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

影响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认同度的社会因素

——以辽宁省满族、蒙古族为例

唐硕郑百鑫

内容摘要：世居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度是影响民族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保护和发展民族语言，必须予以重视。世居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度受到多方面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语言的实际使用群体规模及民族人口基数、语言的代际传承特征、积极平稳政策的调整、社会的现代化和人们的理性化选择、学校的民族语言教育体系及新媒体的出现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复杂的影响。为此，社会各界都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施以积极的引导。

关键词：民族语言；语言认同；满语；蒙古语

一、研究缘起及过程（一）研究起源及假设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语言与多文字的国家。这些语言大部分属于少数民族语言，具有使用人数少，语言发达程度相对落后等一些特点。然而，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各民族语言不分大小是一律平等的。我国也在宪法中明确注明“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在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不同程度的临危或濒危状态。黄行曾提出：“弱势语言由于其使用功能的衰微而凸显其认同的功能。我国大多数民族语言都是绝对的弱势语言，有些甚至是濒危语言，所以这些语言的认同更多的是对其民族文化功能的认同而非交际工具功能的认同。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是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这项工程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不是试图恢复这些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而是对其语言群体母语认同意识的尊重。”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保护濒危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保护文化，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也就是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而这对于现代的人类社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种语言想要得到发展的前提一定是使用人口的增加，而如何使得语言使用人口增加便成了保护和发展语言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所有观点基于如下一个假设，即“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程度与本民族语言的良性发展趋势呈正相关”。

关于语言认同度，前人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些是描述不同职业群体间的认同程度差异的，有的是研究操多语言的同一民族群体对多种本民族语言认同的不同选择的，有些是研究汉语与民族语言的认同差异的，等等。而系统研究影响民族语言认同的社会因素的相关资料，尚属缺乏。

（二）研究方法及材料特征

本项目聚焦于辽宁省世居少数民族，以满、蒙古作为重点对象比较研究，以锡伯、朝鲜作为参照对象比较研究；满、蒙古同时作为人口基数较大的少数民族，而锡伯、朝鲜人口基数较少；蒙古、朝鲜同时作为语言现存生态较好的民族，满、锡伯同时作为语言现存生态较差的民族。同时，这四个少数民族在辽宁地区生存历史时间较长，且分布较为集中；而这四个民族的语言同时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也为语言及其认同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基础。同时，辽宁省作为经济较发达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以及少数民族世居省份，其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度对全国其他地区应有参照和前瞻性意义。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范式，利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作相关数据分析。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岫岩满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以乡镇为单位依人口分布使用PPS抽样方法抽取了共20个取样点，向两县的自治民族发放问卷，共收回问卷400份。同时对不同地区的村民、市民、一线民族语文教师、学生、县教育局等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结构式访谈，共得访谈录音189分钟。以此及一些文献资料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

问卷中设置了一个包含了8个问题的李克特量表以测量居民对民族语文的认同态度，对选项进行量化，以得分的大小代表调查对象对本民族语言态度的优劣。通过联系得分变量与其他统计变量，进行数据的分析。同时，问卷中还包括了对受访者个人态度及家庭内语言使用情况等方面的问题以辅助分析。

二、语言的实际使用群体特征对语言认同的影响（一）语言的使用群体规模及潜在规模

在所调查的四种当中，蒙古语是使用群体规模比较大的，而与之同样人口基数庞大、文化相似、也曾在历史上有较重要地位的满族的满语正处在极度濒危的状态，母语使用人数不足50人。从在阜新县的调查结果看，受访者对自己民族语言能力的评价等级中，只有11人（占收回总数的5.73%）表示根本不会说蒙古语；而同样的问题，在岫岩县的满族受访者中则有105人（占收回总数的56.15%）表示根本不会说满语。而且不得不承认，在受访者对自己语言能力的描述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实际情况可能还要更差。而从受访者对自己语言认同度的量表得分情况来看（如图1），蒙古族群体和满族群体间的差异十分显著。由此我们提出，语言使用群体的规模是与人们对本民族语言认同程度直接相关的。

图1 性别、民族与受访者民族语水平交叉表

图2 满蒙间语言认同度得分差异箱线图

从原因上看，语言的使用群体规模越大、越集中，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就越容易呈现更以这种语言为主体的语言景观。在阜新县，街道上的商铺牌匾基本上都由汉、蒙两种语言文字书写，且蒙古文部分基本没有错误，电视可以收到很多蒙古语文频道，广播也有专用蒙古语的节目。因此，人们可以在生活中容易德接触到蒙古语，更容易从视觉、听觉等多个角度了解这门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也就更容易产生认同。而在岫岩县，据访谈资料，满语文的使用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基本消亡，整个县域长期以汉语作为唯一的交际语言。尽管政府机关及一些极少数的牌匾上有满文的标注，然而由于鲜有人能识读，也就存在着多多少少的语法问题。而且，由于人们很少能够见到这类满文标识，甚至有不知道其为满文者。而像阜新县所具有的民族语的广播电视、广告等等在岫岩县更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人们在不会说满语的情况下，也基本没有渠道可以得知什么是满语，自然导致认同度差。

然而，民族的人口规模事实上能够成为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的一个潜在规模。自21世纪初以来，包括岫岩县在内的各满族自治县的中小学已经逐渐以校本课的形式恢复了满语的学校教学，年轻人群体开始能够从学校内接触到满语，能够使用满语的人口规模在不断增加，满族的身份认同随着满语的学习被重新建构，也就带动了对满语的认同。而满族是中国第四大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有1000余万人口，从长远来看，语言使用群体的潜在规模是很大的。相较于鄂伦春、赫哲等人数不满万的小民族，仍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由上，我们得出，民族语言的实际使用人口规模直接与语言认同呈正相关，而语言认同由直接影响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的变化，这二者间是互相影响的。另外，民族人口的规模能够间接影响语言的认同。人口基数大的民族具有优势，基数小的民族具有劣势。

（二）语言的代际传承特征的影响

图3 父代民族语水平与父代对本代的语言使用模式交叉表

图4 受访者的民族语水平与本代对子代的语言使用模式交叉表

调查发现，在现代化趋势下，人们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从总体上看，自己的民族语水平与其对子女在家庭中使用民族语进行教育的意愿是正相关的。对自己的民族语言越精通，就越有使用民族语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意愿倾向；反之，民族语水平越差的人，也就越倾向于使用汉语对子女进行教育。然而从数据上看，将受访者的父代对本代的语言模式与本代对子代的语言模式进行对比就能发现，完全使用民族语的比例大幅下降，而完全使用汉语的比例大幅上升。可以推测，原有的全民语家庭有向以民族语为主汉语为辅的家庭转变、以民族语为主汉语为辅的家庭向以汉语为主民族语为辅的家庭转变、以汉语为主民族语为辅的家庭向全汉语家庭转变的依次递减的趋势。这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几乎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都是个体出生后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甚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从小在家庭中接受的语言模式能够对其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程度产生很大影响。

三、政策调整对语言认同的影响（一）历史上的政策变迁导致的影响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政府对民族语言的稳定的积极的鼓励政策有利于少数民族群体积极地认同自己的民族语言。中国古代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多都积极致力于本民族语言的发展。如元代积极推行八思巴文，清代由官方编纂了很多满语文辞书等等。这些措施从国家政治层面上赋予了民族语言正面意义，从而使得本民族民众积极认同、学习、发展自己的语言，甚至其他民族和外籍来华人士也愿意去学习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由于政治风向的变化，相当一部分满族人刻意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不得不放弃使用满语，从而也就使得满语在这一时期迅速衰落。新中国建立后，从政策上给予了少数民族平等待遇，民族教育体系建立，民族身份连带着民族语言认同有所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遭到破坏，少数民族民众遭到迫害，正是在这一时期，满语在辽宁省几乎完全消失，蒙古语的使用群体出现了比较大的断层。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在阜新县，民众的蒙古语水平在40-50岁左右一代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层。年龄小于40岁的人蒙古语水平明显低于大于40岁的人。在40岁以下的受访蒙古族中，没有蒙古语名字的人占53.16%（42/79），而这一比例在5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8.79%（19/66）。再比较一下40-50岁之间的人群，也就是出生在1966-1976年间，恰巧是“文革”间出生人群的这一数字，则是56.86%（29/51），是所有年龄组中最大的比例。可见“文革”对于民族语言认同良性发展的冲击是很大的。改革开放后，各个领域拨乱反正，民族政策逐渐恢复落实，情况有所改观，然而“文革”带来的对一代人的影响是不可逆的，并且仍叠加于他们的后代身上。因此，从数据分布上看，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度整体上还是在衰退的。

（二）现阶段的政策调整导致的影响

近几年来，关于民族语文的政策有一些细微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主要体现于教育方面。这些政策的调整给蒙古族和满族的群体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辽政发〔2005〕9号文件规定：“为了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学用本民族语言，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时，对用民族语授课的少数民族考生提供与授课用语相一致的试卷，并在总分上加10分录取，对自治县的其他少数民族考生加5分录取。”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励了蒙古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热情。然而，随着全国高考制度的改革，辽宁省在2015年出台了辽教发〔2015〕64号文件，其中规定：“‘双语’教学的民族中学毕业的朝鲜族和蒙古族考生，从2015年高考起，由‘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调整为‘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5分投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双语生加分资格名单由省教育厅审核确定。”这一政策的实施对阜新县的蒙古语文学校教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据从阜新县教育局的访谈数据，仅这一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全县就有1710名学生放弃了学习蒙古语，转去汉授学校。对此，广大的干部群众都有反对的意见。我们分别对教育局主管民族教育事务的官员、一线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访谈，从他们的表达中可以看出政策改变前后的影响。

高考加分政策调整以后，（学生）都流失了，就因为这政策吧，学（蒙古语）也加五分，而不学也加五分，那有什么用啊？学着也是费劲。……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12年，两千六七百个课时，大概累积起来，用两年的时间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些课时吧，照汉生比的话，人家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学十二年就参加高考；而我们蒙古族的学生呢，就属于学其他的课程学十年就得参加高考，因为还要拿出两年的时间来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这牵扯到很多精力时间，付出很多。这政策是极不合理的。……实际上用两年时间，这十分只能是个小小的补偿，还没有达到真正补偿的，那种地步，现在给五分全都完了。……要不你就是说学习（蒙古语）的给他加五分，不学的别给他加分，这也中啊。这个政策也是有个区别啊，现在整个学与不学都一样了，这不是在鼓励大家不学了吗？……就是家长，家长们就不让孩子们学了，你看学与不学都加五分的玩意儿啊，还学它干嘛，还挺费劲的。因为很多家长他没有受到过一定的教育，他的民族意识和思想文化意识的觉悟都不一定那么高，哪一块有便宜就往哪一块占，老百姓他们是最现实的，有利益就干，没有利益就不干，不像我们这些搞这项工作的都知道，这些东西真的得重视起来，我们自己重视有什么用啊？就按上面的政策有偏差，那就完了。（教育局官员）

从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些转出的学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父母蒙古语水平差，使得自己蒙古语水平也就很差的学生。他们在家庭中没有受过蒙古语的学习，只是在学校里学习蒙古语。还有的是从小在阜新市或其他地方的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上学，而这些学校都是汉语授课，为了政策优惠，他们在高中回到民语学校就读。他们往往需要在两到三年时间内补全其他同学十二年里的蒙古语文知识，政策调整之后，紧接而来的是蒙古语高考考纲的变化，他们的相对被剥夺感是最大的。这类蒙古语水平差的学生这样说：

之前的（题型）都适应之前的了。然后突然就改了一年，也不知道（成绩）能不能好。……（改革之前）也不能说是白学了，就是难度更大了。本来就挺难，然后更难了。（问：那在你觉得很难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考虑去汉校呢？）不赶趟了，已经高二了。……对她们（指蒙古语家庭）来说（题型改不改）都是一样的，对我们（指汉语家庭的蒙古族学生）来说根本不一样。……她们体会不了我们的感觉。（蒙古高中高二学生，女，17岁，属于父母蒙古语能力不足，家庭使用汉语的蒙古族学生）

而政策的调整对满语来说却是非常积极的影响。近十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满语文复兴运动蓬勃开展，在各满族自治县，满语课程都已经作为地方校本课程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些学生及他们的家庭甚至在此之前完全不知道有满语的存在，而现在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兴趣，学生们起码对满语的语音和文字有了基本的概念。而且在课堂上，教师也穿插一些民俗文化知识，学生们从这些课程和知识中重新获得了对本民族和本民族语言的认识，重新建构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另一方面，尽管可能在学校能够学到的知识有限，但确实，学过满语文基础知识的人在以每年几万人的速度在自治县的学校中增加，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据调查数据，完全不会说满语的人在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占到40.98%（25/61），而这一数据在30岁以上的群体中占到63.56%（82/129）。学习满语在自治县蔚然成风，人们对满语作为自己民族语言身份的认同也在不断提升。这些对语言认同乃至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的举措是与政府的政策支持难以分开的。

四、社会的现代化环境对语言认同的影响（一）现代化环境下优势语言的冲击

语言替换的过程大体上是先出现双语或多语现象，然后是几种语言中的优势语言逐渐排挤、替代其他语言而完成语言的替换。汉语作为中国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在现代社会交际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少数民族语言或多或少地承受着汉语的影响。汉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认同的冲击体现在语码混乱和语言转用两个方面。

当优势语言和劣势语言相接触时，双语者在使用劣势语言进行交际时，在某些特殊场合（如一些现代词汇）会使用强势语言的词汇进行替换，这便是语码混乱的体现。如在蒙古语中，“半导体”要说成“khagas damjuulagch”，但是由于“半导体”是新生事物，而相对于蒙古语使用者来说，汉语的“半导体”的发音是在日常生活中更常听到的，因此，会听到直接用“bandooti”的说法，如杭盖乐队的《上海产的半导体》歌名“shankhai kichetei bandooti”。再如在锡伯语中，很多现代词汇都不是从语源语音译，而是直接从这个新词汇的汉语读法音译而并不考虑语言的内部逻辑。如“圆”在锡伯语中是固有词“muheliyen”，而在“圆心角”一词中则变成了“yuwan sin jiyoo”这一汉语音译词。甚至国家名这类可以直接音译的词也是从汉语转译的。举一个例子，埃塞俄比亚，在其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中为“

”，应读作/ioθioʊpiə/，是一个词，而锡伯语则直接以汉语的发音音译为“ai sai e bi ya”，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也被译为“ya de sy ya bei ba”，完全按照汉语的音节数来对应翻译后的单词数，这种不很“道地”的翻译方法正是语码混用被规定下来之后的体现。锡伯族群众在进行语言的发展时，在通过锡伯语的构词法构词和直译汉语两条道路上较多地选择了后者，说明对锡伯语的语言认同已经受到了汉语的很大影响。

语言转用现象也是一个体现。自辛亥革命以来满语的应用领域逐渐萎缩，最终使得满族群体完成了向汉语的主体性转用，人们不再熟悉满语的存在，失去了对其的认同。

从调查数据上看，在“你认为什么是阻碍学习民族语言的最大因素”问题中选择“缺少语言环境”和“汉语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的分别占到总人数的64.8%和46.0%。

（二）民族融合导致的语言认同问题

民族融合导致的语言认同问题主要体现在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上。在这一点上蒙古族群体和满族群体呈现了较大的态度差异。有24.47%（46/188）的受访蒙古族人表示与外族通婚会阻碍蒙古语的习得，而这一数字在满族的受访者中只有7.37%（14/190）。蒙古语保存较好，满语保存较差，因而蒙古族群众更多地顾虑在家中有不会说蒙古语的人时无法继续使用母语交流，而满语因为鲜有人能够流畅使用，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三）社会理性化的双向影响

理性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指“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照对象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对象世界，验证对象世界”的过程。人们在行动时更加出于理性而非感性地来思考问题，这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的影响是正反双向的。

在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比较受访者的个体角色差异，如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等因素，通过建立得分与变量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来找出这些因素影响个体认同的原因。然而通过分析得出残差统计量是相互独立的，但通过直方图检验和比较累计概率图得出样本总体呈现近似正态分布。从侧面看出模型代表性又较好。因此，我们证明，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因素与个体对民族语言的认同都几乎无线性相关关系。这说明，在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上，个体之间并未存在着显著的带有明显区分度的标签性质的身份差异。这是社会整体呈现理性化特征的表现。

图5 得分与性别等因素回归标准化残差直方图

图6 回归标准化残差的标准P-P图

而另一方面，从对人们的访问结果看，在询问蒙古族受访者“你认为什么因素促进民族语言学习”这一问题时，除了“民族自豪感”外，排名靠前的几个选项分别为“方便和族人沟通”“政府的鼓励政策”“个人兴趣”等关乎自身利益的方面。而满族受访者与之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方便和族人沟通”一项。这一项的选中者只有35人，恰是蒙古族样本选中者的三分之一。这是由于，事实上，满语已经在岫岩县地方失去了交际功能，满族群体对满语应用于交际缺乏感知。而同理，在“会提升收入”“是一项别人没有的技能”“家人支持”等几项的选中情况上，蒙古族样本都比满族样本高出相当大的比例，这都与满语的现实应用的实际水平相关。

总而言之，除开民族情感这一首要考虑因素外，本民族语言是否能给我带来现实的利益也是人们调整对民族语言认同度的重要的出发点。这种“利益”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

相应地，社会的理性化也给民族语言认同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最大的现实收益，而这种收益又往往是经济性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优惠政策”能够提升他们对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意愿，那么如果这项政策稍有变动，人们就很有可能放弃民族语言的学习。比如之前提到的高考加分政策的调整对阜新县蒙古语教育的冲击。因此，在这种层面上的认同是功利性的。

五、学校及新媒体的对语言认同的双向影响（一）学校教育体系的影响

自治县的民族语文教育体系对民众对民族语文的认同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这里面既有正面的影响，又有负面的影响。

一方面，民族语文教育作为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接触本民族语言文字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像蒙古语这类保存较好的语言来说，情况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家庭语言为民族语的学生，通过在学校的民族语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知识体系是靠民族语来构建的；其二，家庭语言以其他语言为主的学生，以其他语言（主要是汉语）为母语，对于他们来说，学校中的蒙古语课程不仅承担了学校教育的功能，更承担了补全学生在家庭教育阶段失位的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的功能。而对于像满语这类保存较差的语言来说，学校里的民族语教育虽然可能并不能使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掌握这门语言，但在学校里面可能开设的仅仅是每周一节或每两周一节的民族语课程却是学生们能够接触到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文化的全部来源，学生们得以通过这类课程重新构建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语言意识，因此，无论如何，学校教育对语言认同建构的作用都是无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从微观上看，学校教育的很多地方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民族语文师资水平和升学问题。民族语文教师的个人专业水平直接关系到民族语文课程的教学质量，也就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民族语文能力及其认同态度。以蒙古语的发展为例。由于专业性质特殊，在校的蒙古语文教师大多毕业于专科层次的民族师专，而鲜有高学历者。这就使得蒙古语文教学领域大量缺乏高专业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自治县更难以从外界吸纳相应人才。尤其是地处相对偏远的乡村学校，对高专业素质教师的需求缺口更大。这就使得学校的民族语文教学水平逐渐下降。以阜新县某学校为例，该校的蒙古语文课程主要存在着两种授课形式，一种是类似于汉校的“语文课”的蒙语课，以讲解课文的形式讲授民族语言，全程基本使用蒙古语；另外一种则是类似于汉校“英语课”的蒙语课，讲授方式以重点句和语法为主，基本使用汉语讲解。后者的比例在增大，坚持使用前者的教师在减少。而且，由于教师和学生的民族语文能力下降，教材的编写难度也在下降。不难推测，这些因素难以使学生形成内化的强烈的对蒙古语的认同。

升学因素也会影响学生群体对民族语言的认同，甚至直接影响他的下一代的认同。在现有的高考招生体系下，“考出去”成为很多学生的选择。而面对东北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较落后的阜新地区，很多学生选择“考出去”并“不回来”。这意味着，一旦走出自治县这个本民族聚居的区域，民族语文能力就不再是一项生活必需的技能，尤其是对于第一语言不是民族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更是如此。如果他考出去并在那里扎根，很可能他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使用民族语了。这很大程度上使得学生群体丧失了对民族语言的认同，进而放弃民族语的学习。

（二）民族语的标准方言与地方方言的差异引起的问题

民族语的标准方言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角色也对民族语的认同起着正反双向的作用。仍以蒙古语为例。蒙古语是一门分布广泛，方言较多的语言。在中国，以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方言作为蒙古语的标准方言，正蓝旗方言属于内蒙古方言下的察哈尔土语；而阜新县当地的蒙古语方言属于内蒙古方言下的喀喇沁土语，二者间有较大的差异。而在中国，除内蒙古方言外，蒙古语还有分布于西北的卫拉特方言和分布于东北北部的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就像我们号召推广汉语普通话一样，任何语言在教学时都应该以其标准方言为参照。阜新县的蒙古语学校教育，也是采用蒙古语的“普通话”正蓝旗方言来教授的。这种做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全国范围的蒙古语教育都以正蓝旗方言为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一个统一的蒙古语认同客体，原本操不同方言的蒙古族见了面可以用蒙古语标准语互相交流，这能够加强蒙古族的整个族群对蒙古语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在学校里学习的标准语同在家庭和社会中使用的方言是存在语音、用词等方面的差异的，而学生在上学以后学习的被规范了的蒙古语在家中缺少使用环境，甚至用来与其家人沟通还有障碍，因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了持这种“标准语无用论”观点的人。这些人认为：“本来我习惯说一个词是A，可在学校学的是B，那回到家里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是用A还是用B我就会有疑问，如果使用从学校里学到的B，家长甚至会质疑我的表达是否地道，那既然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和我自己说的话不一样，我也很难遇到操其他蒙古语方言的人，学这个‘标准语’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真的遇到他说的蒙古语我听不懂的情况，那直接用汉语交流就好了。”这类现象的出现就像我们常看到的普通话在粤语区推行困难，以及在广西全域难以推行以武鸣话为标准方言的壮语等例子类似，当自己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发生冲突时，对标准语产生认同是存在困难的。而在学校成系统地、长时间地学习标准语，会对其使用的方言产生磨蚀效应，使得他对于标准语和方言的认同都受到影响。

而对于像满语这类保存情况较差的语言情况又有不同。由于满语在岫岩县的已经消亡的事实状态，现有的满语在学校的教育基本上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在学校学习的学生在之前缺少对满语基本概念的认知，而教授满语的教师也都是“半路出家”，很少有受过专业的满语语音、语法训练的，他们对“满语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语言”这一问题的认识度也十分有限。因而，虽然同其他语言的教学规范类似的，在岫岩县等满族自治县试图推行的满语的语言标准是清代满语鼎盛时期已有的规范下来的语言标准，但在实际的教学中体现的却似乎是在重构一套语言标准。由于受汉语语音体系的影响，在岫岩县等自治县的民族学校，教师和学生读出来的满语都有从音高重音语言向音调语言转变的趋势，如果这种教学模式持续对学生施加影响，很有可能对语言本身产生影响。另一个例子是在满语母语残存之地，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这里的满语方言长期受达斡尔语的影响，与满语的标准语也是有区别的。“学习”一词的词根taci-在该地满语方言中读作/thɑiʨhi/，而taci-的派生词tacikū（学校）在当地的方言中本不存在，而当满语重新进入当地小学的课堂中去之后，tacikū这个词作为规范语也融入了当地的方言中，然而村子里的满语者不会把这个词按照方言习惯读成/thɑiʨhiqhʊ/，而是按照标准语的读法读成/thɑiʨhiqhʊ/，而这个词的词根仍然读作/thɑiʨhi/，并未受到标准语语音体系的影响。这两个例子证明，对于保存较差的语言来说，重新构建的民族语学校教育体系实际上也是在重构一个地区的方言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诸如“满语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吗？”“为什么taci在‘学’和‘学校’两个词里读法不一样呢？”这类疑问，进而在选择标准语和选择方言之间产生对语言认同的疑问。

（三）新媒体对不同类别民族语文的不同影响

21世纪初是电视网络等新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不断刷新着信息传播的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功能论的角度考察新媒体对民族语文认同度的影响，可以依照语言的类别分成三类来考量。

第一类，对于使用人口较多、保存较好的语言来说，影响是正负双向的，如蒙古语。一方面，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优势语言强势介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广播、电视、网络上大量的信息都是汉语的，这极大地冲击了民族语言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网络可以被用来高效率地传播本民族语言的各类信息，并形成一个在网络上的集中的以民族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虚拟社区，这又会提升人们使用民族语的频率。我们可以在网络空间搜索到大量的蒙古语的文章、新闻、歌曲等等，这都可以成为了解、学习蒙古语的材料。因此，对于保存较好的大语言来说，新媒体既可以成为本民族语言认同的阻碍因素，也可以成为促进因素，关键在于如何利用。

第二类，对于使用人口较少、保存较差且有文字的语言来说，影响是正向的，如满语。网络等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分享民族语学习资料、交流的一个平台，人们可以高效率地从中提取相关信息。网络等新媒体往往扮演着推动语言复兴运动的重要工具的角色。事实上，满语从极度濒危的状态，到现在了解者和学习者越来越多的一个局面，网络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从调研数据也可看出，满族的受访者仅有15.26%（29/190）认为电视网络等新媒体是阻碍民族语言认同的因素，而有28.95%（55/190）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促进因素；而这两个数字在蒙古族受访者那里为28.19%（53/188）和28.87%（56/194），这也照应了上面的观点。

第三类，对于使用人口较少、保存较差但无文字的语言来说，影响是负向的。这些语言无法以文字的形态在报纸、网络等空间传播信息，也就失掉了网络可能发挥的功能。新媒体只能通过汉语等强势语言向这类语言的使用者传递信息，而这类居民也只能从汉语渠道获得信息。出于现实考量，这类语言的使用群体很可能会在较短时间内丧失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完成语言的整体性转用。而这往往意味着语言的消亡。

六、结语

总的来说，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语言认同度的社会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在这之中，有些是政策性的，有些是非政策性的；有些是可以调整的，有些是难以调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的语言认同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到一门语言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要实现新时期下的民族团结，必须要使得各民族之间对各自的文化相互尊重，实现各民族文化的百花齐放。民族语言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如何促进民族语言的健康发展，濒危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必须重视从根本上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语言认同加以引导，使其向积极的、健康的方向发展。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乃至每一名普通人，都应该慎重考虑这个问题，比较、权衡各类因素与民族语言认同之间的关系，尽力发挥积极因素的积极作用，制定有效策略减轻消极因素的消极作用。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一致努力，才能使得民族语言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张兴权.接触语言学[M].商务印书馆，2012.

[4]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贺群.社会语言学纲要[M].民族出版社，2012.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名词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锡伯语专业组、伊犁师范学院中国锡伯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汉锡名词术语规范词典[M].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

[8]Ian R.Smith：Language：Contact—Overview，《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Editor：Philipp Strazny，Volume 2，Fitzroy Dearborn，2005.

[9]郭孟秀.黑龙江满语濒危过程探析[D].黑龙江大学，2004.

[10]郭孟秀.满语濒危原因探析[J].满语研究，2008（2）.

[11]周庆生.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