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亨于1952年回上海被政府安排在上影创作部门工作，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段时间内，他还是做出了不少成绩的，至少有两个亮点值得称赞：一是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一年之计》，获得了国家级大奖。大亨曾给我谈起过他抗战时的一段传奇经历：他曾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去苏北参加过新四军，后因“种种原因”，组织让他回沪。

老上影由于历史的积淀和政治的需要，历来是块卧虎藏龙之地，不仅名人、大家云集，而且具有传奇、神秘色彩的也常有人在。1952年，因参加爱国活动，与刘琼等人一起被港英当局驱逐回内地后由人民政府安排在上影创作部门工作的沈寂，可谓其中的一位。但他“隐藏”得深，不是一下被人们认识的。他不是老上影的老人马，他是在上海刚解放时，才受聘去香港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以前在上海影界从无任职的经历，也没有为上影写过任何一个剧本。他原先只是老上海的一位青年作家，名不见经传。所以，在老上影人的心目中，长期来只认为他因参加爱国活动而被港英当局驱逐，人民政府必须要为他安排工作，所以来上影的，并非像刘琼那样是名人、大家，也就对他从未有多大的关注。他回上海刚5年，1957年就被凑数打成右派，大家看着他没有任何右派的言论和行动，却遭如此下场，只认为我们当局对他并非信任。以后9年的日子里，他更不让老上影人注目了。1966年，“革命群众”索性把他打入了“牛棚”，此后的10年，他过着“牛鬼蛇神”的日子。让搞他专案、看过他档案的人奇怪的是，他的历史不但一清二白，而且还有不少亮点！

“文革”结束时，沈寂已52岁，他才得以能够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对于一般人来说，受过如此大的委屈和折磨，又到了这样的年龄，很难再有作为了。然而，他不，在退休前的8年中，领导安排他做什么，他都能做出成绩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退休后，回归到作家的位置上，竟不间断地写出了几十部有关老上海的小说、传记、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其中《大亨》一版再版，传世最盛，他成了大家公认的研究和书写老上海的专家！他命大寿长，勤奋刻苦，一直写到92岁仙逝为止，“文革”后整整为社会又贡献了40年。实际上，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为我们这个国家“卖命”了！

我与沈寂是上影文学部的老同事，又同住一幢大楼，且楼上楼下，跨几步就能去他家。我们相处友善，常来常往，他每出一部大作总会送我一本，还按老法题赠，称比他小18岁的我为“兄”。我不懂“老法”的称谓，怕受不了被“折死”，就以他代表作的书名，称他为“大亨”，大亨是可以“胡说八道”的，随他叫吧！

我一直关注着身边的这位大亨，我现在可以说，在老上影这块卧虎藏龙之地，他可是名人、大家、传奇、神秘，样样全占了，如若不信，听我说来。

1924年，大亨出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由此，童年就遭不测，被绑匪绑架，差点被“撕票”，家里花了不少钱才赎了他一命。后来，父亲突然故世，坐吃山空，家道败落。他却又不好好读书，十几岁的孩子，就想抗日救国，先被勒令退学，后进日本宪兵队尝到了老虎凳的滋味。有幸的是他的写作才华和爱国热情得到了柯灵的赏识，在他被关进宪兵队时，柯灵还照样冒险发他的小说。后来，柯灵也被关进了宪兵队，大亨又加入了援救的行列。抗战中，上海文化人在救国中结下的生死友情，值得万世传颂。

改革开放后，抗战时与沈寂一起在柯灵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抗日文章后寓居美国的董鼎山回沪探亲访友时，他们总会一聚，畅谈那时的生死之情。大亨92岁仙逝前，有一次我去看他，见他正在写悼念董鼎山的文章，悲伤之情让我感动。大亨曾给我谈起过他抗战时的一段传奇经历：他曾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去苏北参加过新四军，后因“种种原因”，组织让他回沪。在回沪的途中，遭遇日伪的追捕，正在危难之时，他突然看到远处有个很像他父亲的人在为他引路，他忙追踪而去，竟也神奇地脱险了……他回沪后，曾接到过一个电话，让他购买新四军急需的药品后送至某处，接头的是一位女同志，他按时完成了任务……这些，都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口述历史》中，有所记载，令人奇怪的是，他只说事实，却不谈前因后果，不禁让人感到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不知是出于“种种原因”，还是他有意而为？由于他有抗日的生活和体验，他那时的代表作《盐场》和《两代图》等小说集，大多真实地反映了抗战中的民情和民愤，着重点在于去助燃抗日的烈火。他在抗战中的经历和作品，不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没有查出过任何问题。那时，他才13岁至21岁，却无论在政治和事业上都可谓“早熟”！这也是我一直尊称他大亨的原因之一。

大亨还跟我说过，正由于他有这段经历，知道张爱玲跟一个汉奸不清不楚的关系，抗战后他在上海办刊物和出版社时，就对张爱玲的作品发表过不同意见，引起过张爱玲的不满，他至今都未后悔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香港电影业的某老板看中了他的小说，邀请他去香港任编剧。大亨告诉我，他是在向上海军管会的有关领导汇报并取得同意后才去的。有关领导还让他去见见杜月笙，转达某人向杜月笙问好之意，说杜自会很好接待他的。大亨去了香港之后，就去拜访了杜月笙，他转达了某人问好之意后，杜月笙还真的对他另眼相看，还让他去孟小冬房内单独谈了一会……这些，在大亨最后的《口述历史》中都有记载，证明他没有对我“瞎说”，但他与杜月笙和孟小冬的谈话内容，却“从略”了。不知是他只说可以说的事，还是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有意卖了个“关子”让人感到他的“神秘”？

在香港的三年中，他创作出了《狂风之夜》《神·鬼·人》《中秋月》等电影剧本，终于在电影编剧的岗位上站稳了脚。他全家刚从上海搬去香港后，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都困难重重，又遭遇过骗子，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不失爱国之心，参与了不少进步活动。让我敬佩的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的《口述历史》中，对在这段时期内曾真心帮助过他的人，都一个不漏地表示了感谢。据我所知，在他回上海后，他早已用自己所有的方式逐一有所回报。老人们“老法”中的“知恩必报”我们还是该代代相传的。这三年常人难有的奇特经历，是我尊称他大亨的原因之二。

大亨于1952年回上海被政府安排在上影创作部门工作，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段时间内，他还是做出了不少成绩的，至少有两个亮点值得称赞：一是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一年之计》，获得了国家级大奖；二是他在来稿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梁信的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在他被押送去农村劳动改造时，还不忘推荐给他的老友谢晋导演。梁信一直在寻找着让他成名的“伯乐”，直至“文革”后才得以与沈寂会面道谢，这段银幕外的佳话，令人感慨万千。就这两个亮点，也足以让我叫他一声大亨了！

1957年到1976年这长长的20年，是大亨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黑幕”。他能活过来，也不愧为大亨！

拨乱反正后，大亨又可拿笔创作了。他参与创作和改编了《珊瑚岛上的死光》《开枪为他送行》等剧本后，被任命为《上影画报》主编。编刊物是他的强项，但在拨乱反正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多元思维的碰撞中，也常有他难以应付之事发生。他曾跟我说起过一件事：一位同他一样也刚恢复工作并开始做出一点成绩的老编剧，在奉命为《上影画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及上影的历史时，漏提了一位老领导的名，这位老领导见文后大光其火，把作者叫去，责问他为什么？吓得那位老编剧在无以对答的情急下，只得搪塞道：“我原稿上好像有的……”事后，他马上去向大亨求饶和求救。最后还是由大亨承担责任了事。凡此种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常有发生。大亨一面疲于应付，一面努力地奠定了《上影画报》的生存和发展，直至退休。不是大亨，能应付得了这样的局面吗？沈寂却对我说：“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个‘主编’！”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越不在乎名利地位，去堂堂正正做好一个人，越容易把事情办好！

退休后，大亨才真正能支配自己的时间，回到他所钟爱的小说、传记、散文创作上来，他以一年至少一部的速度，连续出版了《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歌星周璇》《大亨》《大班》《大世界传奇》《人生往事》等几十部作品，其间得了癌症也未能阻挡他前行的步伐和创作的痴情。这些作品，雅俗共赏，争相被各类报纸副刊连载，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他被公认为当代最熟悉和最能准确反映旧上海生活的老作家之一，常有研究和反映这段历史的中青年学者和作家去他家中讨教，包括出演这类题材影视剧的演员。他总是来者不拒、不计报酬地把他所知倾囊而出。为此，在他米寿时，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老上影的名人大家们，在事业上能在晚年再作出大贡献的寥寥无几，而沈寂却越老越出名，越老越成家。这是值得后人玩味和研究的！

大亨的人生经历和贡献都让人敬佩，然而，他从不招摇于市、自以为是，却经常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入侵者和殖民者的斗争他可以义无反顾，而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那么的软弱无能？他曾这样写道：“我这个可怜的知识分子，连自己是不是错都不知道，任凭别人摆布，说我有‘错’就认错，说我‘没错’就改正，我的知识在哪里？我的人格又在哪里？真是百无一用，毫无主见，唯命是从，又不敢为自己辩护的软骨虫啊！难道不该自责，不该悲哀，不该为自己懦弱而发声大哭？”让我更为尊重的是他不仅能有这样深刻的反思，而且在这种不断的反思中，不断追求着知识分子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人间道义，对不时冒出的不良社会现象也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大亨喜欢生活在普普通通的百姓之间，他所居住的建于三十年前的上影宿舍变化很大，赚了大钱的或子女发达者大多已搬出大楼，另住豪宅。大亨因他的特殊贡献也有过改善住处的机会，他却一概谢绝，他说与相处了几十年的老上影人生活在一起感到踏实。我们楼下有个老年活动室，他每天午睡后总要去那里与老同事们聊天，谁都喜欢听他天南地北神聊，他也从聊天中得到不少信息和创作的素材。楼内任何人有事求教于他可随时敲响他的门。我是他家中的常客，好些时候是带着社会上的求访者上他家的。有人惊讶这么有贡献的人还住在这种地方，有人奇怪这么有品位的人还在用三十多年前的普通市民家具，有人纳闷这么见过大世面的人竟穿得像无名老头……面对凡此种种疑问和感叹，我都报之一笑。我想告诉他们的是，这就是我心目中大隐隐于市的大亨！

大亨原名汪崇刚，沈寂只是他的笔名。我至今还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笔名？不知是在乱世中为了保护自己而为，还是另有深意？但他确实是个甘于寂寞之士，他不大与人主动交往，只是做他自己想做的、爱做的、要做的事，所以他在退休32年中能做成那么多事。由于我上面所写过的“种种原因”，连老上影人中对大亨真正了解的也不多。甚至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中，对他的为人为文还有一些非议，这并不奇怪。一个人在世上呆了一生，全说其好话而没有一点意见那才奇怪呢。

他最后的那本《口述历史》出版后，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就向他提了一条：看来你对“文革”中的种种遭遇还耿耿于怀，不仅对你不公的事逐一道来，还对你不恭的人点了名。但“文革”后的几十年已证明，这些人都不是坏人，也不是品行特别恶劣的人，他们都已接受了教训，对你相当友善，对社会也作出了贡献，他们当时还年轻，容易上当受骗，对你有过一些不该有的“革命行动”，如果在你的《口述历史》中能做对事不对人的处理，是否社会影响会更好些？大亨听后沉默了良久……我也就不再多说了。其实，这个意见，不单是我个人的意见，一些看过大亨《口述历史》的上影老人也有给我打电话提出此看法的。2016年春节，我随家人去国外旅游前，特意去大亨家告别，那段时间，因他老爱人重病住院，他一人在家特别孤单，常希望我过去与他聊聊，所以我得告诉他我要外出一段时间，只能回来后再去陪陪他了。想不到他又主动地谈起了有关《口述历史》的事，他说他已看完了文史馆出版的那套《口述历史》，以后出此类作品，可能都要注意，不能过高地评价自己，不能有意无意地去贬低他人……我已听明了他的意思，忙转移了话题……说实话，我是怕当事人看到他的《口述历史》后会恼怒而反弹，如发生这种情况，一个92岁的老人至少是赔不起的。

如今，大亨已仙逝，当然已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还要写上这一段，只希望如当事人能看到此书，也不至于再恼怒了。我回沪后，心脏又出了问题，住进第六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又安上了一只支架。想不到当时大亨正在我的楼下也在被抢救，没几天，就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我竟没能再见上他一面……

当我带着花篮去他家吊唁时，已“人去楼空”，他女儿告诉我，她老爸常夸我好，连人家送的无锡水蜜桃都要转送给他们老夫妻俩一些。他们还舍不得吃，给我们也留了几个……连这种小事大亨都记着，不禁让我泪流满脸。我只能望着他的遗像，在心中向他道别：大亨，我常以你作为我人生的楷模。我常问自己，能学好你对各种患难的泰然处之吗？能学好你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的精神吗？能学好你逐渐担当起知识分子该有的道义吗？能学好你的返璞归真吗？我仿佛听到了他的回答：“我只是一个爱国者！”我记起了，这是大亨常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