩，《平凡的世界》不过是展开罢了。

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的最深层，回环往复的那个思想主题和情感调子，就是路遥准确地说是王卫国，在九岁那年就已经在心底里完成了。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有志青年（有才华、有思想）普遍的人生问题：城乡二元对立，农村人进不了城。一个梦想：走出乡村，走向城市。

《人生》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尖锐的矛盾冲突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当时非常尖锐。那是整个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小说主人公高加林的形象总体上是反抗的。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走出去。《平凡的世界》是回答出路问题。在这部作品中，路遥基于他对现实和生活的理解，他似乎冷静多了，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主体高扬的理想精神向强大的现实有所妥协。高加林执著的走出无疑是一种坚韧的反抗，而孙少安则留在了农村，他是妥协的，孙少平走出去了，这看似不妥协，但最终还是妥协了。按孙少平的性格，他的结局，不是死在路上，就是还在路上。不是死在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中，就是还在追求远方理想的路上。他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归宿：安于当一个矿工，娶一个寡妇。他的性格应该与哥哥形成反差。

小说的结局——人物结局的安排，是人物最终的选择，也是作者要表达的意义最终的显现。人到何处去，安于何处，就是对意义的揭示。

现实主义文学，要有真实性，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典型性，选择能反映现实的本质特征和生活主流的人物和故事；还要有问题性和倾向性，敏锐地发现时代的普遍性问题和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在作品中融入作家对问题的思考以至解决方案。同时，我认为现实主义文学还应该有永恒性，因为它毕竟是艺术，艺术必须有超越一个时代的久远性乃至永恒性。

这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品，既要有时代性，还要有永恒性。《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一个时代，但那个关于人生的问题应该是永恒的。

为谁写？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路遥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

写什么？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劳动人民。重点是农村中的青年人。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的理想和追求。

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回答了为谁写和写什么的问题：

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养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在路遥看来，贫穷，既是生活，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炼；苦难，既是人生的遭遇，也是生命的一种体验。青年人就是在这种体验和磨炼中，人格得以成长，精神得以升华。所以，路遥把年轻人的贫穷和窘迫，写得那么无辜，那么纯洁，那么可爱，这是路遥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是路遥对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的一种诗意的态度，他要超越活着本身，超越这种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诗意。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