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很多關於中國歷史“改朝換代”原因分析的文章，題目往往以還原真實歷史來吸引人，但遺憾的是並非如此。作者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借古諷今。但是這種借“歷史”或借“名人”、“名校”等等的手法，徒能專人眼球而已。缺乏了真實和理性的基礎的任何東西，只能是誤人誤國。

自清末西風東漸以來，國內學者研究歷史的方法從僵死的“考據”開始了理性的思考，遺憾的是，這種思考的模式帶有了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跡。這種模式的特點是用歷史事實去迎合其預設觀點；在其過程中，符合其觀點的事實被接受，不符合的則被質疑，並通過所謂考古手段“澄清”事實。一個例子是將先秦社會硬生生劃入“奴隸社會”，無端質疑炎黃至夏時期的傳說歷史，將一個存在嚴重邏輯問題的“竹書紀年”奉爲比“史記”更可信……等等。中國若要從歷史看望未來，就必須拋棄這種意識形態的歷史觀和分析方法。

筆者認可一種物理歷史觀，即：歷史雖然是人爲，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但人類社會畢竟是一個物理系統，其發展趨勢必須符合基本的物理學過程原理---即熱力學原理；歷史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自然趨勢，其具體形式和結果具有偶然性，但其發展方向卻具有必然性。馬克思提出這一必然方向是“生產力增加”，這符合熵增加原理的方向。但僅僅符合熵增加原理的發展，其結果必然是“熱寂”---即人類社會在自毀生存環境後的徹底崩潰。這不應是人類的未來。

幸運的是，“生產力發展方向”只是決定歷史的因素之一。人類乃至整個地球的生命系統都是個非熱力學平衡的“耗散結構”系統，具有強大的負反饋和再生機制。因此，人類社會過程，如同化學震盪反應一樣，其自然過程必然是不斷的建設-毀壞-再建設-再毀壞的朝代更替過程，除非人們覺悟了其中的原理，自覺抑制自己無限發展的慾望---即具備了完善的道德。事實上，個朝代延續的長短，正是和統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自限自己的權力是成正比的。

現在回過來分析朝代更替的原因：

首先，我們看到，秦漢以前，中國是個封建制---諸侯共和--社會，其朝代更替的形式是“革命”。革命後的新政權在信仰理念上和舊政權一脈相承而有所進步。所以夏有“連山”，商有“歸藏”，周有“周易”。而漢以後，中國變成爲中央集權制社會，其朝代更替的形式“傾覆”---或是來自底層的“造反”或是外來政權的“入侵”，或是兩者兼有。當然，漢以後也有零星的“革命”發生，如王莽的“新”朝、東漢-魏-晉之間的所謂“禪讓”和朱棣的“靖難之役”。總體上，漢以後的改朝換代基本上都是社會系統的完全崩潰，新政權從一片白地上產生---雖然這個政權從結構上和舊政權基本類似，但本質上既沒有繼承、也沒有創新。所以，秦漢以後，中國社會日趨保守、封閉，也就因此逐漸落後於西方。

其次，無論是先秦的“革命”還是後世的“傾覆”，改朝換代的發生都擁有一個共同的關鍵詞“民不聊生”---這是決定舊政權滅亡的關鍵原因。夏桀時，百姓發出“時日謁喪，吾與汝皆亡”的呼聲，催發了“商湯革命”；清末時，滿族貴族對立憲的愚蠢行爲，導致了朝野對清廷的徹底失望，於是一隊小小的學生兵臨時發動的“武昌起義”迅速導致了全國的連鎖反應，而幾個月前，準備更爲充足的“廣州起義”卻慘遭鎮壓。可以看到，舊政權的崩潰並非完全由於無能和衰敗，而是“民心”的相背變化。

那麼，導致“民心”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呢？馬克思主義者會將之歸結爲社會系統“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只是一種主觀的邏輯推斷。有幾個事實是：

社會生產力其實在不斷的發展，在許多朝代的中晚期，經濟水平其實處於快速發展階段；

改朝換代後，社會的組織形式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換代後的初期主要是生產力的恢復而非進步；

許多朝代的末期，都有自然災害造成了農民造反---民變或者外敵入侵。但是類似的災害和外患在王朝的過程中其實一直存在，只是在末期才激發不可收拾的民變或入侵。因此，唯生產力論是一種想象。不是老百姓一餓肚子就想造反，也不是落後就會捱打。而是朝廷的制度和作爲導致了民心或外心的變化，在適當因素下激發了民變或入侵。

民心的變化應當從社會的構造變化尋找答案。衆所周知，一個穩定的建築首先應有一個穩固的基礎，在其之上逐漸加蓋高層結構；從底層向上，高級結構的數量逐漸減少，形成類似金字塔的結構。對於社會來說，平民或者中產階級就是一個社會建築的基礎，一切高級的社會組織都是在平民的基礎上建設。低於平民的階層如貧民和奴隸等，他們是社會的沙地，而不是社會的基礎。所以，任何嚴格意義上的奴隸社會並不存在，因爲底層爲奴隸的社會根本不會穩固；這種社會即便內部沒有奴隸暴動，一旦遭遇外部的入侵便無力招架。

中產階層的穩定存在需要一定的維持條件。按照熱力學理論，任何平衡或穩態都是動態的存在，取決於生成和轉化速率的均衡。對於社會結構來說，中產階層不是天生的，而主要是從作爲“沙地”的貧民產生，少數從高層社會墜落而來。因此，龐大而穩定中產階層需要兩個機制來維護：有序的底層社會上升機制和高層社會的退出機制。良好社會的上升機制應當具有多樣性。此外，良好社會也對上層社會有必要的限制機制，以控制上層結構的數量並防止兩極分化發生。這樣的良性社會從經濟人口的組成上是橄欖形：少量的平民和富人、官僚，多數自得其樂的中產階層；而在熱力學結構上，則構成一個完美的金字塔形狀。這種良好社會是一種耗散結構，需要有清醒意識的統治者去維持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這種良好社會系統可因兩種原因所破壞：

社會階層的固化和社會階層的有序流動性的喪失，導致中產階層逐漸減少，形成兩極化的社會結構；

“叢林法則”失控成爲社會的主流方式。“叢林法則”可爲社會提供一種有效的快速上升機制，但是在叢林法則之下，一部分人的上升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下降爲代價，形成兩極分化。此外，“叢林法則”不擇手段會催化貪腐發生，加強社會階層的固化作用。“叢林法則”作爲多樣性上升機制的一小部分，對社會無妨。但一旦成爲主流的方式，則會迅速破壞社會的中產階層。不論哪種原因都會最終導致中產階層的大規模破產，形成社會的“民不聊生”狀態---並不一定是指沒飯喫、沒衣穿的狀態。只要“民不聊生”存在，一旦有任何的風吹草動---外患或民變，就會造成舊政權的迅速瓦解。

筆者無需一一分析歷朝歷代的具體情況。任何導致中產階層破壞的時期，必然跟隨了一次改朝換代的過程。即使這種導致中產階層破壞的動機是良好的，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鐵腕反腐，幾次大規模“誅連”和“瓜蔓抄”，導致“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這爲其孫子建文帝朱允炆的覆滅埋下伏筆。

維護社會的上升機制，需要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在維護社會公義的工具中，教育是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手段。真正的教育，在於提升人的素質和發展潛力；正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科舉”是專制政權爲了一己之利而設計的教育制度。這個制度在公平選拔政府有用人才的意義上，非常得力。但是，在維持社會結構的角度上，則是嚴重的弊大於利。因爲，科舉制度將社會上升機制變得單一化，使得上升機制變得異常脆弱，這在政權百廢待興的初期還不會影響，而在社會機制逐漸成熟的後期其惡果會逐漸顯現。特別是，科舉制度改變了教育的屬性，使教育成爲造就“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搖籃。這一貽害至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