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知道：在面對真正的異類時，人們通常會建立起認同感。18世紀的不列顛亦是如此。當時的不列顛人把一切不屬於歐洲大陸尤其是法蘭西王國的東西定義成自身的文化屬性。歐洲大陸人頹廢、專制、諂媚、迷信又無知；相反，英語國家的人民坦誠、爽快、獨立、敢想又敢爲。

　　難能可貴的是，美利堅、蘇格蘭、威爾士以及愛爾蘭新教地區，將這種自我形象發揚光大。在贏得對詹姆斯黨的最終勝利後，上述地區的民衆覺得他們自己是忠誠於輝格黨和自由原則的最堅定、最無條件以及最熱忱的信徒。

　　如果說英國全境屬於新教文化，則還有更“新教”的地方：新英格蘭有公理會，蘇格蘭、阿爾斯特和賓夕法尼亞有長老會，威爾士有不信國教的新教徒。他們不都更“英國”嗎？！

　　那爲何今天見到的情形卻恰恰相反？爲何我們會認爲是英格蘭對周邊地區施加影響力，而不是“非主流”的周邊地區主導了新國家的方向？

　　造成這個問題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絕對數量。1750年，英格蘭人與蘇格蘭人口比爲五比一；一代代移民之後，比例上升到八比一。《聯合法案》通過之時，倫敦成爲一個超級城市，遠比當時其他的歐洲城市龐大。史學家至今仍找不到很好的解釋。大都市吸引周邊的貴族和專業技術人員，造就了英格蘭、蘇格蘭和盎格魯愛爾蘭家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一個統一的英國統治階級。在很多英格蘭人看來，這似乎是凱爾特人咄咄逼人的勝利。但從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的佃農們看來，這一切不過是他們的主人得以進入英格蘭，併成爲了英國人。

　　人口比例和社會地位的雙重不平衡，有助於理解盎格魯圈內民族認同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對左派所推崇的愛國主義的抵制。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是最容易籠絡民心的做法。但是在盎格魯圈，民族主義和支持弱勢一方、構建一級級的受害者等級關係等問題糾纏在一起。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很難算作弱勢羣體吧，英格蘭尤其不是。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者因此將他們的事業重新定義爲保存各自小國自身的獨立身份而進行的鬥爭。聯合更有利於小國——這樣的理念儘管在十八、十九世紀廣泛傳播，卻並不符合我們今天的偏見。

　　比如常見的錯誤：把“聯合王國”說成“英格蘭”。這種隨意的叫法遍及歐洲，甚至在盎格魯圈內部也不少見。20世紀末之前，聯合王國自己也普遍使用“英格蘭”。直到倫敦放權給愛丁堡、加的夫和貝爾法斯特後，英國人才開始注意他們的用詞。

　　不過，人們對此的反應卻相當有意思。在我小時候，哪怕強烈擁護統一的人都覺得用“英格蘭”指代聯合王國的所有四個國家是對英格蘭以外的其他三國居民的挑釁。當某人指出說話人的錯誤時，通常會得到一句隨隨便便的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落伍啦”、“都差不多啦”或者“哦，沒有別的意思”一類，而這隻會令聽者更加惱怒。

　　然而，從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反倒常常是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的文字工作者作這樣含糊的省略。他們明知道兩者不同，卻辯稱刻意區分是迂腐之舉。比如蘇格蘭人麥考萊或者約翰·布肯、愛爾蘭人巴麥尊勳爵或奧斯卡·王爾德……幾乎所有的公衆人物都下意識地自稱“英格蘭人”。

　　尼爾森中將在1805年特拉法加戰役前對艦隊下達的命令恐怕是海軍歷史上最著名的命令：“英格蘭希望人人各司其職。”（副將柯靈伍德的回答不甚爲人知，但卻更符合民族性格：“尼爾森別再發號施令了，我們知道該幹什麼。”）那時候沒人覺得這是對聯合王國的另三個國家的冒犯。正如一個蘇格蘭議員在衆議院所稱：“我們習慣把不列顛的臣民稱爲‘英格蘭人’，無論他們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還是愛爾蘭人。因此，我希望，今後用‘英格蘭人’這個詞稱呼國王陛下的任何臣屬都不算冒犯，也不要誤以爲這是針對聯合王國任一地區的影射。“

　　人們何時開始覺得這是冒犯呢？大約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當大英帝國日暮西山、不列顛品牌備受嘲弄之後。權力和受害者的等級體制再次起作用。尤其蘇格蘭和威爾士，受重工業衰落的打擊最大，故把“英國特色”和那些遙不可及的精英——保守黨政客、聖公會地產主、倫敦官僚們捆綁在一起。

　　到1990年代，聯合王國四個組成部分的人們重新拾起了以前的愛國熱情。1996年，恰逢英格蘭主辦歐洲盃，英格蘭和蘇格蘭隊在決賽相遇，整個體育館內揚起了聖喬治的紅白十字旗。在此之前，英格蘭球迷在賽事中一直使用聯合王國的米字旗，這面英格蘭國旗已基本廢棄不用了。從那以後風氣大轉，英格蘭國旗成了主流。

　　這就回到我們一開始討論的民調結果。顯然，兩方面都牢騷滿腹。蘇格蘭有人抱怨他們力挺左中派政黨時，老被英格蘭的多數票搞成了保守黨執政。而英格蘭人反過來抱怨他們繳納的稅款流到北方，除了換回來幾個社會主義議員，啥都沒幹成。

　　然而，這些問題不像車臣和科索沃等地的國家分裂問題那麼嚴重。無論蘇格蘭是否從聯合王國獨立，都不可能導致動武。原因很簡單，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之間並沒有車臣人或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和他們的母國之間的種族和宗教信仰差異。聯合王國不僅僅是親近民族間形成的聯盟，更有共同的英吉利認同感作紐帶。

　　應當承認，和每個成員國內部的認同感相比，不列顛更偏向於一個法理概念。它很難敵得過詩詞、歌曲中的英格蘭情結、蘇格蘭情結或威爾士情結。當聯合王國的民衆想起各自家鄉的風景、田園詩中出現的地名、熱鬧的傳統賽事，那些古老的愛國主義情結便自動復活了。與之相反，不列顛喚起的，則是對政治和憲法制度的認同，它們主要來自於共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

　　事實就是如此。《聯合法案》通過後，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的融合進程加快，新國家的公民產生了不容置疑的自豪感。18世紀以後，這種“不列顛自古以來是一家”的自豪感在所有階層和兩性中都得到了廣泛認可，蘇格蘭和威爾士尤甚。對此，琳達·柯莉曾有過詳盡的描述。

　　不能不說，這種超越了血緣和土地的愛國熱情是多麼難能可貴。不列顛人將自己視爲擁有獨特製度的羣體，包括議會主權、普通法系、不可侵犯的財產權、獨立司法、受國家行政控制的軍隊、新教，以及最重要的，個人自由。

　　我們經常說，美國作爲一個“成功國家”是獨一無二的。但這一切並非憑空出現。宣言以前，共同的信仰而非種族身份，就令大西洋兩岸的不列顛人引以爲豪。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個長久相互獨立甚至彼此敵對的王國的聯合，多多少少是順應了兩國民衆認同他們的新政治身份而非種族身份的需要。

　　英國正是以全新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姿態建立起了帝國事業。某種意義上，美利堅也被英國人拉入了這個聯盟。後來建成的殖民地無疑都是英國式的。這裏有一點很關鍵：沒有人把“大英帝國”稱作“英國”。

　　從一開始，在帝國的管理者中蘇格蘭人的比例就高得出奇，而殖民地駐軍中不光蘇格蘭人比例高，愛爾蘭人的比例甚至更高（相較於他們的總人口）。到十九世紀初，不列顛羣島內，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的人口比約爲6∶1∶3。然而，在孟加拉駐軍，這支大英帝國最龐大的軍隊中，英格蘭人佔了34%，蘇格蘭人佔了18%，愛爾蘭人佔了48%。

　　尤其是蘇格蘭人，早早就看到了大洋對岸的機會，毫不猶豫地把它抓在了手裏。蘇格蘭人口占到了大英帝國澳大利亞殖民人口的15%，加拿大的21%，新西蘭的23%（愛爾蘭人的比例分別是27%、21%和21%）。

　　由於英國人的國家認同來源於政治信仰，殖民者也必然把這種認同傳遞給被殖民者。如果說法律前人人平等、代議制政府、財產權和其他種種定義了英國人，那牙買加人、馬耳他人和馬來人在成爲帝國的一部分之後，他們自然也變成了英國人。

　　這正是大英帝國最終會自發解體的關鍵。成爲英國人不問出身，無論你是德國人還是波蘭人。英國人代表的是一系列政治權利。只要接受這些價值觀，任何人都可以成爲英國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成爲美國人。而因爲這些價值觀中包括了代議制議會，那麼，就只能發展出兩種可能性：要麼帝國議會被人口占壓倒性多數的印度人佔領，要麼每個殖民地最終獨立爲國家。

　　帝國的建立，乃是混亂之中、意料之外的產物。按維多利亞時期作家J.R.西萊的說法，它是“爲了填補心靈的空虛”。

　　儘管如此，英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在19世紀就已經意識到他們的角色與管家無異。一旦殖民地的政治制度發展到一定水平，英國就應當幫助他們成爲享有獨立主權的同盟者。

　　激進派議員J.A.羅巴克在1849年說：“每一個殖民地都應當被我們視爲註定要獨立的國家。假以時日，一旦時機成熟，就應當由他們自己管理自己。”他的觀點在1856年得到托利黨人亞瑟·米爾斯的響應：“現在我們公認的殖民目標和政策，應當是幫助這些殖民地儘早在社會、政治和商業方面成熟起來。母邦應最大限度地提供一切幫助，授權他們自我管理，並最終幫助他們獨立。”

　　現在仍有很多前殖民地的人更願相信他們的獨立是自我抗爭的結果，而非帝國給予的權利。這種感情可以理解。事實上，這一過程中確實有很多不愉快的例子，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都發生過戰爭，而肯尼亞的戰爭尤爲慘烈。

　　但是，兵戎相見只是例外。大多數殖民地的獨立是通過協議的方式和平實現的，而新獨立的國家也樂意繼續保持與英聯邦和盎格魯圈的聯繫。只有一個被倫敦視爲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而不是什麼未來的主權國家的地方，反倒拒絕如此。那就是愛爾蘭。愛爾蘭沒能通過和平協商，而是由一場血腥的起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兩場內戰完成了獨立。南部一役短暫而激烈，而北部的戰事則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很久。

　　愛爾蘭共和國本是盎格魯圈最不捨的部分，但它的早期領導者一心想同其他英語國家斷絕聯繫，以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市場，並且復興愛爾蘭語，使得愛爾蘭在名義上脫離盎格魯圈。

　　現在回首，這一切不過是上世紀的事！如威廉·巴特勒·葉慈所說：“一切都變了，全變了。”

　　《自由的基因：我們現代世界的由來》，[英] 丹尼爾·漢南 著，徐爽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