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崇尚功利性的兵家，与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思想有何关系？从兵家流派起源、分类、治国治军内涵角度谈起，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

春秋战国，周室大权旁落，诸侯争霸，战争四起，在众多的战争、战役中，都有兵家思想出现，例如，孙膑因势利导，歼灭庞涓军队；齐国田单出奇制胜，用火牛阵击败燕国；鲁庄公，以逸待劳，三通鼓击败齐军与长勺，晋文公兵不厌诈计胜楚国；有合纵连横之术的，五国攻秦，秦国获胜。

韩魏相争，晋君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大获全胜；秦国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而在秦赵的长平之战中，秦国白起则采用佯败后退，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最终歼灭赵国的有生力量……。

春秋战国期间的战争，无不夹杂的兵家智慧，那么我国的兵家思想起源于哪里呢？都有哪些分类呢？这些兵家思想与其它诸子百家流派有何关系呢？本篇文章，笔者来浅析一下兵家思想：

兵家的起源

兵家学派到底起源于哪里呢？现在公认的研究成果是，在春秋时期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下，经过战争洗礼，兵家作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思想学派，在春秋末期孕育并形成于齐地，创始人是被称为兵圣的孙武，他受到齐地武学精神的熏陶，继承了先人的军事文化成就，特别是姜太公的“兵权与奇计”思想，创造出千古兵学绝唱《孙子兵法》，不仅构建了完整的兵家理论体系，还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兵家学派。

兵家流派的分类

兵家与其它诸子学派一样，也分为不同的派流，若根据所遗留下来的兵书分类，兵家划分为兵权谋类：《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六韬》；兵形势类：《尉缭子》；兵阴阳类；兵技巧类。

若按国别类分，兵家著作主要出自于齐国、晋国、秦国、楚国、越国等国，其中最主要的是齐系统和魏系统，其中齐国系统的兵法有《司马法》、《孙膑兵法》、《六韬》；魏国系统的兵法有：《吴子》《尉缭子》；此外还有，吴国的《孙子兵法》，其它不知国别的《兵春秋》、《王孙》、《兒良》、《李良》、《丁子》等，由此可见，真正对历史有影响的国别系统是齐系统和魏系统。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分类，那就是根据兵书的内容与诸子百家流派的相似度，将兵家流派划分为，儒兵家、道兵家、法兵家、墨兵家、纵横兵家等等。但这种分类，也引起很大争论，因为在诸子百家的学派思想中，无论哪一个学派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它学派思想的影响，兵家在吸收其它各家思想的同时，也影响着其它流派的思想。

齐、魏两大系统，五个流派

笔者认为，上述的兵家流派划分齐、魏两大系统，大致有五个流派，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五大流派主要有司马派、孙氏派、吴氏派、太公派、翟下派等等。

司马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穰苴，其著作有《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派以继承《司马法》为己任，结合时代的变化和战争形式的多样化，创造性地阐明《司马法》中的“仁本”精神，重视军礼与军法，主张慎战与备战。

《司马法》主要内容是，西周时期的军事编制、礼仪、操练、典章的汇编，并不是讲形势、讲阴阳、讲权谋、讲技巧的兵书，是初期时期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但到了战国时期，《司马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和战争的要求了，因此许多内容被逐渐淘汰。《司马法》其中的某些内容被太公，穰苴、吴起、孙武等人结合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

孙氏派：以孙武为宗，代表人物还有孙膑、庞涓等人，其著作主要有《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兵法》；孙氏派主要以齐国地域兵学文化孕育而成，带有吴楚兵学文化特色，此流派崇尚权谋与诈伪。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也是其兵法的重要传承者，又说孙膑与庞涓都是鬼谷子土地，但这种说法并未被司马迁所采用，但从学术渊源来看，庞涓也可算孙氏一派，庞涓没有兵法传世，没有留下理论建树，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兵家。

吴氏派：代表人物有，吴起，尉缭，其著作有《吴子》、《尉缭子》；以魏国的军事斗争为核心内容，在思想上表现出儒家、法家合流的倾向。《吴子》是能与《孙子兵法》相媲美的军事著作，吴起、尉缭根据魏国国情和所处的时代特点论兵，两人都有浓厚的法家、儒家思想，强调以法治兵，以仁带兵。

太公派：与太公军事思想关系极大，表现出明显的黄老道家思想的兵家流派，其代表作为《六韬》、《黄石公三略》，其中《六韬》大致形成于战国末期，是兵家的集大成著作；《三略》大致成书于喊出，体现的是天下统一的政治环境，这两部兵书都收黄老道家思想影响。

稷下派：以管仲为鼻祖，以子晚子等人为代表，其代表著作为《管子》，是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时期，在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的兵家流派；子晚子是齐人，齐著作《子晚子》思想风格与《司马法》相似，带有浓厚的杂家色彩。

稷下派兵家虽然在理论上缺乏严密性和完整性，但仍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和主张，他们根据遵循和认识自然界规律、战争规律，全面客观地掌握敌我情况， 制定作战计划，根据战争形式的变化来改变战略战术。

兵家思想中治国理政的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虽然以讨论用兵作战著称，但战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从来都是综合力量的较量，战争需要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因素提供保障和支撑，同时战争又影响着这些因素，兵家思想从战略高度出发，正确地除了战争与国家利益关系，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形成的一套安国全军的理论体系。

战争关乎国家生死存亡

先秦兵家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重要性，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战争还能兼并土地实现统一，可以抵御外敌，树立威信，图谋称霸，这些都符合国家和君王的利益。孙膑继承孙武思想，提出“战胜而强立”，只有打胜者才能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国家，如果战败了，就会割地赔款，危及国家生存。

齐国正是是孙膑的军事理论下，邹忌纳谏齐威王，招贤纳士，变法图强，通过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扭转了齐国在对外战争中的弱势局面，确立齐国在诸侯国中的强国地位，这充分证明了战争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只有大胜仗才有立身之地。

兵家慎战与备战思想

面对战争，兵家则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理论。兵家意识到战争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反对穷兵黩武，提倡审慎对待战争；《孙子》深刻认识到战争消耗对国家影响，基于对战争危害的深刻认识，总结出一套审慎、务实、有效的理论。

《孙子》认为，战争关乎人民生命，关乎国运，君主和将帅应该对战争保持克制和理性态度，慎重决策，不轻易动武。对于战争的原则，孙子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没有胜利把握的战争，国家没有遭受重大危险的战争，都不要发动。

《尉缭子》，也强调用兵要谨慎，不可意气用事，不要轻易用兵，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必须做好准备，决战要迅速，不宜打持久战。

与慎战向对应，兵家不惧怕战争，重视积极备战。吴起提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吴起认为，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有支精锐部队，因此，在吴起的指导下，魏国建立了一支精锐部队“魏武卒”，使的魏国军事力量强大起来。

《孙子》也非常重视战前的战略谋划，主张积极备战；《司马法》指出大战之前，应该在各方面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还提出了“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等原则，强调战争要充分考虑天、财、众、地、兵这五个条件。

此外，兵家思想还认为，两国交恶，武力求胜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安国全军”才是将帅用兵的最高境界，这就重视军事外交谋略在战争中的作用，孙膑将伐谋伐交思想具体化，提出“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六韬》认为，真正的军事家是取胜于战争之前和战场之外的，要从己方角度考虑，争取民心，隐蔽意图，等待时机，若从敌方角度考虑，就要以文致胜，这一直被后世军事家、谋略家所推崇。

兵家思想也重视争取民心

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中，有个重要的核心内容，那就是重民思想，诸子百家各流派都有重视民众思想，兵家也不例外；从维护统治和对外战争取胜的角度，深知政治、军事、民心向背是具有辩证关系，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关键点之一，因此，兵家主张统治者要仁政爱民。

《尉缭子》认为，政治对军事有决定性的影响，军事对政治也有很大反作用力，治国需要文武兼用，二者相辅相成。吴起主张，治国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修文德要搞好内部团结，国内意志不统一，不能派兵出战，军队内部不团结，不能上阵打仗。《六韬》更是强调，以仁义治天下，天下并非是君王一人的天下，只有任治之君才能得天下，居天下，因此，爱民就是“国之大务”。

显然，兵家的重民、爱民、爱兵思想都带有较大的功利性，其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调动民众参与国防建设、参与战争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讲爱民爱兵是为政治军事目的服务，是争取战争的胜利手段；当然，这种兵家的这种爱民爱兵思想，比残暴地驱使效果要好多了，带有人文关怀，有利于凝聚军心民心。

兵家认为，经济是富国强兵之本

战争是国之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需要强大的后勤支持，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持，因此兵家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工商业，才能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才能实现富国强兵。

重视发展农桑增加积累

除了重民思想外，重农思想也是我国一个重要思想体系，兵家思想同样也重视农桑发展；《尉缭子》指出，战争对农业和粮食生产具有巨大的依赖性，粮食是军队首要战略物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之守在粟”，“军无粮则亡”。

吃饭、穿衣是老百姓和军队的头等大事，尉缭主张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农业耕种和纺织生产之中，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有积蓄，这是富国强兵之法。

重视发展工商业以满足军需

军事技术中的兵器制造、生产、改进与手工业密切相关，兵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手工业，商业对国家、对战争影响巨大。《六韬》认为，商业、手工业与农业一样重要。

《六韬》“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

《尉缭子》也充分肯定商业对国家物资储备的重要作用，指出市场贸易作用很大，可以弥补国家所需，为军队提供战备物资。从保障军需角度看，尉缭主张广开军需品来源的门路，从市场上购买商品，这也是积极备战所要求的。

兵家也强调依法治军，重视赏罚

兵家认为，治军比治国要更严厉，国家需要法律、法令和制度，军队是一个作战集体，更需要严明的纪律和统一的号令。《左传》、《司马法》中记载的军礼内容，为军事行动制定了准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兵家依法治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赏罚分明，执行严格。孙子在教战时，对不听号令的宫女立即斩首，这就是严格执法；吴起认为，赏罚分明是军队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刑罚和纪律是统一军队思想和行动的准绳。

《司马法》，认为，重赏罚能够鼓舞士气，使军令顺畅地执行，行赏和施罚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尉缭子》对赏罚的重要性，有更深刻地阐述，向前是明确的赏罚，向后是必死的刑罚，只有贯彻法制，赏罚分明，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此外，赏罚在特殊情况也要特殊的原则，《司马法》指出，大捷不赏，就是为了防止上下级争功；大败不诛，打了打败仗也不要进行诛杀，这样上下级就不会互相推诿过失。同时，兵家还注重激励机制，将帅要善用“无法之赏”，激励全军实权，要拼死杀敌。

兵家重视选贤任能

无论治国还是治军，人才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兵家思想也非常重视人才观。吴起认为，好的将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孙武指出，懂的治兵的将领，是国家安危之主也，《六韬》，认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

兵家认为，将帅除了在军队担负要职重任外，还肩负着制定军政大略、战略计划，为君主筹谋划策的重大使命。例如，孙膑在齐国虽然官拜军师，但却在谋划马陵之战、桂陵之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齐国采取孙膑的战略决策后，实行了富国强兵。又如，魏国的吴起，尉缭都曾为魏国建言献策，取到很好的效果。

此外，兵家还非常注重选拔人才，在人才任用的方式上，提倡“因事设官，量能授职”，特别是在将帅队伍的建设上，注重德才兼备，有勇有谋。

综述

兵家思想并不是孤立的，与诸子百家思想相互掺杂，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那么兵家思想与其它学说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兵家的文化精髓是构建在诸子百家流派学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基础上的，它融合了儒家的“仁义”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非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观点，极大地完善和丰富了兵家的军事伦理思想。

兵家思想在哲理上升华于儒家的“义战”、“仁本”等思想；兵家的政治实践理论从法家“法治”等理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而墨家的“民本”、“人道”等思想，赋予了兵家理论思想中更多的人性关怀；道家的不争之德，以柔克刚的特质，为兵家的战略、谋术思想提供了智慧的渊源。

兵家军事理论以“以仁为本”、“以德制胜”、“惟民是保”为原则，打着以“仁”为主线的旗号，试图给战争穿上道德的外衣。兵家思想中的“德”，强调的是正义的战争，保国安民的战争观念，这是一种古朴的军事人道主义。

笔者认为，在研究兵家思想中，我们也能看到，兵家思想中也有重民、爱民思想，这一原则将战争向最人性化的方向指导的，因为，在战争中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兵家思想中的仁、义、德、重民、爱民等思想，约束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行为，也影响着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因而也直接影响着我国传统军事理论的发展方向。

我们从兵家军事伦理价值取向上，战争的最高价值形态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也就是兵家所说的“安国保民”为最高价值取向，“兵”是“安国”的手段，“安国”是“兵”的目的。兵家与儒家、道家、法家等流派不同，这些往往侧重于和平时期的治理，往往都是通过理想的理论操作，但兵家不是空谈理想国，兵家更多关注的是战争中的统治术、生存术，战争是通过和平之路，也是实现统一的必然方式。

兵家更清楚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做偶有，对内维护统治者，对外实行扩张的特殊只能，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是，诸侯争霸时代，军队对诸侯国意义重大。兵家是一种实用学说，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可操作性，我国的古代兵家一大特殊是军国兼治。

兵家的辩证思维也是特别值得人们学习的，其治国理论具有朴素的辩证性，具有独立统一的关系，他们既认识到军事和战争的重要性，又对战争持有审慎态度，防止因好战而亡国；对内治理，既强调严刑峻法，又主张对老百姓实行仁政教化，做到恩威并施。

兵家虽然从军事的出发点，论政，但其理论远远超过了军事，正是兵家更加清楚战争的严重后果，所以对待战争，兵家大多都采取“慎战”主义，反对穷兵黩武，更多地采用“伐谋”、“伐交”等非军事手段。兵家提出，治理国家不能简单地依靠武力，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来达到富国强兵，安国保民的目的，从而最终实行从战争到和平，从分裂到统一的目标。

参考文献：《战国策》、《史记》、《左传》、《孙子》、《吴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