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病逝。当年冬天，她与光绪皇帝的灵柩一起下葬于崇陵。此时，距离清廷逊位已经一年有余。隆裕太后的灵棚中，既聚着大清的遗老，也有民国总理赵秉钧领衔的吊唁团。其间，遗老梁鼎芬一眼发现了一个身穿西装的人，便跑到这个人跟前指着鼻子骂起来：“你是谁？你是哪国人？”被指着骂的人是大清前任山东巡抚、如今的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

　　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嗓门越说越响：“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孙宝琦面无人色，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人们大概很难想到，这个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当年曾是大清官场中广结姻亲的闻人，督抚中思想开明的改良派。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这两个身份结合在一起，他便成了清廷的罪人。

　　姻亲政治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谕令，准许满汉通婚。很快，孙宝琦迎来了一门想都不敢想的亲事—庆亲王奕劻主动找到他，想让自己的五公子迎娶他的二女儿。孙氏大骇，说办不起嫁妆。奕劻说：“别着急！到时候我派人把东西送到府上，新媳妇过门时再带过来即是。”结果，孙二小姐出嫁时所带的嫁妆，真的是奕劻私底下送来的。

　　如此给面子，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如果细究孙宝琦的背景，可以发现确有令人称羡之处。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在朝内有刚正清廉的美名，岳丈曾任山东巡抚。凭借这些关系，孙宝琦被授刑部主事、直隶候补道，主持开办了铜元局、北洋育才馆、开平武备学堂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孙宝琦是少数几个随驾护送的人，旅途中，道路泥泞时，孙宝琦时常在后面推马车。这无疑给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西安，由于孙宝琦自幼学习英、法文，熟悉电码，被庆亲王奕劻委任办理军机处电报房。当时，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北京谈判，西安与京城乃至全国的电文日夜不断，而收发翻译工作皆由孙宝琦负责，常常通宵达旦。慈禧、光绪回京后，孙宝琦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后来还兼任驻西班牙公使。

　　系出名门、太后赏识，最关键的是会和洋人打交道，如此，孙宝琦能与庆亲王联姻似乎不难理解。而此后，他在官场中的亲家更是爆发性增长：三女儿嫁给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孙子；三儿子娶的是北洋名将冯国璋的女儿……孙宝琦与袁世凯、盛宣怀更是双份的亲家，每人各有两对子女结为连理。通过一连串的联姻，孙宝琦几乎与朝中最有影响力的重臣都成了亲戚。同时，这些重臣又各自串联着其他豪门。

　　孙宝琦在这种中国式政圈中如鱼得水。光绪末年，在交卸了外交事务后，他回国待命，恰好山东巡抚一职出缺。孙宝琦有意制造岳父、女婿先后主政山东的佳话，于是找奕劻帮忙。奕劻便借口山东是对德外交要地，需要熟悉洋务的大臣，保举孙宝琦担任了山东巡抚。以一公使之身，连跳数级，直接担任封疆大吏，这在当时实属“异数”。

　　不过，佳话很快变为了尴尬。1910年，山东莱阳、海阳两县因赋税过重而发生暴动，当地官员竟然派兵围剿百姓，结果大量村庄被毁，民众死伤达一千七百多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巡抚孙宝琦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一家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因：“孙固某大老之姻亲也，有此巨援，夫复何虑？”

　　事实上，当板结化的利益集团若隐若现，沦为空言的不仅仅是官员问责，还有万众期待的政治改革。

　　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获胜告终。当时的中国舆论一致认为，这是立宪制度优于专制制度的铁证。因此，以孙宝琦为首的外交官们最先奏请朝廷明定宪法，仿效英、德、日之体制，救宗社于水火之中，潜滋暗长的大清立宪运动自此陡然高涨。

　　然而，当1911年5月8日清廷正式颁布新内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在13名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又占七人，这实际上宣告了被人们期待多年的立宪以“骗局”收场。但是颇为讽刺的是，这却是最能平衡清室各方利益的人事安排。

　　孙宝琦此时正在山东当巡抚。皇族内阁颁布后，他马上上书，直斥亲贵不宜干预朝政。然而，恐怕广结亲缘的他也知道利益集团的厉害，当改革被绑架时，大清也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

　　摇摆的革命

　　1911年10月22日，武昌首义爆发的第二周，孙宝琦就和江苏巡抚联名电奏朝廷，再次指出今日之祸乱完全是因为近年来亲贵专权任事的结果，他们提出，通过“痛削皇权，改革政体，与革党谈判”等措施化解危机。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孙宝琦就在地方督抚中第一个给清廷发电报，建议起用自己的亲家袁世凯。而在中央，奕劻与他遥相呼应，于10月21日向朝廷请了假，亲往河南说服袁世凯出山。11月1日，奕劻内阁总辞职，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而此后不久，载泽便在御前会议上指责奕劻起用袁世凯是引狼入室，颠覆清廷。大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利益集团之间的攻讦依旧没有停止。

　　与此同时，孙宝琦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11月初，济南盛传，清政府欲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向德国借债三千万元来筹措战争经费。这一消息激怒了民众。11月5日，山东各界人士齐聚谘议局讨要说法，革命党人在会上提出了事先草拟的山东独立约章七条，并交给孙宝琦一份劝告书。据说，孙宝琦看到劝告书后很诧异，表面上没有拒绝，但实际上很难接受，众人苦口婆心劝说，孙宝琦才答应向清廷代奏。

　　11月13日，各界人物再次集会谘议局，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表示不能。大会从上午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近九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支持革命的新军第五镇标统威胁说，会场内有两百支手枪，如果孙宝琦再不答应独立，立即就出人命，孙宝琦才不得已接受“总统”的职务。事后，孙宝琦上奏朝廷：“宝琦再三劝告不可独立，而大众不听，竟以独立要求，即日宣布……”

　　在后来写给亲家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孙宝琦流露出了自己当时的一些心迹：“顷拟奏设临时政府，仿庚子年例，稍慰革党之望……”所谓庚子年例，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东南互保”，简单地说，就是暂时脱离中央指挥，自求保境安民。

　　之前心中已经准备设立临时政府，真到独立的时候了，又显出万不得已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委，曾有人一语道破天机：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纯为袁世凯所操纵”，“是事前派人授意嘱孙独立，盖欲造成恐怖局面，以觇清室权贵动静”。按照这种说法，孙氏“不得已”的姿态，显然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亲家奕劻、袁世凯难堪。

　　不过，清室权贵也毫不示弱，少壮派亲贵良弼对奕劻说：“这都是你的好亲家办的事，没有王爷允许，他大约也不敢做。”奕劻随即找到袁世凯商量解决办法。随后，袁世凯给孙宝琦又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取消独立，同时策动第五镇军官再一次调转枪口，反对临时政府。于是，孙宝琦只好又一次以悲情的姿态向公众宣称：“鄙人今日陷于危难，自惭无识，尚复何尤！”11月24日，他宣布取消独立，避入医院，为期12天的山东独立宣告结束。

　　只不过，这一反复，让孙宝琦从此再也直不起腰来，很多人都认为他两面三刀，孙宝琦于心力交瘁中须发尽白。12月17日，他奉旨开缺，离开山东，迁居天津租界。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民心，只是充当了利益集团争斗的牺牲品。

　　姻亲之牢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两个月后，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初奕劻“甘让权力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之语，竟然戏剧般地实现了，而且相当彻底。

　　事实上，除了袁世凯，这场晚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战并没有胜者。无论如何，大清已经没有了。而更为戏剧性的是，民国之后，奕劻、载沣这两派势力的领衔者却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和解。而对于一度卷入政争的孙宝琦，遗老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隆裕太后的灵棚中痛骂而已。

　　凭借着和袁世凯的关系，孙宝琦的官运并没有结束。1913年9月，他就任外交总长。据说该部门原本选员较严，即便亲戚故旧，也要经考试录用。孙宝琦到任不久，部员便全部补足，甚至在编制外又添设办事员—显然是开了不少后门。

　　孙宝琦似乎忘记了曾经的狼狈，他继续欣然经营着自己的姻亲政治。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孙宝琦接任了盛氏创办的汉冶萍钢铁公司董事长职务，每月领取一些车马费。当时任总经理的是盛家后人盛泽承，但他对公司业务毫不上心，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入不敷出。他骗孙宝琦举债20万元购买了公司股票，谎称一定代为清理债务，却再也没有了下文，孙宝琦心力交瘁，甚至去找日本朋友帮忙。直到此时，他才有点恍然大悟了，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至亲如翁婿反不如日友同情可恃，自恨当日之孟浪从事，汝等当引为前车之鉴，不可妄思生意投机之事。”

　　受债务所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孙宝琦的生活非常拮据。张爱玲当年忆及家世，曾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孙宝琦官做得那么大，反而很穷？她分析，也许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这话似乎在说孙家，也似乎在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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