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路遙九歲那年，從榆林清澗走到延安延川，是路遙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節點。九歲，對生命已經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記憶。這種記憶，已經永遠地積澱爲路遙的一個心理定勢，那就是，儘管他無限依戀，但他還是不得不離開那個貧苦不堪卻又是溫馨的清澗老家，衣衫襤褸，徒步走向一個未知的卻是可能活口的遠方。

九歲的路遙第一次出門，一百多里外的延川，對他來說，那裏就是遠方，就是天邊外。一個人某種心理定勢，往往源於童年或少年的某個體驗特別深刻的經歷。

走出去，在路上，走向未知的遠方。這種生命體驗應該就是從這一次出走起始並紮根，後來又被生命無數次重複，這種生命體驗後來就鑄成了路遙內心最深處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心理定勢。他的所有情感和思想，都是沿着這個文化心理結構或者說是心理定勢而成長和發散開來的。九歲那一年，路遙這個名字還沒有誕生。後來叫路遙的那個人這時叫王衛國。爲什麼後來會叫路遙？ 路漫漫其遙遠兮，就是從這一次走出清澗萌生的。最後，他乾脆把自己的名字從王衛國（這個名字是1958年上小學時定的）改成了路遙。

路遙，應該就是從這一次，九歲那一年的出走和遠行，就已經誕生了。

從清澗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遙走了兩天，但他當時的心理體驗時間應該就是一輩子。路遙後來的生命歷程，不過就是無數次地重複九歲這一次的生活體驗和記憶。他後來所寫的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代表作，也就是對他這一次生命體驗的回憶和以復調的形式進行的改寫。《人生》把路遙一生要表達的都表達了，它是路遙關於生命、關於情感、關於世界的全部體驗和思考的濃縮，《平凡的世界》不過是展開罷了。

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作品的最深層，迴環往復的那個思想主題和情感調子，就是路遙準確地說是王衛國，在九歲那年就已經在心底裏完成了。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村有志青年（有才華、有思想）普遍的人生問題：城鄉二元對立，農村人進不了城。一個夢想：走出鄉村，走向城市。

《人生》以生動的人物形象、尖銳的矛盾衝突提出了這個問題，在當時非常尖銳。那是整個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小說主人公高加林的形象總體上是反抗的。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走出去。《平凡的世界》是回答出路問題。在這部作品中，路遙基於他對現實和生活的理解，他似乎冷靜多了，在這部作品中，作家主體高揚的理想精神向強大的現實有所妥協。高加林執著的走出無疑是一種堅韌的反抗，而孫少安則留在了農村，他是妥協的，孫少平走出去了，這看似不妥協，但最終還是妥協了。按孫少平的性格，他的結局，不是死在路上，就是還在路上。不是死在理想與現實的劇烈衝突中，就是還在追求遠方理想的路上。他不應該是現在這樣的歸宿：安於當一個礦工，娶一個寡婦。他的性格應該與哥哥形成反差。

小說的結局——人物結局的安排，是人物最終的選擇，也是作者要表達的意義最終的顯現。人到何處去，安於何處，就是對意義的揭示。

現實主義文學，要有真實性，真實地深刻地反映現實生活；典型性，選擇能反映現實的本質特徵和生活主流的人物和故事；還要有問題性和傾向性，敏銳地發現時代的普遍性問題和生活中的尖銳問題，在提出問題的同時，在作品中融入作家對問題的思考以至解決方案。同時，我認爲現實主義文學還應該有永恆性，因爲它畢竟是藝術，藝術必須有超越一個時代的久遠性乃至永恆性。

這就是我要特別強調的，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既要有時代性，還要有永恆性。《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一個時代，但那個關於人生的問題應該是永恆的。

爲誰寫？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路遙說：“我們的責任不是爲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羣衆的精神需要。”

寫什麼？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勞動人民。重點是農村中的青年人。他們的現實生活，他們對生活的態度，他們的理想和追求。

路遙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發言，回答了爲誰寫和寫什麼的問題：

我們的責任不是爲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羣衆的精神需要。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壯麗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養育了作家藝術家。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於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爲此而歌唱。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纔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纔有可能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無數胼手胝足創造偉大歷史偉大現實偉大未來的勞動人民身上領悟人生大境界、藝術的大境界應該是我們畢生的追求。

在路遙看來，貧窮，既是生活，也是對人的一種磨鍊；苦難，既是人生的遭遇，也是生命的一種體驗。青年人就是在這種體驗和磨鍊中，人格得以成長，精神得以昇華。所以，路遙把年輕人的貧窮和窘迫，寫得那麼無辜，那麼純潔，那麼可愛，這是路遙的不同凡響之處，也是路遙對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的一種詩意的態度，他要超越活着本身，超越這種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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