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亨於1952年回上海被政府安排在上影創作部門工作，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這段時間內，他還是做出了不少成績的，至少有兩個亮點值得稱讚：一是他創作的電影劇本《一年之計》，獲得了國家級大獎。大亨曾給我談起過他抗戰時的一段傳奇經歷：他曾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去蘇北參加過新四軍，後因“種種原因”，組織讓他回滬。

老上影由於歷史的積澱和政治的需要，歷來是塊臥虎藏龍之地，不僅名人、大家雲集，而且具有傳奇、神祕色彩的也常有人在。1952年，因參加愛國活動，與劉瓊等人一起被港英當局驅逐回內地後由人民政府安排在上影創作部門工作的沈寂，可謂其中的一位。但他“隱藏”得深，不是一下被人們認識的。他不是老上影的老人馬，他是在上海剛解放時，才受聘去香港從事電影劇本創作的，以前在上海影界從無任職的經歷，也沒有爲上影寫過任何一個劇本。他原先只是老上海的一位青年作家，名不見經傳。所以，在老上影人的心目中，長期來只認爲他因參加愛國活動而被港英當局驅逐，人民政府必須要爲他安排工作，所以來上影的，並非像劉瓊那樣是名人、大家，也就對他從未有多大的關注。他回上海剛5年，1957年就被湊數打成右派，大家看着他沒有任何右派的言論和行動，卻遭如此下場，只認爲我們當局對他並非信任。以後9年的日子裏，他更不讓老上影人注目了。1966年，“革命羣衆”索性把他打入了“牛棚”，此後的10年，他過着“牛鬼蛇神”的日子。讓搞他專案、看過他檔案的人奇怪的是，他的歷史不但一清二白，而且還有不少亮點！

“文革”結束時，沈寂已52歲，他才得以能夠正常地生活和工作。對於一般人來說，受過如此大的委屈和折磨，又到了這樣的年齡，很難再有作爲了。然而，他不，在退休前的8年中，領導安排他做什麼，他都能做出成績來。更爲難能可貴的是，他在退休後，迴歸到作家的位置上，竟不間斷地寫出了幾十部有關老上海的小說、傳記、散文、隨筆等文學作品，其中《大亨》一版再版，傳世最盛，他成了大家公認的研究和書寫老上海的專家！他命大壽長，勤奮刻苦，一直寫到92歲仙逝爲止，“文革”後整整爲社會又貢獻了40年。實際上，他在學生時代，就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在爲我們這個國家“賣命”了！

我與沈寂是上影文學部的老同事，又同住一幢大樓，且樓上樓下，跨幾步就能去他家。我們相處友善，常來常往，他每出一部大作總會送我一本，還按老法題贈，稱比他小18歲的我爲“兄”。我不懂“老法”的稱謂，怕受不了被“折死”，就以他代表作的書名，稱他爲“大亨”，大亨是可以“胡說八道”的，隨他叫吧！

我一直關注着身邊的這位大亨，我現在可以說，在老上影這塊臥虎藏龍之地，他可是名人、大家、傳奇、神祕，樣樣全佔了，如若不信，聽我說來。

1924年，大亨出生在上海的大戶人家，由此，童年就遭不測，被綁匪綁架，差點被“撕票”，家裏花了不少錢才贖了他一命。後來，父親突然故世，坐喫山空，家道敗落。他卻又不好好讀書，十幾歲的孩子，就想抗日救國，先被勒令退學，後進日本憲兵隊嚐到了老虎凳的滋味。有幸的是他的寫作才華和愛國熱情得到了柯靈的賞識，在他被關進憲兵隊時，柯靈還照樣冒險發他的小說。後來，柯靈也被關進了憲兵隊，大亨又加入了援救的行列。抗戰中，上海文化人在救國中結下的生死友情，值得萬世傳頌。

改革開放後，抗戰時與沈寂一起在柯靈主編的刊物上發表抗日文章後寓居美國的董鼎山回滬探親訪友時，他們總會一聚，暢談那時的生死之情。大亨92歲仙逝前，有一次我去看他，見他正在寫悼念董鼎山的文章，悲傷之情讓我感動。大亨曾給我談起過他抗戰時的一段傳奇經歷：他曾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去蘇北參加過新四軍，後因“種種原因”，組織讓他回滬。在回滬的途中，遭遇日僞的追捕，正在危難之時，他突然看到遠處有個很像他父親的人在爲他引路，他忙追蹤而去，竟也神奇地脫險了……他回滬後，曾接到過一個電話，讓他購買新四軍急需的藥品後送至某處，接頭的是一位女同志，他按時完成了任務……這些，都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口述歷史》中，有所記載，令人奇怪的是，他只說事實，卻不談前因後果，不禁讓人感到蒙上了一層神祕色彩，不知是出於“種種原因”，還是他有意而爲？由於他有抗日的生活和體驗，他那時的代表作《鹽場》和《兩代圖》等小說集，大多真實地反映了抗戰中的民情和民憤，着重點在於去助燃抗日的烈火。他在抗戰中的經歷和作品，不僅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也沒有查出過任何問題。那時，他才13歲至21歲，卻無論在政治和事業上都可謂“早熟”！這也是我一直尊稱他大亨的原因之一。

大亨還跟我說過，正由於他有這段經歷，知道張愛玲跟一個漢奸不清不楚的關係，抗戰後他在上海辦刊物和出版社時，就對張愛玲的作品發表過不同意見，引起過張愛玲的不滿，他至今都未後悔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香港電影業的某老闆看中了他的小說，邀請他去香港任編劇。大亨告訴我，他是在向上海軍管會的有關領導彙報並取得同意後纔去的。有關領導還讓他去見見杜月笙，轉達某人向杜月笙問好之意，說杜自會很好接待他的。大亨去了香港之後，就去拜訪了杜月笙，他轉達了某人問好之意後，杜月笙還真的對他另眼相看，還讓他去孟小冬房內單獨談了一會……這些，在大亨最後的《口述歷史》中都有記載，證明他沒有對我“瞎說”，但他與杜月笙和孟小冬的談話內容，卻“從略”了。不知是他只說可以說的事，還是其實也沒什麼，只是有意賣了個“關子”讓人感到他的“神祕”？

在香港的三年中，他創作出了《狂風之夜》《神·鬼·人》《中秋月》等電影劇本，終於在電影編劇的崗位上站穩了腳。他全家剛從上海搬去香港後，無論在生活還是工作上，都困難重重，又遭遇過騙子，但他還是堅持了下來，並不失愛國之心，參與了不少進步活動。讓我敬佩的是，在他離開這個世界前的《口述歷史》中，對在這段時期內曾真心幫助過他的人，都一個不漏地表示了感謝。據我所知，在他回上海後，他早已用自己所有的方式逐一有所回報。老人們“老法”中的“知恩必報”我們還是該代代相傳的。這三年常人難有的奇特經歷，是我尊稱他大亨的原因之二。

大亨於1952年回上海被政府安排在上影創作部門工作，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這段時間內，他還是做出了不少成績的，至少有兩個亮點值得稱讚：一是他創作的電影劇本《一年之計》，獲得了國家級大獎；二是他在來稿中獨具慧眼，發現了梁信的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在他被押送去農村勞動改造時，還不忘推薦給他的老友謝晉導演。梁信一直在尋找着讓他成名的“伯樂”，直至“文革”後才得以與沈寂會面道謝，這段銀幕外的佳話，令人感慨萬千。就這兩個亮點，也足以讓我叫他一聲大亨了！

1957年到1976年這長長的20年，是大亨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黑幕”。他能活過來，也不愧爲大亨！

撥亂反正後，大亨又可拿筆創作了。他參與創作和改編了《珊瑚島上的死光》《開槍爲他送行》等劇本後，被任命爲《上影畫報》主編。編刊物是他的強項，但在撥亂反正複雜的人際關係和多元思維的碰撞中，也常有他難以應付之事發生。他曾跟我說起過一件事：一位同他一樣也剛恢復工作並開始做出一點成績的老編劇，在奉命爲《上影畫報》寫的一篇文章中，談及上影的歷史時，漏提了一位老領導的名，這位老領導見文後大光其火，把作者叫去，責問他爲什麼？嚇得那位老編劇在無以對答的情急下，只得搪塞道：“我原稿上好像有的……”事後，他馬上去向大亨求饒和求救。最後還是由大亨承擔責任了事。凡此種種讓人哭笑不得的事，常有發生。大亨一面疲於應付，一面努力地奠定了《上影畫報》的生存和發展，直至退休。不是大亨，能應付得了這樣的局面嗎？沈寂卻對我說：“反正我也不在乎這個‘主編’！”事情往往是這樣，你越不在乎名利地位，去堂堂正正做好一個人，越容易把事情辦好！

退休後，大亨才真正能支配自己的時間，回到他所鍾愛的小說、傳記、散文創作上來，他以一年至少一部的速度，連續出版了《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歌星周璇》《大亨》《大班》《大世界傳奇》《人生往事》等幾十部作品，其間得了癌症也未能阻擋他前行的步伐和創作的癡情。這些作品，雅俗共賞，爭相被各類報紙副刊連載，在社會上影響極大。他被公認爲當代最熟悉和最能準確反映舊上海生活的老作家之一，常有研究和反映這段歷史的中青年學者和作家去他家中討教，包括出演這類題材影視劇的演員。他總是來者不拒、不計報酬地把他所知傾囊而出。爲此，在他米壽時，被聘爲上海文史館館員。

老上影的名人大家們，在事業上能在晚年再作出大貢獻的寥寥無幾，而沈寂卻越老越出名，越老越成家。這是值得後人玩味和研究的！

大亨的人生經歷和貢獻都讓人敬佩，然而，他從不招搖於市、自以爲是，卻經常在反思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對入侵者和殖民者的鬥爭他可以義無反顧，而在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卻那麼的軟弱無能？他曾這樣寫道：“我這個可憐的知識分子，連自己是不是錯都不知道，任憑別人擺佈，說我有‘錯’就認錯，說我‘沒錯’就改正，我的知識在哪裏？我的人格又在哪裏？真是百無一用，毫無主見，唯命是從，又不敢爲自己辯護的軟骨蟲啊！難道不該自責，不該悲哀，不該爲自己懦弱而發聲大哭？”讓我更爲尊重的是他不僅能有這樣深刻的反思，而且在這種不斷的反思中，不斷追求着知識分子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和人間道義，對不時冒出的不良社會現象也開始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大亨喜歡生活在普普通通的百姓之間，他所居住的建於三十年前的上影宿舍變化很大，賺了大錢的或子女發達者大多已搬出大樓，另住豪宅。大亨因他的特殊貢獻也有過改善住處的機會，他卻一概謝絕，他說與相處了幾十年的老上影人生活在一起感到踏實。我們樓下有個老年活動室，他每天午睡後總要去那裏與老同事們聊天，誰都喜歡聽他天南地北神聊，他也從聊天中得到不少信息和創作的素材。樓內任何人有事求教於他可隨時敲響他的門。我是他家中的常客，好些時候是帶着社會上的求訪者上他家的。有人驚訝這麼有貢獻的人還住在這種地方，有人奇怪這麼有品位的人還在用三十多年前的普通市民傢俱，有人納悶這麼見過大世面的人竟穿得像無名老頭……面對凡此種種疑問和感嘆，我都報之一笑。我想告訴他們的是，這就是我心目中大隱隱於市的大亨！

大亨原名汪崇剛，沈寂只是他的筆名。我至今還不清楚他爲什麼要用這樣的一個筆名？不知是在亂世中爲了保護自己而爲，還是另有深意？但他確實是個甘於寂寞之士，他不大與人主動交往，只是做他自己想做的、愛做的、要做的事，所以他在退休32年中能做成那麼多事。由於我上面所寫過的“種種原因”，連老上影人中對大亨真正瞭解的也不多。甚至曾與他一起工作過的人中，對他的爲人爲文還有一些非議，這並不奇怪。一個人在世上呆了一生，全說其好話而沒有一點意見那才奇怪呢。

他最後的那本《口述歷史》出版後，來聽取我的意見，我就向他提了一條：看來你對“文革”中的種種遭遇還耿耿於懷，不僅對你不公的事逐一道來，還對你不恭的人點了名。但“文革”後的幾十年已證明，這些人都不是壞人，也不是品行特別惡劣的人，他們都已接受了教訓，對你相當友善，對社會也作出了貢獻，他們當時還年輕，容易上當受騙，對你有過一些不該有的“革命行動”，如果在你的《口述歷史》中能做對事不對人的處理，是否社會影響會更好些？大亨聽後沉默了良久……我也就不再多說了。其實，這個意見，不單是我個人的意見，一些看過大亨《口述歷史》的上影老人也有給我打電話提出此看法的。2016年春節，我隨家人去國外旅遊前，特意去大亨家告別，那段時間，因他老愛人重病住院，他一人在家特別孤單，常希望我過去與他聊聊，所以我得告訴他我要外出一段時間，只能回來後再去陪陪他了。想不到他又主動地談起了有關《口述歷史》的事，他說他已看完了文史館出版的那套《口述歷史》，以後出此類作品，可能都要注意，不能過高地評價自己，不能有意無意地去貶低他人……我已聽明瞭他的意思，忙轉移了話題……說實話，我是怕當事人看到他的《口述歷史》後會惱怒而反彈，如發生這種情況，一個92歲的老人至少是賠不起的。

如今，大亨已仙逝，當然已不存在這個問題。我之所以還要寫上這一段，只希望如當事人能看到此書，也不至於再惱怒了。我回滬後，心臟又出了問題，住進第六人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又安上了一隻支架。想不到當時大亨正在我的樓下也在被搶救，沒幾天，就傳來了他逝世的噩耗，我竟沒能再見上他一面……

當我帶着花籃去他家弔唁時，已“人去樓空”，他女兒告訴我，她老爸常誇我好，連人家送的無錫水蜜桃都要轉送給他們老夫妻倆一些。他們還捨不得喫，給我們也留了幾個……連這種小事大亨都記着，不禁讓我淚流滿臉。我只能望着他的遺像，在心中向他道別：大亨，我常以你作爲我人生的楷模。我常問自己，能學好你對各種患難的泰然處之嗎？能學好你活到老學到老創作到老的精神嗎？能學好你逐漸擔當起知識分子該有的道義嗎？能學好你的返璞歸真嗎？我彷彿聽到了他的回答：“我只是一個愛國者！”我記起了，這是大亨常說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