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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史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作者:王文光

京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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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方民族史

作者:王文光

京東

原載:《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

哀牢是中國西南一個古老的民族,曾經建立過哀牢國。記載哀牢國最早的文獻是《哀牢傳》,作者是生活在東漢明帝時代的成都人楊終,他寫《哀牢傳》的動因是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國歸附東漢王朝,此後,哀牢國王派遣使者到洛陽,在前往洛陽的途中是必須經過成都的,按照當時的政區管理關係,哀牢人分佈區屬於益州刺史轄地,所以要進入洛陽的哀牢國使者,必須先與益州刺史見面,然後再送洛陽,這個任務就是楊終完成的:“楊終以年終上記簿,引導哀牢使者到達洛陽,且進《哀牢傳》。”[1]因爲關於哀牢的歷史都是楊終從哀牢人使者那裏瞭解到的,所以楊終的《哀牢傳》是較爲可信的,爲後來的《華陽國志》《後漢書》等歷史著作不斷引用。

古今學人對哀牢的歷史多有研究,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哀牢人歷史研究有了很大的推進,有代表性是黃惠焜先生髮表於《思想戰線》1976年第6期的《哀牢夷的族源及其與南詔的淵源》,王宏道先生髮表於《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的《關於哀牢與昆明及濮的關係和族源問題》,張增祺先生髮表於《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的《哀牢族源新議》,祁慶富先生髮表於《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的《哀牢夷族屬考辨》,申旭先生髮表於《東南亞》1990年第4期的《哀牢問題研究》,耿德銘先生髮表於《保山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的《哀牢族屬百年爭議的再認識》,高文先生髮表於《學術探索》2013年第5期的《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古哀牢國族屬研究》等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學術界對於哀牢人的族屬問題是研究熱點;此外,近年來,還有人對哀牢人的文化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但是大多是把哀牢文化作爲一種地域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來看待,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何明、李東紅先生髮表於《學術探索》2006年第5期的《哀牢文化的性質與開發研究》。

上述相關的研究都極大地推動了哀牢歷史及哀牢文化的研究,但存在的不足是對哀牢歷史相關文獻的深度解讀不夠,故本文試以歷史人類學的方法解讀之,以求教於方家。

一、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促使哀牢歸附東漢,東漢在哀牢分佈區設置永昌郡使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在地理上第一次相連接,所以哀牢分佈區不但是中印兩國最早的邊貿區,還是中印兩國的重要文化通道

在東漢王朝沒有設置永昌郡之前,哀牢人分佈區的地緣政治是複雜的,以鹿茤爲代表的民族羣體歸附了東漢王朝,因此他們成了哀牢人攻擊的對象,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國王攻擊鹿茤,期間出現了“神助鹿茤”的事件,這個事件直接引發了哀牢歸附東漢王朝。當時哀牢王“賢慄遣兵乘萆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爲所擒獲。”[2]但出人意料的結果卻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湧二百餘里,萆船沉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一場來自自然界的“震雷疾雨”使哀牢人的軍隊“溺死數千人”,哀牢王賢慄“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結果是哀牢人的六王被殺,就在哀牢耆老共埋六王的時候,“夜虎復出其屍而食之”, 顯然在哀牢人攻擊鹿茤人的過程當中,有“天神”幫助鹿茤人。這樣的現象使哀牢人驚恐萬分“餘衆驚怖引去”。最後的結果是賢慄惶恐,對哀牢人的其他首領說“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所以在建武二十七年(50年),哀牢國王賢慄等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請求內附。[3]與此同時,哀牢國王還“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慄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

關於哀牢國王爲什麼要到越巂郡找越巂太守鄭鴻投降,請求歸附東漢王朝,對這個問題前人的研究不多而且不深入,我們認爲其中蘊含着許多民族政治問題和民族關係問題。

從地理方位上看,哀牢國王似乎應該到距離永昌郡更近的益州郡去投降,但是賢慄卻選擇了比益州郡更遠的越巂郡,我們認爲這是因爲哀牢人的分佈區長期以來是中國南方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即從成都出發的第一個重要節點就是越巂郡的駐地,第二個重要節點是葉榆,而在進入身毒的盤越國之前的最後一個重要節點就是哀牢人分佈的永昌郡。

從歷史的關係來看,哀牢人對越巂郡的認識與瞭解比對益州郡的認識與瞭解要清楚,所以哀牢人選擇了向越巂郡太守鄭鴻投降。

從民族關係來看,越巂郡雖然主要是氐羌民族的後裔分佈,但是在越巂郡郡治邛都縣生活的民族與哀牢是具有親緣關係的民族,《華陽國志·蜀志》記載說:邛都縣“其土地平原有稻田,其人椎髻、耕田,有邑聚,俗多遊蕩,而喜謳歌,略與牂牁相類。”[4]這是典型的定居的稻作農耕民族,其文化與雲南境內的滇人、哀牢人以及牂牁境內的百越後裔的生產生活方式幾乎完全相同,因此哀牢人要到越巂郡去投降;此外,哀牢人在政治上還和整個西南的少數民族結成一個整體,在朝廷與地方少數民族發生衝突的時候,哀牢人常常作爲主要的政治力量參加與朝廷的博弈,故《華陽國志·蜀志》說東漢安帝元初六年,因爲越巂郡官員“賦斂煩數”所以引起了遂久縣少數民族的反抗, “永昌、益州郡夷皆叛應之”,影響相當的大,“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5]

東漢永平十二年(69年)之前,東漢王朝在西南的轄境還是維持西漢時期的轄境,即只有益州郡在西部沿瀾滄江流域的比蘇、不韋、巂唐等縣,爲今天保山市隆陽區以東以北地區,全部都在怒江以西地區,今天雲南省的臨滄市、德宏州的全部,怒江州、保山市的一部分地區都還沒有完全納入東漢王朝的版圖,[6]但是因爲哀牢人歸附東漢王朝,東漢王朝以此爲契機,建立了永昌郡,東漢王朝在西南的疆域一下子擴展到了與印度相連接的那加山脈,直接與古印度的盤越國爲鄰。[7]《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載:“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裏,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8]《後漢書·西域傳》亦載:“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裏。……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9]說明在漢以前就有蜀人通過哀牢分佈區到身毒貿易,張騫通西域時所見的邛竹杖、蜀布便可與《魏略·西戎傳》中的“蜀人賈似至焉”相印證。

在後來的文獻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印度與哀牢分佈區相連接,《大唐西域記》“迦摩縷波國”條說“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東南野象羣暴。故此國中象軍特盛。”[10]唐代印度的“迦摩縷波國”任乃強先生認爲就是今天印度的阿薩姆邦,也就是東漢時期的盤越國。[11]這條道路到唐代仍然還在有人使用,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說印度室利笈多王朝時期,還有中國的和尚從蜀地到過印度,《新唐書·地理志》也說“自羊苴咩城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至驃國西至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縷波國千六百里。”[12]顯然可以從永昌直接進入迦摩縷波國。

此外,從《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說哀牢分佈區存在大量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的交易來看,哀牢人的分佈區成了中印兩國第一個邊境貿易區。當然,中印兩國的貿易在東漢沒有設置永昌郡的時候,就已經有人在悄悄進行。《史記·大宛列傳》中說到的“蜀賈奸出物”,就是有一批蜀地的商人爲了逃避稅收,偷偷進入哀牢人分佈區交易。絕大部分的蜀地商人不論是從成都出發經過邛地、葉榆,還是通過夜郎、滇國、葉榆,都是到哀牢分佈區進行交換,只有極少數人進入印度的盤越國。反之亦是如此,絕大部分的印度商人也都是隻到達哀牢分佈區進行交換,不再進入東漢王朝腹地。

除了民間的交流之外,許多官方的交流也是通過哀牢分佈區完成的。例如敦忍乙、撣國、僬堯等與東漢王朝的交往都是通過哀牢分佈區完成的,“永元六年,郡繳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繳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13]而到了永寧元年(120年)撣國國王雍由調又一次派遣使者通過哀牢人分佈區向東漢王朝入貢“獻幻人,能變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正是因爲撣國把大秦的藝人引入東漢王朝的宮廷,所以漢安帝“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二、哀牢地區多樣的自然生態環境孕育了神奇的“九隆”神話,產出了豐富的物產,因此哀牢人物質文明發達,人口衆多

哀牢人分佈區江河衆多,因此產生了與之有關的“九隆”神話、龍圖騰崇拜與紋身習俗。對照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東漢“益州刺史部南部”[14]我們可以發現哀牢分佈區爲今天怒江和瀾滄江的中游地區,伊洛瓦底江上游及其支流大盈江、瑞麗江流域,這些地區自然生態條件極好,物產豐富,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好地方,哀牢人就是憑藉江河流域優越的自然環境,作爲自身發展基本依託。

在這樣的自然生態的背景之下,哀牢人和所有百越系統民族的民族一樣,[15]有自己的龍圖騰崇拜,沙壹“捕魚水中,觸深木若有感”[16]的那段木頭,後來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17]這一段記錄雖然僅僅是神話,但是其意義十分重要,通過生動的描述,說明了幾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第一,哀牢人的初祖沙壹是一位與龍交感而貞潔受孕的婦女,沙壹所有的孩子都是龍的孩子,因此哀牢人是一個以龍爲圖騰崇拜的民族羣體,這與百越系統民族的圖騰崇拜是一致的。

第二,哀牢國第一位國王九隆的王位是具有神性的龍授予的,因此具有無上的合法性,這就是歷史上常常可見的所謂君權神授。

第三,爲了表達哀牢人對龍圖騰的崇拜,哀牢人把龍的形象刻在自己的身體上,於是哀牢人有了文身習俗。

在山地與江河交匯的許多地方同時又有許多盆地,從整體上構成了哀牢人的生存空間,溫度、降雨等諸多自然條件都十分良好,所以山地資源和豐富的物產孕育了哀牢社會的較爲發達的社會,由此產生了靠山喫山、靠水喫水的文化模式。

正是因爲哀牢人分佈區物產豐富,再加上有衆多的人口,所以他們的物質文明也是高度發達的。

首先,哀牢人分佈區有發達的農業、手工藝和蘊藏着豐富的貴重金屬和名貴珠寶等資源,所有這些資源對於支持他們的社會生活和發展意義重大。《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18]因爲有強大的農業文明支持,所以哀牢人的紡織工藝、印染工藝都比較發達“知染採文繡,罽氈帛疊,蘭幹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在當時最受人關注的紡織品除了“罽氈帛疊,蘭幹細布”之外,還有著名的“梧桐花布”,這種布的特點是“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 對“梧桐花布”的使用還有特殊的文化禁忌,即“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

哀牢分佈區蘊藏着豐富的貴重金屬和名貴珠寶,這爲哀牢人的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說哀牢分佈區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即琥珀)。”注引《華陽國志》說“”瀾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有光珠穴。”注引《博物志》“光珠即江珠也。松脂融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歲化爲虎魄。”

哀牢分佈區還盛產鹽,永昌郡太守鄭純曾經與哀牢夷約定“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可見鹽在哀牢人經濟生活當中的重要性,這在當時是一種極富經濟價值的物品。

再次,哀牢人分佈區具有許多珍貴的動物,《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說哀牢人分佈區有“犀、象、猩猩、貊獸。”[19]其中對猩猩的記述是目前漢文文獻第一次對靈長類動物的人類學研究與記載,《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注引《水經注》說“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坐,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又注引《南中志》說“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爲羣。”這首先肯定了猩猩羣居的社會性特點;接着又說猩猩與人的博弈“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以織草爲屩,數十量相連接。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屩,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雲‘奴欲張我’,舍之而去。”猩猩這樣的行爲僅僅是在試探人的動靜,因此很快就“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結果還是猩猩上了大當,被人執入牢中。如果說猩猩與人博弈僅僅是思想與行爲的表現,那麼猩猩所具有的豐富情感是讓人感動的“人慾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這樣的記載對這些靈長類動物的人類學描述在學術界是具有學術史意義的。

行文至此,關於哀牢國的人口數量問題也是值得探討的。如前所述,整個哀牢國是由77個部落構成的,除了哀牢國王和77個部落首領之外,絕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哀牢民衆,是他們構成了哀牢歷史發展的主體,到他們歸附東漢王朝的時候一共有“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對這樣一個龐大的人口數據,曾經有人懷疑過,認爲一個西南邊疆的民族怎麼會有如此衆多的人口,但是如果進行一下稍微精細的計算,可以發現當時的歷史學家是有根據的,因爲用77個部落數來除以51890戶,則哀牢國每個部落有671戶人家,又以戶和口的數量進行相關的計算,大致哀牢部落每家有11人,那麼每一個哀牢部落人口數就在7000人左右,這樣相對精確的計算使我們對哀牢人的社會有了一個關於數量的認識,這使我們對哀牢在量上的認識更加具體而明晰。

正是因爲哀牢國有如此衆多的民族人口,所以以哀牢國爲主體設置的永昌郡就成了東漢王朝最大的郡國之一。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東漢王朝人口在100萬以上的郡國是:南陽郡有2439618人,汝南郡有2100788人,永昌郡有1897344人,豫章郡有1668960人,陳國有1547572人,潁川郡有1436513人,蜀郡有1350476人,渤海郡有1106500人,巴郡有1086049人,長沙郡有1059372人,河南尹有1010827人,平原郡有1002658人,[20]則可以明顯看出從人口的數量來講,永昌郡是東漢第三大的郡,其中哀牢人佔了總人口三分之一左右,這對多民族國家建設與發展的貢獻亦是十分明顯的。

三、以優越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物質爲基礎發展起來的哀牢社會政治結構合理穩定,對周邊民族有包容性,對東南亞傣泰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有過積極貢獻

通過對有關哀牢人史料的深度解讀,我們認爲哀牢人內部的政治結構值得研究。

哀牢人最高的政治結構系統,是以“九隆”爲代表的哀牢國國王系統,《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注引《哀牢傳》說“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慄代。”[21]這是目前所知道的哀牢國國王的世系,顯然從九隆到禁高之間的國王世系不可知,真正可以明確的是從禁高開始到扈慄(即賢慄)。從哀牢國的轄境內發現的青銅器來看,其青銅編鐘、銅案、銅鼓、銅斧等等都是國王政治生活當中的祭器,而且從龍陵、騰衝、昌寧、瀾滄等地發現的青銅冶煉遺址和地點表面到了東漢時期,哀牢人已經擁有自己的大量青銅冶煉和青銅器鑄造作坊。[22]

哀牢國王之下的第二個層次是哀牢國內部的部落首領系統,一共有77個,他們接受哀牢國國王的治理,他們雖然也被稱爲“王”,但不是“九隆”直接嫡系,僅僅是一些部落的首領,但是都擁有政治上的絕對權利,甚至在“穿鼻儋耳”等文化習俗方面都有特殊規定,例如“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23]

中國的國家發展歷史就是一部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因此作爲統一多民族國家一部分的哀牢國同樣也是具有多民族的特點,哀牢分佈區之內不但有衆多的民族,而且還有境外的民族。《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永昌郡)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種,閩越濮、鳩僚。……有閩濮、鳩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24]這一段文字是有些費解的,作者在短短不到100字以內,兩次出現對哀牢分佈區相關民族的記述,並且還有閩濮、鳩僚兩個民族重複,其中的穿胸、儋耳是以民族風俗習慣命名的民族,閩濮、鳩僚、裸濮是東漢永昌郡轄境內的民族,僄越和身毒之民是境外的民族。[25]表明當時的人對邊疆的民族情況在認識上還是有些模糊,但是,認爲哀牢人分佈區有身毒人的記載卻是相當重要的,因爲這是第一次在漢文文獻中出現中國西南邊疆有身毒人的記載,說明東漢時期東漢的永昌郡已經和古代印度的盤越國在地域上相連接。[26]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哀牢人對於東南亞撣泰民族的發展有過積極的影響,對此何平教授認爲“被稱爲哀牢的這些傣——泰民族的先民又從哀牢山向南向西發展,向南發展的哀牢人後來逐漸遷徒到今天的西雙版納和境外的老撾等中南半島地區,並與當地的一些民族和後來又陸續遷往那一帶地區的其他越人到系混合,逐漸形成了今天西雙版納的傣族和境外老撾的老族以及泰國的泰族等民族。向西發展的哀牢後來歸順了東漢王朝,之後,又從永昌郡再往西遷,抵達瑞麗江一帶。後來,又有一些越人支系陸續向那個方向遷徙,與早期的哀牢人混合,逐漸形成了德宏一帶的傣族和境外緬甸北撣邦的撣族乃至印度阿薩姆地區的阿洪姆,即今天所稱的‘大泰’”。[27]此外,老撾在明清時期的中國史書和越南史書也往往被稱爲哀牢,至今老撾還流傳着關於佬族起源的九隆神話傳說,其故事情節與古代哀牢的九隆圖騰故事幾乎完全一致。這裏面反映出來的淵源關係是不能忽視的。[28]

[1] 《哀牢傳》“概說”,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1卷,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頁。

[2] 以下皆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2848頁。

[3]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2848頁。

[4] 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頁。

[5] 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頁。

[6] 詳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西漢“益州刺史部南部、哀牢”,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2頁。

[7] 詳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東漢“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圖出版社1982版,第5556頁。

[8] 《三國志·魏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62年版,第860頁。

[9] 《後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2921頁。此處的“磐起”當爲“磐越”之訛。

[10]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99頁。

[11] 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頁。

[12] 《新唐書·地理志七下》,中華書局標點本,1972年版,第1152頁。

[13] 以下皆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2851頁。

[14] 詳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東漢“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6頁。

[15] 關於哀牢的民族源流與民族族屬問題,我們認爲哀牢爲百越系統的民族,詳見王文光、李曉斌:《百越民族發展演變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6] 以下皆見《哀牢傳》,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1卷,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

[17] 《哀牢傳》,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1卷,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

[18] 以下皆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2849頁。

[19] 以下皆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2850頁。

[20] 參見《後漢書·郡國志》,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33893532頁。

[21]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2848頁。

[22] 何耀華總主編,李昆聲、錢潤成主編:《雲南通史》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頁。

[23] 以下皆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版,第2849頁。

[24] 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年版,第428頁。

[25] 閩濮,閩濮的閩當爲孟(孟高棉)的對音,因此閩濮就是孟濮,是今天南亞語系孟高棉民族的先民,在中國境內就是今天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永昌郡內的鳩僚後來發展爲今德宏、西雙版納地區及境外撣泰民族。值得強調的是,鳩僚的他稱,自稱則爲傣或者泰。僄越,即建立驃國的民族,當爲緬族。裸濮,亦即孟高棉民族的先民,即唐代文獻當中所謂的野蠻。身毒之民即印度人。對這些民族的識別較爲複雜,本文不作展開。

[26] 詳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東漢“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6頁。

[27] 何平:《從雲南到阿薩姆——傣—泰民族歷史再考與重構》,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頁。

[28] 劉稚:《東南亞泰佬族系民族源流初探》,《東南亞》1986年第3期。

王文光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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