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蒙民族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

影響少數民族對本民族語言認同度的社會因素

——以遼寧省滿族、蒙古族爲例

唐碩鄭百鑫

內容摘要：世居少數民族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度是影響民族語言發展的重要因素，爲保護和發展民族語言，必須予以重視。世居少數民族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度受到多方面的社會因素的影響。語言的實際使用羣體規模及民族人口基數、語言的代際傳承特徵、積極平穩政策的調整、社會的現代化和人們的理性化選擇、學校的民族語言教育體系及新媒體的出現都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複雜的影響。爲此，社會各界都應該注意到這些問題，施以積極的引導。

關鍵詞：民族語言；語言認同；滿語；蒙古語

一、研究緣起及過程（一）研究起源及假設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多語言與多文字的國家。這些語言大部分屬於少數民族語言，具有使用人數少，語言發達程度相對落後等一些特點。然而，馬克思主義始終堅持，各民族語言不分大小是一律平等的。我國也在憲法中明確註明“各民族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而在這些少數民族語言中，有相當一部分處於不同程度的臨危或瀕危狀態。黃行曾提出：“弱勢語言由於其使用功能的衰微而凸顯其認同的功能。我國大多數民族語言都是絕對的弱勢語言，有些甚至是瀕危語言，所以這些語言的認同更多的是對其民族文化功能的認同而非交際工具功能的認同。保護和搶救瀕危語言是一個全球性的熱門話題，這項工程的意義很大程度上不是試圖恢復這些語言的社會交際功能，而是對其語言羣體母語認同意識的尊重。”語言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載體，保護瀕危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保護文化，保護語言的多樣性也就是在保護文化的多樣性，而這對於現代的人類社會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一種語言想要得到發展的前提一定是使用人口的增加，而如何使得語言使用人口增加便成了保護和發展語言的核心問題。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所有觀點基於如下一個假設，即“少數民族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程度與本民族語言的良性發展趨勢呈正相關”。

關於語言認同度，前人已經有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有些是描述不同職業羣體間的認同程度差異的，有的是研究操多語言的同一民族羣體對多種本民族語言認同的不同選擇的，有些是研究漢語與民族語言的認同差異的，等等。而系統研究影響民族語言認同的社會因素的相關資料，尚屬缺乏。

（二）研究方法及材料特徵

本項目聚焦於遼寧省世居少數民族，以滿、蒙古作爲重點對象比較研究，以錫伯、朝鮮作爲參照對象比較研究；滿、蒙古同時作爲人口基數較大的少數民族，而錫伯、朝鮮人口基數較少；蒙古、朝鮮同時作爲語言現存生態較好的民族，滿、錫伯同時作爲語言現存生態較差的民族。同時，這四個少數民族在遼寧地區生存歷史時間較長，且分佈較爲集中；而這四個民族的語言同時屬於阿爾泰語系，這也爲語言及其認同的比較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基礎。同時，遼寧省作爲經濟較發達省份和東部沿海省份，以及少數民族世居省份，其少數民族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度對全國其他地區應有參照和前瞻性意義。

本研究採用定性和定量兩種研究範式，利用SPSS社會科學統計軟件作相關數據分析。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和岫巖滿族自治縣進行田野調查，以鄉鎮爲單位依人口分佈使用PPS抽樣方法抽取了共20個取樣點，向兩縣的自治民族發放問卷，共收回問卷400份。同時對不同地區的村民、市民、一線民族語文教師、學生、縣教育局等政府工作人員進行結構式訪談，共得訪談錄音189分鐘。以此及一些文獻資料作爲研究的主要資料。

問卷中設置了一個包含了8個問題的李克特量表以測量居民對民族語文的認同態度，對選項進行量化，以得分的大小代表調查對象對本民族語言態度的優劣。通過聯繫得分變量與其他統計變量，進行數據的分析。同時，問卷中還包括了對受訪者個人態度及家庭內語言使用情況等方面的問題以輔助分析。

二、語言的實際使用羣體特徵對語言認同的影響（一）語言的使用羣體規模及潛在規模

在所調查的四種當中，蒙古語是使用羣體規模比較大的，而與之同樣人口基數龐大、文化相似、也曾在歷史上有較重要地位的滿族的滿語正處在極度瀕危的狀態，母語使用人數不足50人。從在阜新縣的調查結果看，受訪者對自己民族語言能力的評價等級中，只有11人（佔收回總數的5.73%）表示根本不會說蒙古語；而同樣的問題，在岫巖縣的滿族受訪者中則有105人（佔收回總數的56.15%）表示根本不會說滿語。而且不得不承認，在受訪者對自己語言能力的描述中存在着一些問題，實際情況可能還要更差。而從受訪者對自己語言認同度的量表得分情況來看（如圖1），蒙古族羣體和滿族羣體間的差異十分顯著。由此我們提出，語言使用羣體的規模是與人們對本民族語言認同程度直接相關的。

圖1 性別、民族與受訪者民族語水平交叉表

圖2 滿蒙間語言認同度得分差異箱線圖

從原因上看，語言的使用羣體規模越大、越集中，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就越容易呈現更以這種語言爲主體的語言景觀。在阜新縣，街道上的商鋪牌匾基本上都由漢、蒙兩種語言文字書寫，且蒙古文部分基本沒有錯誤，電視可以收到很多蒙古語文頻道，廣播也有專用蒙古語的節目。因此，人們可以在生活中容易德接觸到蒙古語，更容易從視覺、聽覺等多個角度瞭解這門語言及其背後的文化，也就更容易產生認同。而在岫巖縣，據訪談資料，滿語文的使用在20世紀60年代左右基本消亡，整個縣域長期以漢語作爲唯一的交際語言。儘管政府機關及一些極少數的牌匾上有滿文的標註，然而由於鮮有人能識讀，也就存在着多多少少的語法問題。而且，由於人們很少能夠見到這類滿文標識，甚至有不知道其爲滿文者。而像阜新縣所具有的民族語的廣播電視、廣告等等在岫巖縣更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人們在不會說滿語的情況下，也基本沒有渠道可以得知什麼是滿語，自然導致認同度差。

然而，民族的人口規模事實上能夠成爲民族語言使用人口的一個潛在規模。自21世紀初以來，包括岫巖縣在內的各滿族自治縣的中小學已經逐漸以校本課的形式恢復了滿語的學校教學，年輕人羣體開始能夠從學校內接觸到滿語，能夠使用滿語的人口規模在不斷增加，滿族的身份認同隨着滿語的學習被重新建構，也就帶動了對滿語的認同。而滿族是中國第四大民族，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有1000餘萬人口，從長遠來看，語言使用羣體的潛在規模是很大的。相較於鄂倫春、赫哲等人數不滿萬的小民族，仍是具有很大優勢的。

由上，我們得出，民族語言的實際使用人口規模直接與語言認同呈正相關，而語言認同由直接影響民族語言的使用人口的變化，這二者間是互相影響的。另外，民族人口的規模能夠間接影響語言的認同。人口基數大的民族具有優勢，基數小的民族具有劣勢。

（二）語言的代際傳承特徵的影響

圖3 父代民族語水平與父代對本代的語言使用模式交叉表

圖4 受訪者的民族語水平與本代對子代的語言使用模式交叉表

調查發現，在現代化趨勢下，人們在對自己子女的教育過程中使用的語言模式正在發生變化。從總體上看，自己的民族語水平與其對子女在家庭中使用民族語進行教育的意願是正相關的。對自己的民族語言越精通，就越有使用民族語對子女進行教育的意願傾向；反之，民族語水平越差的人，也就越傾向於使用漢語對子女進行教育。然而從數據上看，將受訪者的父代對本代的語言模式與本代對子代的語言模式進行對比就能發現，完全使用民族語的比例大幅下降，而完全使用漢語的比例大幅上升。可以推測，原有的全民語家庭有向以民族語爲主漢語爲輔的家庭轉變、以民族語爲主漢語爲輔的家庭向以漢語爲主民族語爲輔的家庭轉變、以漢語爲主民族語爲輔的家庭向全漢語家庭轉變的依次遞減的趨勢。這個問題是值得重視的。幾乎對每個人來說，家庭都是個體出生後接受社會化的第一個社會環境，家庭的教育和影響對個人早期社會化甚至一生的社會化都具有重要意義。一個人從小在家庭中接受的語言模式能夠對其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程度產生很大影響。

三、政策調整對語言認同的影響（一）歷史上的政策變遷導致的影響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政府對民族語言的穩定的積極的鼓勵政策有利於少數民族羣體積極地認同自己的民族語言。中國古代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大多都積極致力於本民族語言的發展。如元代積極推行八思巴文，清代由官方編纂了很多滿語文辭書等等。這些措施從國家政治層面上賦予了民族語言正面意義，從而使得本民族民衆積極認同、學習、發展自己的語言，甚至其他民族和外籍來華人士也願意去學習這些少數民族語言。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由於政治風向的變化，相當一部分滿族人刻意隱瞞自己的民族身份，不得不放棄使用滿語，從而也就使得滿語在這一時期迅速衰落。新中國建立後，從政策上給予了少數民族平等待遇，民族教育體系建立，民族身份連帶着民族語言認同有所恢復。“文化大革命”期間，和諧平等的民族關係遭到破壞，少數民族民衆遭到迫害，正是在這一時期，滿語在遼寧省幾乎完全消失，蒙古語的使用羣體出現了比較大的斷層。從調查的數據來看，在阜新縣，民衆的蒙古語水平在40-50歲左右一代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層。年齡小於40歲的人蒙古語水平明顯低於大於40歲的人。在40歲以下的受訪蒙古族中，沒有蒙古語名字的人佔53.16%（42/79），而這一比例在50歲以上的人中只有28.79%（19/66）。再比較一下40-50歲之間的人羣，也就是出生在1966-1976年間，恰巧是“文革”間出生人羣的這一數字，則是56.86%（29/51），是所有年齡組中最大的比例。可見“文革”對於民族語言認同良性發展的衝擊是很大的。改革開放後，各個領域撥亂反正，民族政策逐漸恢復落實，情況有所改觀，然而“文革”帶來的對一代人的影響是不可逆的，並且仍疊加於他們的後代身上。因此，從數據分佈上看，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度整體上還是在衰退的。

（二）現階段的政策調整導致的影響

近幾年來，關於民族語文的政策有一些細微的調整，而這些調整主要體現於教育方面。這些政策的調整給蒙古族和滿族的羣體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

遼政發〔2005〕9號文件規定：“爲了鼓勵少數民族學生學用本民族語言，高等院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時，對用民族語授課的少數民族考生提供與授課用語相一致的試卷，並在總分上加10分錄取，對自治縣的其他少數民族考生加5分錄取。”這一政策極大地激勵了蒙古族學生學習本民族語言的熱情。然而，隨着全國高考制度的改革，遼寧省在2015年出臺了遼教發〔2015〕64號文件，其中規定：“‘雙語’教學的民族中學畢業的朝鮮族和蒙古族考生，從2015年高考起，由‘在考生統考成績總分的基礎上增加10分投檔，由高校審查決定是否錄取’調整爲‘在考生統考成績總分的基礎上增加5分投檔，由高校審查決定是否錄取’。雙語生加分資格名單由省教育廳審覈確定。”這一政策的實施對阜新縣的蒙古語文學校教育產生了非常大的衝擊。據從阜新縣教育局的訪談數據，僅這一政策實施後的第一年，全縣就有1710名學生放棄了學習蒙古語，轉去漢授學校。對此，廣大的幹部羣衆都有反對的意見。我們分別對教育局主管民族教育事務的官員、一線教師和學生進行了訪談，從他們的表達中可以看出政策改變前後的影響。

高考加分政策調整以後，（學生）都流失了，就因爲這政策吧，學（蒙古語）也加五分，而不學也加五分，那有什麼用啊？學着也是費勁。……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12年，兩千六七百個課時，大概累積起來，用兩年的時間學習本民族的語言文字，這些課時吧，照漢生比的話，人家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學十二年就參加高考；而我們蒙古族的學生呢，就屬於學其他的課程學十年就得參加高考，因爲還要拿出兩年的時間來學習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這牽扯到很多精力時間，付出很多。這政策是極不合理的。……實際上用兩年時間，這十分只能是個小小的補償，還沒有達到真正補償的，那種地步，現在給五分全都完了。……要不你就是說學習（蒙古語）的給他加五分，不學的別給他加分，這也中啊。這個政策也是有個區別啊，現在整個學與不學都一樣了，這不是在鼓勵大家不學了嗎？……就是家長，家長們就不讓孩子們學了，你看學與不學都加五分的玩意兒啊，還學它幹嘛，還挺費勁的。因爲很多家長他沒有受到過一定的教育，他的民族意識和思想文化意識的覺悟都不一定那麼高，哪一塊有便宜就往哪一塊佔，老百姓他們是最現實的，有利益就幹，沒有利益就不幹，不像我們這些搞這項工作的都知道，這些東西真的得重視起來，我們自己重視有什麼用啊？就按上面的政策有偏差，那就完了。（教育局官員）

從訪談中我們發現，這些轉出的學生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父母蒙古語水平差，使得自己蒙古語水平也就很差的學生。他們在家庭中沒有受過蒙古語的學習，只是在學校裏學習蒙古語。還有的是從小在阜新市或其他地方的有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上學，而這些學校都是漢語授課，爲了政策優惠，他們在高中回到民語學校就讀。他們往往需要在兩到三年時間內補全其他同學十二年裏的蒙古語文知識，政策調整之後，緊接而來的是蒙古語高考考綱的變化，他們的相對被剝奪感是最大的。這類蒙古語水平差的學生這樣說：

之前的（題型）都適應之前的了。然後突然就改了一年，也不知道（成績）能不能好。……（改革之前）也不能說是白學了，就是難度更大了。本來就挺難，然後更難了。（問：那在你覺得很難的情況下，爲什麼不考慮去漢校呢？）不趕趟了，已經高二了。……對她們（指蒙古語家庭）來說（題型改不改）都是一樣的，對我們（指漢語家庭的蒙古族學生）來說根本不一樣。……她們體會不了我們的感覺。（蒙古高中高二學生，女，17歲，屬於父母蒙古語能力不足，家庭使用漢語的蒙古族學生）

而政策的調整對滿語來說卻是非常積極的影響。近十年來，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的滿語文復興運動蓬勃開展，在各滿族自治縣，滿語課程都已經作爲地方校本課程進入了學生的課堂。這些學生及他們的家庭甚至在此之前完全不知道有滿語的存在，而現在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興趣，學生們起碼對滿語的語音和文字有了基本的概念。而且在課堂上，教師也穿插一些民俗文化知識，學生們從這些課程和知識中重新獲得了對本民族和本民族語言的認識，重新建構了對本民族的認同。另一方面，儘管可能在學校能夠學到的知識有限，但確實，學過滿語文基礎知識的人在以每年幾萬人的速度在自治縣的學校中增加，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據調查數據，完全不會說滿語的人在30歲以下的受訪者中佔到40.98%（25/61），而這一數據在30歲以上的羣體中佔到63.56%（82/129）。學習滿語在自治縣蔚然成風，人們對滿語作爲自己民族語言身份的認同也在不斷提升。這些對語言認同乃至語言發展至關重要的舉措是與政府的政策支持難以分開的。

四、社會的現代化環境對語言認同的影響（一）現代化環境下優勢語言的衝擊

語言替換的過程大體上是先出現雙語或多語現象，然後是幾種語言中的優勢語言逐漸排擠、替代其他語言而完成語言的替換。漢語作爲中國事實上的官方語言，在現代社會交際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各少數民族語言或多或少地承受着漢語的影響。漢語作爲優勢語言對少數民族語言認同的衝擊體現在語碼混亂和語言轉用兩個方面。

當優勢語言和劣勢語言相接觸時，雙語者在使用劣勢語言進行交際時，在某些特殊場合（如一些現代詞彙）會使用強勢語言的詞彙進行替換，這便是語碼混亂的體現。如在蒙古語中，“半導體”要說成“khagas damjuulagch”，但是由於“半導體”是新生事物，而相對於蒙古語使用者來說，漢語的“半導體”的發音是在日常生活中更常聽到的，因此，會聽到直接用“bandooti”的說法，如杭蓋樂隊的《上海產的半導體》歌名“shankhai kichetei bandooti”。再如在錫伯語中，很多現代詞彙都不是從語源語音譯，而是直接從這個新詞彙的漢語讀法音譯而並不考慮語言的內部邏輯。如“圓”在錫伯語中是固有詞“muheliyen”，而在“圓心角”一詞中則變成了“yuwan sin jiyoo”這一漢語音譯詞。甚至國家名這類可以直接音譯的詞也是從漢語轉譯的。舉一個例子，埃塞俄比亞，在其官方語言阿姆哈拉語中爲“

”，應讀作/ioθioʊpiə/，是一個詞，而錫伯語則直接以漢語的發音音譯爲“ai sai e bi ya”，其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也被譯爲“ya de sy ya bei ba”，完全按照漢語的音節數來對應翻譯後的單詞數，這種不很“道地”的翻譯方法正是語碼混用被規定下來之後的體現。錫伯族羣衆在進行語言的發展時，在通過錫伯語的構詞法構詞和直譯漢語兩條道路上較多地選擇了後者，說明對錫伯語的語言認同已經受到了漢語的很大影響。

語言轉用現象也是一個體現。自辛亥革命以來滿語的應用領域逐漸萎縮，最終使得滿族羣體完成了向漢語的主體性轉用，人們不再熟悉滿語的存在，失去了對其的認同。

從調查數據上看，在“你認爲什麼是阻礙學習民族語言的最大因素”問題中選擇“缺少語言環境”和“漢語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的分別佔到總人數的64.8%和46.0%。

（二）民族融合導致的語言認同問題

民族融合導致的語言認同問題主要體現在不同民族間的通婚上。在這一點上蒙古族羣體和滿族羣體呈現了較大的態度差異。有24.47%（46/188）的受訪蒙古族人表示與外族通婚會阻礙蒙古語的習得，而這一數字在滿族的受訪者中只有7.37%（14/190）。蒙古語保存較好，滿語保存較差，因而蒙古族羣衆更多地顧慮在家中有不會說蒙古語的人時無法繼續使用母語交流，而滿語因爲鮮有人能夠流暢使用，也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這是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

（三）社會理性化的雙向影響

理性化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特徵之一。是指“採取分析的態度，按照對象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對象世界，驗證對象世界”的過程。人們在行動時更加出於理性而非感性地來思考問題，這對於少數民族羣體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的影響是正反雙向的。

在研究中，我們試圖通過比較受訪者的個體角色差異，如性別、職業、文化程度等等因素，通過建立得分與變量之間的多元迴歸模型，來找出這些因素影響個體認同的原因。然而通過分析得出殘差統計量是相互獨立的，但通過直方圖檢驗和比較累計概率圖得出樣本總體呈現近似正態分佈。從側面看出模型代表性又較好。因此，我們證明，性別、職業、文化程度等因素與個體對民族語言的認同都幾乎無線性相關關係。這說明，在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上，個體之間並未存在着顯著的帶有明顯區分度的標籤性質的身份差異。這是社會整體呈現理性化特徵的表現。

圖5 得分與性別等因素迴歸標準化殘差直方圖

圖6 迴歸標準化殘差的標準P-P圖

而另一方面，從對人們的訪問結果看，在詢問蒙古族受訪者“你認爲什麼因素促進民族語言學習”這一問題時，除了“民族自豪感”外，排名靠前的幾個選項分別爲“方便和族人溝通”“政府的鼓勵政策”“個人興趣”等關乎自身利益的方面。而滿族受訪者與之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方便和族人溝通”一項。這一項的選中者只有35人，恰是蒙古族樣本選中者的三分之一。這是由於，事實上，滿語已經在岫巖縣地方失去了交際功能，滿族羣體對滿語應用於交際缺乏感知。而同理，在“會提升收入”“是一項別人沒有的技能”“家人支持”等幾項的選中情況上，蒙古族樣本都比滿族樣本高出相當大的比例，這都與滿語的現實應用的實際水平相關。

總而言之，除開民族情感這一首要考慮因素外，本民族語言是否能給我帶來現實的利益也是人們調整對民族語言認同度的重要的出發點。這種“利益”可能是物質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

相應地，社會的理性化也給民族語言認同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果。在現實利益的驅動下，人們總是希望獲得最大的現實收益，而這種收益又往往是經濟性的。因此，人們普遍認爲“政府的優惠政策”能夠提升他們對學習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意願，那麼如果這項政策稍有變動，人們就很有可能放棄民族語言的學習。比如之前提到的高考加分政策的調整對阜新縣蒙古語教育的衝擊。因此，在這種層面上的認同是功利性的。

五、學校及新媒體的對語言認同的雙向影響（一）學校教育體系的影響

自治縣的民族語文教育體系對民衆對民族語文的認同的影響是很複雜的，這裏面既有正面的影響，又有負面的影響。

一方面，民族語文教育作爲學生在社會化過程中接觸本民族語言文字最重要的途徑之一，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像蒙古語這類保存較好的語言來說，情況可以分爲兩類。其一，家庭語言爲民族語的學生，通過在學校的民族語教育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他的知識體系是靠民族語來構建的；其二，家庭語言以其他語言爲主的學生，以其他語言（主要是漢語）爲母語，對於他們來說，學校中的蒙古語課程不僅承擔了學校教育的功能，更承擔了補全學生在家庭教育階段失位的民族語言文化教育的功能。而對於像滿語這類保存較差的語言來說，學校裏的民族語教育雖然可能並不能使學生真正意義上的掌握這門語言，但在學校裏面可能開設的僅僅是每週一節或每兩週一節的民族語課程卻是學生們能夠接觸到本民族語言和本民族文化的全部來源，學生們得以通過這類課程重新構建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識和民族語言意識，因此，無論如何，學校教育對語言認同建構的作用都是無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從微觀上看，學校教育的很多地方仍然面臨着很多問題，比如民族語文師資水平和升學問題。民族語文教師的個人專業水平直接關係到民族語文課程的教學質量，也就直接關係到學生的民族語文能力及其認同態度。以蒙古語的發展爲例。由於專業性質特殊，在校的蒙古語文教師大多畢業於專科層次的民族師專，而鮮有高學歷者。這就使得蒙古語文教學領域大量缺乏高專業素質的人才。另一方面，由於現實經濟等因素的制約，自治縣更難以從外界吸納相應人才。尤其是地處相對偏遠的鄉村學校，對高專業素質教師的需求缺口更大。這就使得學校的民族語文教學水平逐漸下降。以阜新縣某學校爲例，該校的蒙古語文課程主要存在着兩種授課形式，一種是類似於漢校的“語文課”的蒙語課，以講解課文的形式講授民族語言，全程基本使用蒙古語；另外一種則是類似於漢校“英語課”的蒙語課，講授方式以重點句和語法爲主，基本使用漢語講解。後者的比例在增大，堅持使用前者的教師在減少。而且，由於教師和學生的民族語文能力下降，教材的編寫難度也在下降。不難推測，這些因素難以使學生形成內化的強烈的對蒙古語的認同。

升學因素也會影響學生羣體對民族語言的認同，甚至直接影響他的下一代的認同。在現有的高考招生體系下，“考出去”成爲很多學生的選擇。而面對東北地區，尤其是經濟發展較落後的阜新地區，很多學生選擇“考出去”並“不回來”。這意味着，一旦走出自治縣這個本民族聚居的區域，民族語文能力就不再是一項生活必需的技能，尤其是對於第一語言不是民族語的少數民族學生更是如此。如果他考出去並在那裏紮根，很可能他一輩子也不會有機會使用民族語了。這很大程度上使得學生羣體喪失了對民族語言的認同，進而放棄民族語的學習。

（二）民族語的標準方言與地方方言的差異引起的問題

民族語的標準方言在學校教育體系中的角色也對民族語的認同起着正反雙向的作用。仍以蒙古語爲例。蒙古語是一門分佈廣泛，方言較多的語言。在中國，以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方言作爲蒙古語的標準方言，正藍旗方言屬於內蒙古方言下的察哈爾土語；而阜新縣當地的蒙古語方言屬於內蒙古方言下的喀喇沁土語，二者間有較大的差異。而在中國，除內蒙古方言外，蒙古語還有分佈於西北的衛拉特方言和分佈於東北北部的巴爾虎布里亞特方言。就像我們號召推廣漢語普通話一樣，任何語言在教學時都應該以其標準方言爲參照。阜新縣的蒙古語學校教育，也是採用蒙古語的“普通話”正藍旗方言來教授的。這種做法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全國範圍的蒙古語教育都以正藍旗方言爲基準，這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一個統一的蒙古語認同客體，原本操不同方言的蒙古族見了面可以用蒙古語標準語互相交流，這能夠加強蒙古族的整個族羣對蒙古語的認同度。另一方面，在學校裏學習的標準語同在家庭和社會中使用的方言是存在語音、用詞等方面的差異的，而學生在上學以後學習的被規範了的蒙古語在家中缺少使用環境，甚至用來與其家人溝通還有障礙，因而，在我們的調查中也發現了持這種“標準語無用論”觀點的人。這些人認爲：“本來我習慣說一個詞是A，可在學校學的是B，那回到家裏再提到這個詞的時候，是用A還是用B我就會有疑問，如果使用從學校裏學到的B，家長甚至會質疑我的表達是否地道，那既然我在學校學的東西和我自己說的話不一樣，我也很難遇到操其他蒙古語方言的人，學這個‘標準語’又有什麼用呢？如果真的遇到他說的蒙古語我聽不懂的情況，那直接用漢語交流就好了。”這類現象的出現就像我們常看到的普通話在粵語區推行困難，以及在廣西全域難以推行以武鳴話爲標準方言的壯語等例子類似，當自己使用的方言和標準語發生衝突時，對標準語產生認同是存在困難的。而在學校成系統地、長時間地學習標準語，會對其使用的方言產生磨蝕效應，使得他對於標準語和方言的認同都受到影響。

而對於像滿語這類保存情況較差的語言情況又有不同。由於滿語在岫巖縣的已經消亡的事實狀態，現有的滿語在學校的教育基本上等於是從零開始的。在學校學習的學生在之前缺少對滿語基本概念的認知，而教授滿語的教師也都是“半路出家”，很少有受過專業的滿語語音、語法訓練的，他們對“滿語究竟是一門什麼樣的語言”這一問題的認識度也十分有限。因而，雖然同其他語言的教學規範類似的，在岫巖縣等滿族自治縣試圖推行的滿語的語言標準是清代滿語鼎盛時期已有的規範下來的語言標準，但在實際的教學中體現的卻似乎是在重構一套語言標準。由於受漢語語音體系的影響，在岫巖縣等自治縣的民族學校，教師和學生讀出來的滿語都有從音高重音語言向音調語言轉變的趨勢，如果這種教學模式持續對學生施加影響，很有可能對語言本身產生影響。另一個例子是在滿語母語殘存之地，黑龍江省富裕縣三家子村。這裏的滿語方言長期受達斡爾語的影響，與滿語的標準語也是有區別的。“學習”一詞的詞根taci-在該地滿語方言中讀作/thɑiʨhi/，而taci-的派生詞tacikū（學校）在當地的方言中本不存在，而當滿語重新進入當地小學的課堂中去之後，tacikū這個詞作爲規範語也融入了當地的方言中，然而村子裏的滿語者不會把這個詞按照方言習慣讀成/thɑiʨhiqhʊ/，而是按照標準語的讀法讀成/thɑiʨhiqhʊ/，而這個詞的詞根仍然讀作/thɑiʨhi/，並未受到標準語語音體系的影響。這兩個例子證明，對於保存較差的語言來說，重新構建的民族語學校教育體系實際上也是在重構一個地區的方言體系。在這一過程中，一定會出現諸如“滿語聽起來是這個樣子的嗎？”“爲什麼taci在‘學’和‘學校’兩個詞裏讀法不一樣呢？”這類疑問，進而在選擇標準語和選擇方言之間產生對語言認同的疑問。

（三）新媒體對不同類別民族語文的不同影響

21世紀初是電視網絡等新媒體高速發展的時代。新媒體的出現不斷刷新着信息傳播的效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從功能論的角度考察新媒體對民族語文認同度的影響，可以依照語言的類別分成三類來考量。

第一類，對於使用人口較多、保存較好的語言來說，影響是正負雙向的，如蒙古語。一方面，網絡等新興媒體的出現使得優勢語言強勢介入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廣播、電視、網絡上大量的信息都是漢語的，這極大地衝擊了民族語言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網絡可以被用來高效率地傳播本民族語言的各類信息，並形成一個在網絡上的集中的以民族語爲主要交際語言的超越空間和時間限制的虛擬社區，這又會提升人們使用民族語的頻率。我們可以在網絡空間搜索到大量的蒙古語的文章、新聞、歌曲等等，這都可以成爲了解、學習蒙古語的材料。因此，對於保存較好的大語言來說，新媒體既可以成爲本民族語言認同的阻礙因素，也可以成爲促進因素，關鍵在於如何利用。

第二類，對於使用人口較少、保存較差且有文字的語言來說，影響是正向的，如滿語。網絡等新媒體爲人們提供了分享民族語學習資料、交流的一個平臺，人們可以高效率地從中提取相關信息。網絡等新媒體往往扮演着推動語言復興運動的重要工具的角色。事實上，滿語從極度瀕危的狀態，到現在瞭解者和學習者越來越多的一個局面，網絡發揮了重要的功能。從調研數據也可看出，滿族的受訪者僅有15.26%（29/190）認爲電視網絡等新媒體是阻礙民族語言認同的因素，而有28.95%（55/190）的人認爲這是一個促進因素；而這兩個數字在蒙古族受訪者那裏爲28.19%（53/188）和28.87%（56/194），這也照應了上面的觀點。

第三類，對於使用人口較少、保存較差但無文字的語言來說，影響是負向的。這些語言無法以文字的形態在報紙、網絡等空間傳播信息，也就失掉了網絡可能發揮的功能。新媒體只能通過漢語等強勢語言向這類語言的使用者傳遞信息，而這類居民也只能從漢語渠道獲得信息。出於現實考量，這類語言的使用羣體很可能會在較短時間內喪失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完成語言的整體性轉用。而這往往意味着語言的消亡。

六、結語

總的來說，影響少數民族羣衆對本民族語言認同度的社會因素是十分複雜的。在這之中，有些是政策性的，有些是非政策性的；有些是可以調整的，有些是難以調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的語言認同問題，不僅僅是關係到一門語言能否得到保護和發展的問題，更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能否得到保護和發展的問題，既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要實現新時期下的民族團結，必須要使得各民族之間對各自的文化相互尊重，實現各民族文化的百花齊放。民族語言是一個重要的切入口，如何促進民族語言的健康發展，瀕危民族語言的保護和傳承，必須重視從根本上對少數民族羣衆的語言認同加以引導，使其向積極的、健康的方向發展。各級政府、社會團體，乃至每一名普通人，都應該慎重考慮這個問題，比較、權衡各類因素與民族語言認同之間的關係，盡力發揮積極因素的積極作用，制定有效策略減輕消極因素的消極作用。只有通過社會各界的一致努力，才能使得民族語言有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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