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勃

公案，就是官府里的桌案。官府里的桌案上堆满了各种文牍，所以官方文件也叫公案。大概是在宋代，官府断案的故事，被称为“说公案”。

公案故事源远流长，甚至远比“公案”这个名词的历史要长。先秦诸子里就有，如《韩非子》里讲，一天郑国的相国子产早上出门，远远听到一个女人在哭，他听了一会儿，就吩咐人去把这女人抓来，一审问，果然是个谋杀亲夫的罪犯。原来，子产听出哭声里是恐惧而不是悲哀，所以断定这当中一定有奸情。这就算是一个挺生动的公案故事。

公案小说在宋元流行，明代火爆，但大多是短篇故事。现代人流行说的“四大公案”（具体是哪四部有争论）是长篇章回小说，却出现得很晚。大概是《施公案》最早，出版于嘉庆三年（1798），至于《三侠五义》《彭公案》《狄公案》《海公大小红袍》还有《刘公案》《于公案》之类，都是光绪年间（1875-1908）才喷发式出现的。这些位青天，都有历史原型。挑重要的按照年代顺序简单说一下。

狄仁杰是初唐名臣，他曾在大理寺即国家的最高法院任职，在一年内处理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控诉冤枉，是非常卓越的表现。但这在他的仕宦生涯中，却绝非至关重要的一笔。和唐代所有成功的官员一样，狄仁杰的履历表非常复杂，工作频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调动，但最重要的，终究是他发掘人才的眼光，顾全大局的平衡手还有与皇帝相处的智慧。他在武则天面前捍卫李唐太子的地位，被认为体现了人臣大节，尤其为后世史家所艳称。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是北宋名臣，曾经任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京剧里所唱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依据在此。和狄仁杰不同，包拯在自己时代的政坛上，并没有特别的重要性。翻检包公传世的文集，会读到他对各种军国大事发表的见解，显然这是他自己最重视的名声事业。然而当时的同僚对他的意见却往往并不欣赏。比如欧阳修就评价说：“拯性好刚，天资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

但民间最看重的，确实是包拯审案时的铁面无私，所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断案的故事，在他去世后不久甚至生前，就已经有各种段子流传。有人说，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两张六合彩，武的被关公中了，文的被包公中了。后来他就成了箭垛人物，各种奇案故事，都堆积在他身上。大约是因为“阎罗包老”这个外号，又催生了日审阳夜审阴的神话。

海瑞其人，引起了现代史家格外的兴趣，是所谓“古怪的模范官僚”，个人特点极其鲜明。但小说中的海瑞，却并没什么特点。另外不妨一提的是，《海公小红袍传》里的大反派是张居正，这位虽然在品格上不无可訾议之处，但不愧为治世之能臣的人物，被小说塑造为一个野心勃勃，却智商捉急，色欲包天的反贼。

《彭公案》的主人公彭朋，则是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小说第一回介绍说：

“在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住着一位名士，乃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姓彭名定求，更名彭朋，字友仁，乃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散馆之后，特授三河县知县。”

翻检《清史稿》，有彭鹏，福建莆田人，顺治十七年中举，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县知县；也有彭定求，是苏州人，康熙二十五年的状元，在翰林院不到四年，即回归乡里著述讲学，算是当时一位名儒。这两位显然都是汉人。为什么会说他旗人？有学者认为是彭朋身上也有一些正红旗名将朋春的元素，但也可能是因为小说诞生之前，彭公案故事已经长期在北京的书馆茶座里流传，听众旗人多，说他是旗人，大伙觉得亲切。

《施公案》的故事与《彭公案》密切相关。小说诞生是施公在前，故事发生的时代，则施公在后。施公的名字是施世纶，小说里一般写作施仕伦，未必是故意改名，只是记录发音时比较随意的结果。

历史上的施世纶是个清廉、刚直而有些偏执的人物，民众和读书人闹了别扭，他一定偏袒民众；读书人和缙绅闹别扭，他一定站读书人。所谓鸡蛋碰石头，那就无条件站在鸡蛋一边。他又坚信艰苦朴素是好的，做扬州知府的时候，看不惯扬州人“白天皮包水（喝茶），晚上水包皮（泡澡）”的生活，厉行禁止，据说“俗为之变”。但当时扬州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个风气怎么可能变得了？施大爷在的时候暂且忍一忍，肚子里怕是不知道骂了多少遍大街。

康熙对施世纶的这个脾性也看得很透，皇帝知人善任，知道这种不晓得变通的臣子不能让他去管人事，但是非常适合去管钱。于是施世纶被派去主持漕运，果然物流成本骤降而绩效斐然。

所以很明显，施世纶不愧青天的称号，但原因绝不是因为断案。

其他的青天，情形也差不多。总之，公案小说里的狄公、包公、施公们，形象都大为简单化，而且千人一面（很多破案故事也是共享的），和性格各异的历史原型，很难说还有多少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