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請不要再誤會了古人

古人愛跪就意味着他們卑躬屈膝嗎？古人的詩詞不押韻就意味着他們水平有限嗎？古人可以隨隨便便地落髮出家嗎？只有還原歷史的原貌，我們纔會知道答案。

古人爲何愛“跪”

有些人認爲，古代歐洲人崇尚平等，即便面對君王等地位高的人，也大都只用單膝跪地。而中國古人的膝蓋似乎軟得很，跪祖先、跪父母、跪師長、跪恩人、跪菩薩，動輒就跪。但其實中國古人的跪拜禮在大多數時間裏並沒有不平等、屈辱之類的文化含義，這只是後人的一種誤解罷了。

中國古代很長一段時間是沒有桌子、椅子的，連凳子也沒有，只有很矮的木頭或者石頭做的“幾”。例如“桌”字最早就寫作“卓”，意思是很高的“幾”，有在傢俱中鶴立雞羣的意思。那時候的中國古人和亞洲很多民族一樣，長期習慣坐在地上，坐的時候鋪上席子，這席子不像今天一樣專指涼蓆，而是一種編織成的坐墊。在日本、韓國等國家，我們如今依然能看到席地而坐的古老習慣，依然能看到類似古代中國席子的“榻榻米”。

席地而坐的姿勢可以有兩種，一種是盤腿而坐，或者兩腿在前面伸開或張開；一種是兩膝併攏着地，支撐軀幹端坐。前者固然舒服些，但卻有失禮節，尤其是古人是不穿內褲的，因此兩腿張開的坐着，非常不雅。古籍裏倒是也專門描寫過有人席地坐時伸開雙腿的情形，例如秦始皇、劉邦等，但無一例外地都指出這是不尊重他人的行爲。

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古人大都採取後一種姿勢——跪坐，也就是臀部坐在自己的雙腳後跟上。在這種坐姿下，如果要行禮，只要身子稍往前傾，雙手放到地上或席上就行了。因此對於習慣跪坐的古人來說，跪拜禮是一種十分方便的禮節。而且，當所有人都是跪坐的時候，向對方行跪拜禮並沒不意味着高低貴賤的區別。即便是大臣與君王同坐，君王也只不過以坐在一個自己專用的、較高的平臺來彰顯地位。

凳和椅作爲“舶來品”雖然在東漢末年已在中原地區出現，但在南北朝時期才隨“亂華”的胡人大量傳入，直到後來的隋唐朝時才變得普及，中國人從此開始養成坐凳子、椅子的習慣。

不過，起居方式的徹底改變並沒有改變長期形成的跪拜禮習慣，跪拜禮作爲一種固定的禮節，依然被保留下來。這其實同日本人保持了鞠躬禮是一個道理，跪坐的日本人在行禮時只要身體前傾就可以行禮，但如果是站立時，便只能習慣性地行鞠躬禮了。我們不能草率地因爲日本人習慣鞠躬禮就認爲他們喜歡“點頭哈腰”，缺乏自尊。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因爲古人習慣跪拜禮就認爲他們具有所謂的“奴性”。

“不押韻”的古文

如今我們在翻看古詩詞時，往往會發現其中一些讀起來似乎並不順口，甚至連起碼的押韻都有問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中國古代文人在創作文學作品時，所採用的往往是當時最流行的官方語言，而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大小朝廷都有自己官方語言——“官話”，它們往往以都城所在地的方言爲基礎，因地域、統治集團等的因素而各不相同。

中國古代的官話按其語言特點一般可以分爲6個支系，即北方官話、秦晉方言、蘭銀官話、中原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例如定都西安的秦、西漢、隋、唐等朝代的官話主要就是秦晉方言；定都洛陽、開封的東周、東漢、西晉、北宋等朝代的官話主要就是中原官話；定都南京的東晉和南朝四國，它們的官話主要就是江淮官話，以此類推。

如此一來，各個朝代的官方語言差別就非常大，我們賞析古人詩文時也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煩。我們當初在讀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時，就很難感覺到其原有的韻律，因爲按照唐代官方語言（秦晉方言）的發音，這首詩中的“深”應當唸作“欣”音，“簪”要念作“巾”音。

據歷史上的文學評論記載，宋代詩人周敦頤的詩歌語言和音律配合堪稱經典，但我們若用今天的普通話來讀，往往就很難感受到。譬如他的《書仙台觀壁》：“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躋攀聊足到官心。”這首七言絕句按照當時的北宋官話（與今天的河南話很相似）念，“尋”字就應該唸作“xin”的音。再比如《詩經•邶風》中的“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於南。”邶是當時衛國的首都，在今天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帶，詩文中的“南”字按照當時的衛國官話應當唸作“nin”音，因此兩文在各自時代的官話發音下，其實是朗朗上口的。

豈可隨便就出家

也許是武俠小說的隨意構想，也許是熱播古裝劇的胡亂編排，裏面看破紅塵的男主角往往即興地宣佈自己皈依佛門，從此不再介入是非恩怨，在青燈古佛之下了卻餘生。但史實遠非如此。

在古代中國，農業作爲國本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青壯年男子是國家賦稅徭役的主要承擔者，因此任何朝代的統治者都不會允許他們隨隨便便地遁入空門、脫離勞動的，即便是在佛教盛行的南朝也不例外。

在古代社會，一個人若想皈依佛門，必須經過合法的途徑，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必須持有“度牒”，也就是國家認可的出家“資格證書”。“度牒”上一般寫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籍貫、年齡、所在寺院、所誦經典、師名等等，並有祠部（尚書省下屬機構）的批文、簽署日期和官署名等。

不過，這個“度牒”並不是白給的，而是要花錢去買的，它是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一個途徑。例如據宋代史書記載，宋徽宗初年每道“度牒”價錢220貫銅錢，後來每年賣三萬餘道，價大跌，於是停止發行若干年，已發行的也譭棄作廢。宋朝南渡之後政府嚴格控制，不輕易出賣，但允許加價轉售，“度牒”漲到每道800貫銅錢。

由於“度牒”非常昂貴而且得來不易，因此古人絕非是可以隨意出家的。也正因爲如此，經典小說《水滸》在描寫魯智深、武松等人的出家時，纔會對“度牒”屢屢地刻意着墨。例如在描寫魯智深溜下桃花山時，就寫到他將“度牒”放在專門的“度牒”袋內貼胸保藏；而在武松出家後，賣過人肉包子、粗手粗腳的孫二孃竟然取出“度牒”，縫個錦袋盛了，教武松貼肉掛在胸前，可見這本護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因此，在古代想要出家絕非一件容易事，不是自己宣佈出家就出家了，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和尚，否則就是“非法”出家，不僅會受到各地政府的刁難、盤查，而且輕則遣回原籍還俗，重則入獄受刑，弄不好還要掉腦袋。

總之，由於時代的差異，我們對古人的行爲舉止、生活狀況以及語言習慣等等往往瞭解有限，因此很容易產生一些誤解和偏見，只有當我們通過古籍史料去探究古人真實的生活狀況時，纔可能真正地貼近古人，理解他們的習慣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