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現在生活越來越好，卻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生孩子了？

1.不想讓孩子受苦。

2.不願意讓自己受苦。

3.不想隨大流，就想自己愛怎麼過就怎麼過。

估計以上幾點年輕人看了有共鳴，專家看了忍不住要分析一番。關於人口困境，各種深度的，淺顯的解讀讓人看得眼花繚亂。《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一書試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告訴大家，爲什麼生活越好，人們越不想生孩子。

《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一書試圖解釋育兒環境是如何影響父母的教養決策的。重點是試圖理解父母行爲背後的動機，而非直接給出育兒建議。這本書詳細論證了家庭會如何影響孩子的社會和經濟命運。

作者馬賽厄斯·德普克，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 另一位作者是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兩位作者用了相當的篇幅來講述育兒簡史，而這部分的內容可以幫助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了解三個問題：爲什麼人越富有，選擇生孩子的越少？生育率持續下降的過程中爲何忽然會出現“嬰兒潮”？如何扭轉超低的生育率。

一、爲什麼人越富有，選擇生孩子的越少？

二戰以後，工業化國家出現了嬰兒潮，尤其是美國。但是其他的時間裏，出生率的下降是伴隨着經濟增長的。收入越高出生的孩子越少。

但是這種狀況在19世紀以前是相反的。19世紀以前，生育率和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的。即經濟越好人們越願意生孩子。

因爲這種正相關，以至於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對人類命運做出了悲觀的預測：生越多喫越多，導致食物會短缺。短缺後開始饑荒和貧窮，人開始減少到食物能夠滿足需求。滿足需求後又開始多生，多生後又陷入貧困。如此循環人類最終持續貧困。這就是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

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經濟學家做出這種預測的前提是人們願意一直持續的多生孩子，如果人們開始變得不願意多生了呢？不過他在1834年去世了，正好是生育率下降之前。那到底是什麼導致了生育率下降的轉變呢？

在馬爾薩斯的農業時代，生產力提高的唯一後果是更高的人口密度，人口增長率超過了食物生產的增長率，人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多大的改善。

比如中國。多個世紀以來，中國是技術最先進的國家，農業領域的生產率比歐洲高很多。但是平均起來中國的農民並沒有比歐洲農民過得更好，因爲中國的人口密度和增長率都比歐洲的高，超過了食物的生產增長率，所以依舊過得貧窮。

而當工業化時代來臨後，技術的進步使得人們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食物的生產增長率超過了人口增長率，這時候人們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開始下降。收入和人口增長之間的關係開始不再是正相關，而是負相關。這種反轉被稱爲“人口轉型”。

“人口轉型”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普遍特徵。後發國家人口的轉型速度更快。比如英國和美國經歷了幾代人，生育率降到了之前的一半。而被成爲亞洲四小龍的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只花了20年的時間。

如何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人口轉型”？

第一，諾貝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認爲：父母從追求孩子的數量轉變爲更加看中孩子的質量。

生育決策受到3個方面關係的影響：收入，撫養孩子的成本，投資孩子“數量”與質量的關係。這意味着父母面臨兩個方面的決定：生多少孩子以及在每個孩子身上投資多少。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越富有的人生越少，是因爲養孩子越來越貴，而且人們願意養出高質量的孩子，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父母願意孩子從“量變”轉爲“質變”。

第二，經濟學家認爲人口轉型影響最大的經濟趨勢是教育的回報率提高了。工業革命後大多數人的收入從體力勞動的回報開始轉變，以教育和知識形式的人力資本成爲了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

教育高回報率激勵父母在孩子的質量上投資更多，而且爲了承擔得起這種投資主動減少生孩子的數量。

人口轉型還有第三個方面即死亡率。死亡率也影響人人們對生育的決策。前工業化時代，嬰兒的高死亡率是常態，新生的孩子來不及彌補死亡孩子的數量，生育率下降得比死亡率更多。最終整體的生育率是下降的。

二、生育率持續下降的過程中爲何忽然會出現“嬰兒潮”

根據前面的說法，工業革命後出現了“人口轉型”的現象，生育率是持續下降的。但是爲何會忽然在二戰後一些國家出現了“嬰兒潮”？從經濟學的角度也可以解釋清楚。

二戰後初期，童工幾乎消失，教育是強制的，並且只有上大學纔會父母的撫養成本有影響。但是當時費用低，所以成本對父母的決策只有間接性的。這些都是看得見的成本。或許起作用的是看不見的成本。

經濟學家們在關於嬰兒潮的研究中發現，也正是時間的機會成本可以解釋爲何在五六十年代生育率會先上升後下降。

看不見的成本有兩個：

第一，照顧孩子需要花費實際的時間。各種電器的使用使得照顧孩子需要花費的實際時間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第二，具有經濟價值的時間。時間的機會成本很重要。比如放棄高薪工作迴歸家庭照顧孩子，那麼母親的時間機會成本就很高，相應的生孩子的動機就更低。

實際上二戰後，只有參戰的國家纔會出現“嬰兒潮” 的情形，中立國的嬰兒潮並不明顯。那是因爲中立國並未進行戰時動員。

參戰國因爲進行戰時動員，男人們都到戰場上。女性承擔很多工作，戰爭結束後，男人們迴歸工作，戰時女性的工作被取代了。市場上提供給女性的工作機會開始變少，競爭加劇工資變低。

二戰時加入工作的年輕女性當時正是高中生，二戰結束後她們正好處於婚育年齡。並且年長的女性一直在工作比她們在工作上更有優勢，年輕女性難以跟她們競爭。這些因素都使得年輕女性在就業市場上的時間價值降低了。

對二戰結束後正處於婚育年齡的年輕女性來說，早點結婚生子變得更加有吸引力，並且一般一結婚就生孩子，於是二戰後的嬰兒潮就來臨了。

隨着這波嬰兒潮的結束，生育率又迴歸到持續下降的通道當中。

三、如何扭轉超低的生育率

以前人們總是想方設法控制增長過快的人口，比如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如今比較發達的各國都在絞盡腦汁想讓人們多生一點，比如中國取消了獨生子女政策，開放二胎。但是效果並不是很明顯。

那麼低生育率帶來的挑戰是什麼？放大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給各國的社保系統施加了巨大的壓力。

不做作者卻發現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職業女性越多的國家，生育率也越高。

原因在於今天的女性大多數可以兼顧工作和家庭。並且在生育率和女性就業率都高的國家，女性可以輕易的生孩子而不受失業的干擾。比如北歐和法國提供便捷和價格適中的幼兒看護，這些來自國家的支持免去了母親的後顧之憂。

在美國，因爲女性不用在職業和孩子之間進行艱難的選擇，加上有日託或者保姆的幫助，所以短暫的生完孩子之後，就能夠馬上回歸全職工作。

社會規範方面，如果有專門爲父親設計的育兒假，那麼女性決定生更多的孩子的時候會更輕鬆。瑞典和其他一些國家已經實行。

而低生育率的國家則不提供這樣的幼托設施，那裏的社會規範是讓母親回家帶孩子。

政府政策和社會規範這兩個因素決定了職業女性是否能夠同時兼顧家庭和孩子，兩者都支持，那麼就會有高生育率，否則是低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是，簡單的高額生育補貼是無效的。比如德國，政府通過減稅和直接的貨幣轉移來支持生孩子，額度比美國高得多，但是是德國的生育率仍然顯著的低於美國。專門的日託中心比直接補貼更有效。

經濟學家們發現，如果要扭轉超低的生育率，必須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社會規範能演化發展，使得父母能夠一邊養育孩子一邊不影響事業的追求。

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依然在控制人口的增長，而一些更發達的國家開始想辦法增長人口。個人也一樣，越窮的家庭越喜歡生孩子，而富人們卻早早的貫徹了優生優育這一做法。生育決策的經濟學方法可以幫助個人選擇育兒決策和國家更好的制定政策，有助於應對兩種未來的挑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