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柏林電影節把金熊獎頒給《白日焰火》之後，導演刁亦男就火了。當他的新片《南方車站的聚會》確定在今年賀歲檔上映後，立即就引發了期待。加上原定同期上映的《蘭心大劇院》臨時撤檔，《南方車站的聚會》成爲這個12月上旬最熱門的國產片。懷抱着期望走進影院，走出來時卻是大大的失望。

倒錯的價值觀

和《白日焰火》一樣，《南方車站的聚會》也具有一個懸疑的劇情外殼。盜竊團伙頭目周澤農，在團伙火併中失手打死了警察，遭到通緝。當看到通緝令上懸賞30萬元的字樣後，周澤農想出了一個給五年不見的妻子楊淑俊留下財產的主意。他讓陪泳女劉愛愛尋找妻子，讓她舉報自己，以獲得這筆獎金。

看完電影，實在爲其中倒錯的價值觀感到詫異。這是一個追捕殺人兇犯的故事，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神奇而充滿情誼的好漢的逃亡。成百上千的警察，織成天羅地網，都碰不到周澤農的一根汗毛。最後還是周澤農自己設計了圈套，讓警察開槍打死了自己，並讓妻子楊淑俊從劉愛愛手裏得到了那筆獎金。

顯然，這個故事很像著名的好萊塢電影《雌雄大盜》，都是一樣的歌頌劫匪而嘲笑警察。當年，描寫傳奇大盜邦妮和克萊德的電影《雌雄大盜》獲得奧斯卡7項提名之後，連《紐約時報》都看不下去，批評“《雌雄大盜》是一部赤裸廉價的鬧劇。”今年好萊塢又推出一部名爲《劫匪》的電影，從警察追捕的角度，重新還原了一個真實的雌雄大盜故事，讓觀衆看到，邦妮和克萊德確實是最危險的罪犯，死有餘辜。

一部電影，不管是商業電影，還是所謂的“藝術電影”，都有它的價值觀。看完《南方車站的聚會》，我不得不指出，它的價值觀是倒錯的。幾十名偷兒在賓館堂而皇之聚會，劃分盜竊勢力範圍；偷兒內訌爭鬥，周澤農身手矯健，恍若遊俠；在警察重重圍捕下，周澤農機敏果斷，幾次逃脫；面對妻子，周澤農有情有義，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換來鉅款留給妻子。所有這些情節，無一不是在爲這個兇殘的犯罪團伙首領唱讚歌。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影片癡迷於所謂“暴力美學”，偷兒們半夜在城裏進行偷車比賽，呼嘯來去，如入無人之境；被叉車割頭，被子彈擊斃，鮮血飛濺，比比皆是。導演顯然是對此津津樂道的。

於是，我實在忍不住想質問導演刁亦男：你有過摩托車被盜的經歷麼？有過家人被殺害的經歷麼？你究竟還有沒有是非觀念和善惡判斷呢？描寫犯罪沒有問題，這是社會現實。問題在於，電影對於犯罪的態度。欣賞犯罪，還是譴責犯罪，這纔是個大問題。把一個罪犯寫成有情有義的好漢，其價值觀倒錯得離譜。

失誤的方法論

這裏，我並不是說，罪犯就沒有任何善良之處。在司法機關工作了一輩子，我深知，這世界上沒有天生的罪犯，任何犯罪都有其原因，任何罪犯也必定有其可寬恕之處。對人，對事，必須要兩面來看，這是認識論的基本方法。不然，就會有失偏頗。

據說，這個讓親人舉報自己以獲得獎金的情節來自於真實案件，這說明罪犯陰暗的心理深處有着一抹珍貴的親情。但畢竟，這是一個善惡並存的罪犯。因爲惡無視他的善，當然不對。但是，因爲善，又無視他旳惡，也是片面的。人性就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客觀地、真實地、全面地展現人性，纔是正確的方法。

前不久，看了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愛爾蘭人》，非常喜歡影片中羅伯特·德尼羅飾演的殺手弗蘭克·希蘭。他既沉默、機敏，又狠毒、果斷，對家人溫柔慈愛，對對手殘忍冷酷，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南方車站的聚會》裏的周澤農和劉愛愛卻被過度美化了，盜竊團伙首領的貪財、狠毒沒有了，陪泳女的風塵感也消失了，儼然一對風塵俠男俠女。可笑的是，如今早已不是金庸筆下的武俠時代了，那種風塵男女就必定成爲一個笑話。

我們可以對照刁亦男的前一部電影《白日焰火》來看，張自力和吳志貞這樣亦正亦邪的人物比周澤農和劉愛愛這樣扁平化的人物就要好看也深刻得多。儘管飾演周澤農的胡歌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僅有一臉滄桑感，而與盜竊團伙首領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距。這些年不少法制題材或者破案題材的影視作品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爲了展示犯罪的社會原因，不惜刻意美化罪犯。殊不知，犯罪既有社會原因，也有自身原因。正如毛主席早年所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懲治罪犯，正是讓罪犯爲自己的行爲負責。

除了人物塑造的方法論，《南方車站的聚會》還有環境打造和情節設置方法論的問題。影片過於追求形式上的創新，導致很多環境與情節脫離現實，脫離影片規定的情境。比如動物園裏的追捕，顯然過於荒唐。一個南方城中村，何來擁有大象獅子老虎的野生動物園？比如遊樂園裏半透明的塑料膜和哈哈鏡以及花瓶女孩唱歌，又過於生硬地強調了象徵意義；比如“飛車割頭”和“血花雨傘”的情節，則明顯是對昆汀·塔倫蒂諾作品的模仿。

說到昆汀·塔倫蒂諾，我想到了他剛拍的《好萊塢往事》裏的一句臺詞，那個沉迷於好萊塢電影的孩子說：“我們去殺教我們殺人的人”。今天，連昆汀·塔倫蒂諾都在反思自己的暴力美學了，我們的導演莫非還要沉浸在血漿裏讚美犯罪而醒不過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