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医学这两门学科，看似毫无关系，但认真分析一下，二者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杨雨教授认为，二者关注的主体都是“人”，不同在于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医学偏重研究人的身体，文学则偏重研究心灵。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被广大网友称为“中国最美女教授”的中南大学文新院杨雨教授在湘雅医院的一场讲座中，畅谈疾病文学与生命悲歌，深刻解读了医学、文学和病痛之间的关系。

中国最美女教授杨雨。

病痛成就了中国文学史的“半边天”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支很重要的队伍，那就是病人。同时，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类特别的经典，是专门抒写人的病痛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人身体上的病痛，中国文学史肯定会缺失半边天。”杨雨教授认为，病痛是催生文学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据杨雨教授推测，中国文坛有很多“大腕”本身就患有疾病，“很多流传下来的诗词可以作为佐证”。从“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似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可推断出作者白居易患有白内障；从“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可推断出作者欧阳修患有近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可推断出作者杜甫患有多种疾病……所谓多情自古原多病。杨雨认为：对文人来讲，自身承受的病痛越多，越容易成就一流的文学成就。

在杨雨教授看来，除了文人本身患有的真实病痛之外，还有一种病痛在文学史中举足轻重，那就是文人笔下塑造出来的病人形象。“最典型的莫过于林黛玉，尽管历史中不一定会存在，但是却成为了文学史上的重要的审美意象”。

杨雨教授认为，病痛与文学审美存在有三重境界：一是描绘疾病的症状及其带来的痛苦感受；二是因病痛而带来的独特心理感受并因此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三是因个人病痛而感发出对人生苦难的悲悯，由一己之悲而通于万人之情，使得艺术作品能够超越个体感受而引发集体共鸣，形成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文学是一剂自我疗伤的良药

“文学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扮演着良药的角色，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和心理抚慰”。杨雨教授认为，看待文学的“疗伤”功能要从三个层面去分析：首先是悲痛情感的宣泄，其次是从心理的调适中获得战胜疾病的力量，最后是从对生命的反思中获得价值观的升华。

在杨雨教授看来，中国古代很多文学家会以诗歌寄托情感，“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疗伤’的过程”。张籍在《答韦开州寄车前子》中的“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闲人”，笼罩着强烈的忧郁悲观等感情色彩；王安石在《葛溪驿》中的“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以恍惚的梦境抒写自己难以排遣的乡愁，怅惘空漠之心境跃然纸上；苏轼被贬至惠州，尽管妻子双亡的悲痛，依然还能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豪迈、豁达、潇洒……

一流的文学家，他们通过对自身心灵苦痛的丰富感受力，锻造出了美丽的文学盛宴。在和大家一起重温了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的地坛》后，杨雨教授就“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救赎之路只有两条：第一，用医学来给身体疗伤；第二，用文学和哲学来给心灵疗伤。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学，像史铁生这样的残疾人就会是淹没在人海中的一个普通病人，一辈子就可能沉浸在残疾和病痛带来的不幸中而不能自拔，更不可能成为一代文坛巨匠。

从个体的苦难体验到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关怀锻造了经典

“诗人，或许总是和不幸有绕不开的交集，但正是由于这种关联，才更容易擦出灵感的花火”。正所谓“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杨雨教授认为：从个体的苦难体验到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关怀是催生文学经典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于生命而言，既然困难和不幸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去承担，去勇敢面对，正如文人的‘诗穷而后工’，讲的是同一个道理：诗人在受到困厄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杨雨教授指出，人生在世，要不惧怕“穷”，“我所说的穷，至少可以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生理层面上的疾病或物质层面上的穷困导致的人生悲苦；二是政治意义上的不得志导致的人生悲苦；三是理想与现实强烈矛盾后产生的人生悲苦”。

“诗人在对人生悲剧、忧患愁苦的体认、接受和抒发之中，更多地体现了对道的坚守和追求，因而其心灵深处充满了以道自任、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与悲剧性的崇高感。所以真正诗人之‘穷’就不仅只关乎一己之困顿，而是与生命本质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杨雨教授说，“诗人表达的生老病死与穷愁哀伤可以超越个人的际遇，而与人类的普遍情感相通，从而能超越时代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穷而后工’的‘工’，绝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成就，更因为它是具有深刻人文主义情怀与理想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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