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戰略哲學-衝突與災難

衝突與災難

中東的衝突硝煙正濃，這邊廂美國和朝鮮又在玩核領域的貓捉老鼠遊戲。

歐洲還不夠亂嗎，從2015年9月凸顯的歐洲難民危機，和由此引發的法國巴黎恐怖襲擊案及跨年度歐洲性侵恐慌，不僅讓曾經和平的歐洲充滿衝突和危機，也令民衆的價值分化：一部分人依據近代歐洲傳統價值觀念支持默克爾所倡導的收容難民政策，而另一部分人則指責收容政策是歐洲動盪的淵藪。戰爭、衝突、動盪帶來的還有經濟危機，石油的惡性貶值和全球股市的斷崖式墜落，世界正面臨冷戰結束以後的第一場全面危機。

朝核問題的根源在哪裏，美國心裏最清楚，可以說他手裏就握着解開朝核問題的鑰匙，但美國似乎並不急於使用他，他不斷挑逗的目的是什麼，亞洲的脆弱的平衡顯然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相對於朝核問題的主動地位，在面對中國崛起的挑戰時美國就顯得尷尬了，朝核問題似乎是美國可以動用的一張派，這或許是美國對朝戰略的玄機所在吧——挑起衝突，利用衝突，並從中獲利。邪惡嗎，有點！

誰也不願意看到世界的動盪，因此關於這場危機的罪魁禍首到底是誰的爭論甚囂塵上。有人把近15年的中東和歐洲的動盪歸咎於美國錯誤的中東政策；西方把俄羅斯的烏克蘭政策看成是破壞規矩的惡行，持續的加以懲罰；愛好和平的人們把以ISIS爲代表的中東恐怖主義看成是反人類惡魔；而有些國家卻把中國崛起看成世界潛在的威脅。朝核問題有誰手裏的牌呢？

根據亨廷頓的理論所有的衝突都是文明的衝突，福山在30多年前樂觀的預測文明將在西方近代文明模式的基礎上終結，老牌政治戰略家基辛格則發揮了亨廷頓的理論，認爲西方所建立的秩序不容撼動，文明的衝突必須在西方秩序的控制下有序完成。

其實無論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傳統戰略理論，還是冷戰後期的西方戰略理論，他們均認爲衝突是人類災難的重要根源，但應當以西方文明體系爲主導、按照西方價值觀實現衝突的單邊獲勝，從而使災難按照西方的安排終結。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恰恰是在西方戰略理論的引領下，人類經歷了兩次全球性的戰爭，隨之而來的是冷戰的危機和持續不斷的局部衝突和災難。即使是在上世紀90年代西方戰略獲得階段性勝利之後，世界並沒有實現災難的終結，美國以暴制暴的反恐政策引發了劇烈的反彈，“911”徹底改變了世界戰略格局，喬良將軍預測的“超限戰”時代真正到來，世界不僅沒有變的更加和平，而是變的更加複雜，歷史用雄辯的事實宣告了西方戰略理論的破產。

在我看來，西方戰略理論的失敗並不在於其強權的價值觀和機械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問題的根源在於，曾經以遠見卓識見長的西方思想界進入了他們的思維瓶頸，這個瓶頸就是“零和思維”，他們把國際政治看成是一場博弈，有輸就有贏，而按照“羅馬”價值觀，獲勝的只能是他們，其他任何人獲勝都是邪惡。他們似乎忘了相對於大自然和宇宙，人類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利益整體，沒有任何一個族羣可以通過獨自獲勝而獲得長久利益；他們或許根本不明白人類所面臨的衝突與災難是全人類的對手，而他們一手所導致的所謂懲罰性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在懲罰自己；他們或許不瞭解除了價值和族羣衝突，人們所面臨的更大的衝突不是來自於人類自我空間，而是來自於整個自然和宇宙。相對於無邊龐大的自然和統治着整個人類前行的自然規律對人類的懲罰，纔是人類面臨的最大沖突，永遠處於弱勢一方的人類只有形成整體才能保全自身的生存，而通過科學實踐和思維與心靈的昇華人類逐漸戰勝心靈的衝突，才能逐漸逼近自然王國，迎來相對和諧的彼岸世界。

問題的歸結聚焦於：什麼是衝突，如何通過文明的進步去戰勝衝突從而減少災難的發生，如何通過價值、利益的融合贏得人類的共贏。

人類所面臨的首要的也是第一位的衝突是自然衝突。所謂自然衝突是指自然規律所引發的人與自然的矛盾，例如自然災害、環境惡化、自然資源的枯竭等。近400年來，隨着科技的不斷進步，人類在防範自然災害和災害自救方面取得了難以想象的成果，然而我想，無論人類的科技發展到何種高級階段，永遠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由自然衝突所引發的災難，尤其是隨着人類生存工具和資源的不斷尖端化，其抵禦災難的脆弱性也日益凸顯，對於現代生活而言城市交通因大雪而凍結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人們賦予純自然非災難的大雪一個惡意的名字——“雪災”。

人類所面臨的第二位的衝突來自於人類內部，也就是族羣衝突。關於族羣衝突的原因不同的理論體系找到了不同的答案，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爲人類族羣衝突的根源是階級與意識形態，社會經濟學派認爲人類衝突的根源是利益，包括資源爭奪，市場爭奪和金融博弈，西方沙文主義理論認爲人類衝突的根源是宗教等文化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引發的文明衝突纔是人類戰爭的根本驅動力。其實要回答族羣衝突的原因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族羣的形成機理，人類的族羣大致可以分成“自然族羣”、“利益族羣”和“價值族羣”三大類，因此人類的衝突也必然存在三大類型，即種族和國家間戰爭，利益爭奪的霸權戰爭，不同意識形態對抗的政治團隊戰爭，有時族羣衝突包含2種或所有三種基本要素，純粹意義上的單純族羣戰爭是不存在的。

人類面臨的第三位的衝突是秩序衝突。我這裏所說的秩序不是基辛格所說的世界秩序，他說表達的秩序其實是強勢文明爲弱勢文明所立的規矩，還是族羣衝突層面的概念，我說所的秩序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社會秩序。在社會化進步較爲緩慢的國家，秩序的基礎是機器薄弱而破碎的，人們的行爲基本沒有可遵循的準則，社會個體的行爲呈現出離散狀態，而當社會科技的發展引發工具和資源革命之後，人們的技術生活狀態呈現出高階形態，而秩序如果還處於離散狀態的話，秩序衝突就會顯得尤爲突出，由此引發的社會災難就會層出不窮。

人類面臨的第四位的衝突源自科技層面，即技術衝突，由於技術的不完善和人們使用技術的失誤而導致事故，從數量上講佔最主要層面。隨着科技的發展，現代技術說創造的工具變的越來越複雜，它在改善人們生存狀態和幸福指數的同時，也在埋下技術災難的禍根。

回顧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與自然衝突對抗的過程中，人類的社會秩序和技術得以不斷發展，人類在戰勝自然的進程中不斷前行，由技術和秩序進步所帶來的隨着自然災難損失的大幅度降低，人們的生活日益呈現出幸福與和諧。但是，人類的資源和領地恐慌形成了難以磨滅的政治基因，與生俱來的族羣衝突衝動並沒有隨着技術與秩序的進步而消減，反倒是人類藉助於技術與團隊整合能力構建了更具毀滅性的戰爭能力，族羣衝突的模式和慘烈度愈演愈烈，戰爭已經成爲人類最大的災難根源。而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人類也沒能避免災難的發生，由秩序衝突和技術衝突所引發的事故依然層出不窮，14年底發生子啊上海外灘新年踩踏事件就是秩序混亂引發的災難，而15年發生在中國的三大災難：6月1日長江東方之星翻船事故，8月12日的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12月20日的深圳山體滑坡事故，儘管其中有管理和人爲責任的因素，但從根本上講還是技術衝突所引發的災難。相對而言秩序與技術災難較少的美國也並不太平，令奧巴馬極爲糾結的控搶提案的提出，其背景是令人唏噓的每年3萬多的槍擊亡人案例。

與高自殺率一樣，美國高居不下的槍擊亡人數量，是美國社會飽受詬病的兩大頑疾，最近拉斯維加斯槍擊案更是震驚了世界。你很難用族羣衝突、價值衝突、秩序衝突對這些案例進行解釋，問題的根源似乎來自於人的內心的衝突，也就是我所說的心靈衝突。人類的技術、秩序和社會發展的越快，心靈的衝突就會越加凸顯，而解決心靈衝突的靈丹妙藥似乎還沒有發明，宗教顯然也不是解決之一問題的良藥。

正如我前述所言，國家與利益團隊的自我生存與獲勝固然重要，但對於整個人類而言我們面臨的是共同的衝突與災難。西方戰略理論或許在引領他們走向強盛的道路上起到了關鍵作用，但對於整個人類而言所有的強權秩序和爲強化這一秩序的懲罰性戰爭都是人類的共同災難。世界不能再在這一理論指引下一股腦走向黑暗與死亡了。人類應當共同坐下來好好反思，如何在21世紀應對人類共同的敵人——衝突與災難。大氣溫室效應等環保話題只是其中的話題之一，人類面臨的最大災難恐怕還是零和思維下的戰爭行爲，和由戰爭所引發的族羣對立與衝突。與此同時，人類的自然衝突、秩序衝突、技術衝突所引發的災難，還需要用中國提出的和平發展的道路加以解決，至於心靈衝突恐怕是人類最難解決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一個動盪的、無序的、衰退的世界會使人類的心靈衝突進一步加劇。相對於人類戰勝共同災難的全球話題，基辛格所提出的世界秩序似乎並非想他一廂情願認爲的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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