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搶先讀 | 《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

摘要：全書深入探尋了具有特殊文學觀念和精神特徵的海派作家羣和海派小說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條件，以豐富的引據、細膩的筆觸描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一度追隨着世界都市化的步伐而呈現的與歷史現代化進程和人類現代生活處境相通的物質狀態、精神狀態、思想狀態和情感狀態，尤其是在從鄉土的中國向都市化的急速轉變中，上海人所表現出的輕浮(時髦)與頑固、智慧與愚蠢、適應與尷尬、焦慮與活力同在的生存狀態。著有《個人主義與五四新文學》、《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第3卷、《意義的生成——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細讀集》等。

《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

李今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編輯推薦

着眼於老上海人和海派作家如何應對世界都市化進程中的一些普遍問題和現代衝擊，所見始大、所造遂深。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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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深入探尋了具有特殊文學觀念和精神特徵的海派作家羣和海派小說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條件，以豐富的引據、細膩的筆觸描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一度追隨着世界都市化的步伐而呈現的與歷史現代化進程和人類現代生活處境相通的物質狀態、精神狀態、思想狀態和情感狀態，尤其是在從鄉土的中國向都市化的急速轉變中，上海人所表現出的輕浮(時髦)與頑固、智慧與愚蠢、適應與尷尬、焦慮與活力同在的生存狀態。

作者選擇了代表海派作家羣的人生觀、價值觀、文學觀，反映海派文化的新信息和本質特徵，標誌海派文學獨特成就的新感覺派作家爲主要論述對象，從其文學現象的分析與文本的細讀中，透視其不同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觀、人生觀與文學觀。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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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今，博士,出生于山東萊州，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漢譯文學研究。

著有《個人主義與五四新文學》、《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第3卷、《意義的生成——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細讀集》等；

譯有利裏安·弗斯特著《浪漫主義》、R．L．布魯特著《論幻想與想象》；參與主編《穆時英全集》《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鑑》，主編《漢譯文學序跋集1894—194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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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小引

第一章　都市和都市的意象

第一節　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現代化發展的“黃金時期”

第二節　建築的空間和空間的想象

第二章　唯美—頹廢和對於新的生活方式的探求

第一節　唯美—頹廢和初期現代主義的精神特徵

第二節　唯美—娛樂的性意識與唯美—頹廢的上海都市文化氛圍

第三節　兩種頹廢的主題

第四節　頹廢女人的形象和意象

第五節　頹廢的歷史觀和人生觀

第三章　電影和小說新藝術形式的實驗

第一節　女體和敘述者作爲“看”的承擔者

第二節　都市風景和小說形式的空間化

第三節　小說中的電影世界

第四章　海派作家的文學觀念

第一節　“硬性電影”和“軟性電影”之爭

第二節　放棄啓蒙者的身份和姿態

第三節　技巧· 軟性電影· 輕文學──作爲生產者，也作爲藝術家

第四節　文藝的終極使命

第五節　海派的“大衆”和“爲人生”

第五章　日常生活意識和都市市民的哲學

第一節　以人的世俗性消解歷史英雄和聖人的光環

第二節　以日常生活的邏輯消解價值的理想形態

第三節以日常生活作爲獨立的寫作領域

第六章海派文人與現代新市民

第一節　市民的知識化與現代新市民羣體的崛起

第二節　文人的世俗化──文學能夠謀生時代的到來

結語海派的現代性 .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修訂本後記

附錄

“海派”文學研究的拓展 ——評李今的《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　袁進

解讀“摩登”：李今和她的海派小說研究 ——《海派小說論》代序　解志熙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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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頹廢的歷史觀和人生觀

1940 年代在日軍侵略者和汪僞漢奸政權統治下的上海，工商金融業無不嚴重衰退，城市的繁榮景象也不能不遭到嚴重的破壞，有人專門著文談淪陷時上海的“車、馬、道路”說：“隨着戰事的變化，年來汽車數量已減少到十分之一，往日‘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勝景，早成爲歷史的遺蹟，紅綠燈遂爲人們所淡忘。”顯然，與唯美一頹廢主義思潮緊密相聯的現代大都市的奢華背景已經不存在，但也正是由於40 年代的海派作家經歷了戰爭的炮火，他們纔有了“世界末日”大破壞、大毀滅的“惘惘的威脅”，有了更爲切身的體驗。所以，他們的頹廢意識和風格不僅與30 年代“頹加蕩”的海派作家有着明顯的區別，也更爲接近“頹廢”本身的字面意義。

自從李歐梵把張愛玲的小說視爲“頹廢藝術”以來，張愛玲小說中的頹廢性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人們從張愛玲小說傳達出的“荒涼感”和文明毀滅後仍會屹立於荒原中的斷瓦頹垣意象上，看到了張愛玲反文明、反進步的世紀末幻想，對現代性歷史進步時間觀念的背離，對中國新文化現代性走向的警覺與深思，以及對中產階級庸俗現代性的反諷。我認爲張愛玲小說中的頹廢性是非常複雜的，既有對中國傳統小說、詩歌的頹廢主題和情趣的發揚，也不乏對現代頹廢精神的接受和改造。首先，這鮮明地表現在她頹廢的歷史觀上。很顯然，張愛玲繼承了《紅樓夢》家族沒落的主題，但她又融合進了自己的生活經驗。父親的抽鴉片、打嗎啡針的腐舊、頹唐生活，和母親追逐時髦與洋派的生氣，使張愛玲不僅把父親與母親分成了黑暗與光明、惡與善、魔與神兩個對立的世界，也進一步寄託了她的男人觀與女人觀。

張愛玲在小說中，往往把父親角色寫成敗家子形象，不務正業、狂嫖濫賭、抽鴉片、逛窯子、玩女人、昏庸委瑣，“從身體和精神上全面地閹割父親的威嚴，甚至貶斥父親是小孩、嬰屍。張愛玲把《花凋》中的父親鄭先生說成是“泡在酒精缸中的孩屍”，雖然“外表長得像廣告畫上喝樂口福抽香菸的標準上海青年紳士”，實際上只要“穿上短褲子就變成了喫嬰兒藥片的小男孩”。《創世紀》裏的匡霆谷被張愛玲形容爲“一臉孩子氣的反抗，始終是個頑童身份”。在《留情》中，張愛玲又通過如花似玉的少妻敦鳳的視角，打量着身邊已過花甲之年的米晶堯先生，覺得“米先生除了帶（戴）眼鏡這一項，整個地像個嬰孩，小鼻子小眼睛的，彷彿不大能決定他是不是應當哭。身上穿的西裝，倒是腰板筆直，就像打了包的嬰孩，也是直挺挺的”。張愛玲將男人形象幼稚化爲小孩，顯然是一種有意的褻瀆行爲，她描寫的男人世界像她父親的房間裏一樣，“永遠是下午，在那裏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茉莉香片》裏的傳慶、《金鎖記》中的姜三爺、姜二爺、長白，《創世紀》的匡老太爺、匡仰彝，《多長恨》中的虞老先生等等，都反映了張愛玲認爲男人已被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訓練與壓抑“斫傷元氣”，男人人種已經沒落的看法。

在張愛玲筆下，始終處於教化之外，帶着野蠻與原始性的女人，卻是在“培養元氣，徐圖大舉”，如流蘇、七巧、霓喜、嬌蕊、薇龍、殷寶灩、阿小、敦風等等都是蹦蹦戲花旦樣的女人，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里，“能夠夷然地活下去”，“到處是她的家”。所以，張愛玲儘管目睹了戰爭給人類文明造成的大毀滅、大破壞，由此產生了“時代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的頹廢感，但她還是要“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這個最真實、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女人所代表的“四季循環，土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這些人生中安穩的、平實的一面，正是這一面張愛玲認爲是被以往的文學所忽視的。如果說19世紀末的頹廢精神是以現代都市中最新型的浪蕩子和妖婦來體現的，那麼張愛玲恰恰是以殘留于都市中的已“過時了”的廢物和在任何時代都能“隨時下死勁去抓住”物質生活，夷然地活着的蹦蹦戲花旦式的女人，表現她對歷史的臆想的。她把家族沒落的主題，改換成了男人沒落的主題。

有根據可以說張愛玲對19 世紀末期的唯美一頹廢派也是很熟悉的。但她並不贊成唯美派，認爲“唯美派的缺點不在於它美，而在於它的美沒有底子”，所以她把30 年代海派筆下的舞女、交際花換成了平實生活裏的家庭中的女人、寄居的女人、姘居的女人，而當她描寫那些能夠從生活中“飛揚”起來的女性時，也有意識地使用了19 世紀末唯美一頹廢派所慣用的意象。那個在她自己的小天地裏“留住了滿清末年的淫逸空氣，關起門來做小型慈禧太后”的梁太太，在鋼琴上面擺着一盆正含苞欲放的仙人掌，“那蒼綠的厚葉子，四下裏探着頭，像一窠青蛇，那枝頭的一捻紅，便像吐出的蛇信子”。她扇着扇子，“扇子裏篩入幾絲黃金色的陽光，拂過她的嘴邊，正像一隻老虎貓的須，振振欲飛”。《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嬌蕊以她“嬰孩的頭腦與成熟的婦人”，這“最具誘惑性的聯合”的美完全征服了振保。當振保早上從嬌蕊的牀上醒來，猜想昨天晚上“應當是紅色的月牙”。顯然，張愛玲使用了唯美一頹廢文學的特有意象來暗示具有同一性質的女人。

張愛玲也接受了唯美一頹廢派的“瞬間”，或說“一剎那”的概念，但她賦予了更具有生活“底子”的內容。佩特的“剎那主義”可以說是唯美一頹廢派人生觀、藝術觀的理論根據。他認爲“一剎那”的印象和感覺，熱情或見解是人的生命、思想和感情的存在形式，人生就是要拼命激起“一剎那”儘可能多的脈搏跳動，儘可能強的熱情活動，無論是感官的還是精神的，肉慾的還是情感的，實利的還是不爲實利的，總之是加快生命感。他認爲，能使得這種強烈的寶石般的火焰一直燃燒，能保持這種心醉神迷的狀態，就是人生的成功。而最能給予人生一剎那以“最高的質量”的莫過於對於藝術和美的追求。因而唯美—頹廢派爲了使人生與藝術的“一剎那”飽滿而充實，永遠好奇地實驗新的生活，追求新的印象，品味新的感覺，以致流於怪誕、耽溺和偏至。“一剎那”這個概念在張愛玲小說中是出現頻率相當高的一個詞彙，是她給予現實人生中轉瞬即逝的美好感情和回憶的修辭。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薇龍明明知道喬琪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浪子，但他引起了她不可理喻的熱情，甚至當喬琪明確地告訴她，“我不能答應你結婚，我也不能答應你愛，我只能答應你快樂”以後，也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給了喬琪。當喬琪趁着月光來，也趁着月光走了以後，薇龍有“一剎那”是超脫的。她覺得“今天晚上喬琪是愛她的”，儘管“他愛她不過是方纔那一剎那”，但“這一點愉快的回憶是她的，誰也不能夠搶掉它”，就因爲有了這“一剎那”，薇龍覺得自己獲得了“一種新的安全，新的力量，新的自由”，並且也爲了這“一剎那”，薇龍自願地把自己的青春賣給好色的司徒協，以換來與喬琪結婚生活所不可缺的金錢。

《連環套》中的霓喜，當與之姘居了十幾年、已有了兩個孩子的綢緞店老闆雅赫雅鬧翻以後，只有在“一剎那”“她是真心愛着孩子的。再苦些也得帶着孩子走”。但很快她就在心裏“換了一番較合實際的打算了”。因爲她覺得雅赫雅似乎對子女還有相當的感情，“如果她堅持着要孩子，表示她是一個好母親，他受了感動，竟許回心轉意，也說不定”。

《傾城之戀》中的流蘇和柳原幾經相互試探與周旋，當流蘇不得不接受自己做情婦的命運的時候，香港戰爭的槍林彈雨讓流蘇體會到“別的她不知道，在這一剎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只有在這一剎那他們才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雖然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了”。在《留情》中，張愛玲以對景色的描寫隱喻性地概括了米晶堯與敦鳳這對老夫少妻的婚姻實質：“太陽照着陽臺；水泥欄杆上的日色，遲重的金色，又是一剎那，又是遲遲的。” 張愛玲把《多少恨》中講述的宗豫和家茵的婚外戀故事，也說成“其實不過一剎那，卻以爲天長地久”。

《金鎖記》的七巧識破季澤來家裏，爲的是讓她買其房子的陰謀，而不是爲了愛，將其打罵出去後，又掉轉身跑到樓上，要在窗戶裏再看他一眼。張愛玲描寫道：“真長，這寂寂的一剎那。”“她要他，就得裝糊塗，就得容忍他的壞。她爲什麼要戳穿他？人生在世，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歸根究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封鎖》中發生在宗楨和翠遠身上那段猝不及防、不近情理的戀情，也“只活那麼一剎那”。不必多舉，以上的例子足以說明，“一剎那”的感情、思緒和回憶已成爲張愛玲小說中的“詩眼”，這是張愛玲在灰色、污穢、卑瑣的現實生活中，所抓住的唯一一點美好的時刻。但張愛玲並沒有賦予它們以積極的意義，她或者以大量篇幅寫的“不加潤色的現實”來襯托這“一剎那”在漫長人生中的無謂，或者以“不加潤色的現實”來點破人生中那些美好的飛揚起來的“一剎那”的虛假，這就是張愛玲所要告訴人們的真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