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一个震撼全国的大事变在宁都发生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策动下，被蒋介石调入江西参加“剿共”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宣布起义。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季振同等联合发表声明，决定率领17000余名官兵加入红军，反蒋抗日。

　　

　　主席点将

　　

　　消息传开，中央根据地群情振奋。军委领导一边派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等前往二十六路军新的集结地恭候迎接，安置部队，一边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起义部队的接收、改编。

　　经过研究讨论，军委一致通过：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同时，很快确定了一批前往参加接收、改编工作的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的名单。当然，这批干部是经过精心挑选，异常得力强干的。诸如旷朱权、何长工、黄火青、左权、程子华、朱良才、朱瑞、高自立、李翔吾、唐天际、宋任穷、赖传珠等，都是红军中声威赫赫的战将，许多人后来成了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开国元勋。然而，在这众多人中由谁带队作军团政治委员，大家议来议去，一时没有统一的意见。

　　随着“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特别是自不久前召开的赣南会议后，他在军事指挥上已很少有发言权。但长期形成的习惯，军委、总部几位原先的领导，有事还喜欢找他商量。军委会上关于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人选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会后，军委委员、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又来到毛泽东的居处，征求他对改编起义部队的意见。

　　毛泽东正为此事担心。听了李富春的话，便坦率地说，“这事关系重大。搞好了，一万七千多人，两万多条枪，对红军、对中央根据地是个大加强，搞不好，麻烦事也很多。应该派得力的人去。”接着，他分析指出，这个二十六路军原先是冯玉祥的部队，上层军官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有些人还毕业于日本仕官学校。这些人自视很高，很看重学历、资格。要派一个有学历、有能力、又有旧军队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做改编的领导工作。

　　李富春说：“按这个条件，萧劲光去最合适。他两次留苏，叉在北伐军部队做过党代表。可他刚去了红校!”

　　“事情有个轻重缓急嘛!红校可以另派人去。”毛泽东干脆地说。很显然，他们想法是一致的。

　　12月18日，中央军委根据李富春的提议，调任萧劲光为新改编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同时，任命萧劲光在苏联的同学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任命!接到命令，萧劲光心里异常激动。他留恋刚刚展开工作的红校，更深深明白去红五军团的意义。改造起义部队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去了以后如何开展工作?从军委首长那里领受任务出来，萧劲光不由自主地向毛泽东的居所走去。

　　被免去军内领导职务，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住在一幢旧式两层小楼上。屋里满是烟雾，桌子上堆着烟蒂。党内不正常的空气、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使他感到压抑。近日来，起义的二十六路军的改编问题，更使他担心、着急。听到萧劲光被任命去红五军团就职的消息，使他感到些许安慰，松了一口气。

　　在这间狭窄的小楼里，毛泽东与萧劲光进行了倾心长谈。他们从党内政治形势谈到根据地建设，从做好红五军团工作的意义谈到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最后，毛泽东说：“红五军团情况很复杂，工作也不是不能做好，我送你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要处理好团结、教育、改造的关系。团结是基础，改造是目的，教育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没有团结，捏不到一起，思想涣散，什么都谈不上。只有表面上的团结，不经过工作，也不可能发个声明就成了红军。起义部队能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关键还在教育。第二句话就是要按古田会议决议办事。”说着，顺手递给萧劲光一本《红军第四军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两年来的实践说明，这个决议是有效的”。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萧劲光豁然开朗。他迅即赶回“红校”交待工作，前往红五军团报到。

　　

　　革命同学联手

　　

　　得到红五军团起义的消息，首先抵达红五军团的是萧劲光的老同学刘伯坚。

　　刘伯坚是四川省巴中(今平昌)县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共产党员。同年底，他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萧劲光是同班。大革命时期，刘伯坚受党的委托，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政治部主任，主持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也再次去了苏联，与萧劲光一起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军事。回国后。他到了中央苏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由于大革命国共合作期间的任职，刘伯坚在西北军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这次起义，与他的影响和工作也有密切的关系。两次异国共同学习的经历，使萧劲光与刘伯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次军委让他们一起去红五军团任职，刘伯坚高兴，萧劲光也觉得心里有底。

　　前往红五军团报到的前夜，萧劲光与刘伯坚进行了彻夜长谈。刘伯坚根据自己原先掌握的情况和与起义部队初步接触的印象，向萧劲光做了详细介绍。刘伯坚说，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和我们一批共产党员都曾在这个部队中工作过。应该说，国共合作在这支部队中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共产党员离开了部队，但部分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仍保留了下来。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协力同蒋介石在中原开战。阎、冯军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收编。今年春天，被调至江西参加“围剿”红军。

　　由于是非嫡系部队，二十六路军这半年多来常常是打仗在前。补给在后，吃尽了苦头。加之官兵大都是河南、山东一带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死伤几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下，二十六路军部分爱国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蒋断然拒绝，更使官兵中仇蒋情绪愈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特别支部(党员刘振亚、袁血卒、王幼平等)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促成了这次由赵博生、董振堂与季振同一起领导的起义。

　　“通过几天的接触，我们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这支部队不是经过长期酝酿，自下而上、上下一致自觉起义，而是由上级将领策划，以兵变形式起义。大部分官兵在开往苏区的路上还不知去干什么。直到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扯下胸章、帽徽，宣布起义，他们才恍然大悟。所以，官兵中的思想问题不少。”讲到最后，刘伯坚一句话概括：“情况复杂，困难重重，当然，也大有可为。”

　　对做过北伐军部队党代表的萧劲光来说，许多问题是意料中的。听完刘伯坚的介绍，他坚定地说：“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困难，展开工作吧!”

　　

　　脚踏实地的思想政治工作

　　

　　不出他们所料，整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部队思想不稳、人心惶惶。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大部分起义官兵不了解红军是什么部队，不清楚苏区是怎么一回事，因而不明白为什么要起义，起义以后干什么。有的人甚至按照国民党的宣传，认为红军是“土匪”，与政府对立，担心当红军回不了家，株连父母、妻子遭殃。军官中则流传着一种说法，红军要兵不要官。起义部队要按照红军的制度改造，军官要统统降职降级。他们看不起派进去的干部，对政治工作抵触情绪很大。有一部分进步官兵赞成起义，愿意当红军，但对红军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起义的意义，也说不清。董振堂、季振同等起义的领导者，虽欢迎萧劲光、刘伯坚等人到来，希望能够尽快完成整编，稳定部队，但由于对红军的制度、传统缺乏了解，做事也有些谨小慎微、缩手缩脚。针对这种情况，萧劲光一到，就与刘伯坚分头到红五军团三个军的驻地九堡、沿坝、石城看望部队，与各军、师的团以上干部谈了话，做了调查研究。为了体现政策，根据董振堂要求，萧劲光与赵博生(赵博生在起义前已是共产党员)一起介绍董振堂加入共产党。在军团主要领导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专门拿出两天的时间集中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突击拟定改编方案。很快，部队改编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首先是政治建军。从红军部队和红校中抽调了200多名政工干部，编配到红五军团，担任师团等各级政治委员和基层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同时建立各级政治工作制度，使部队政工领导干部有职有权。接着，发展部分思想进步、政治立场坚定、在起义中表现突出的官兵入党。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壮大部队的骨干力量，形成自上而下的政治工作网。董振堂入党后，季振同很快也提出了入党要求。季时年30岁，是河北沧州人。他出身大地主家庭，从小过着大少爷的生活。曾任冯玉祥手枪旅旅长，长期有一个警卫班专为他服务。所在部队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季振同是其中最具实力的七十四旅旅长。由于他的支持参加，如此大规模的起义才能够顺利实现，他是有大功的。但他距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显然有距离。萧劲光将此事报告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革军委经过慎重研究，作为特例，由周恩来和朱德批准他人了党。

　　组织健全、部队思想稳定下来后，萧劲光亲自坐镇举办政治训练班，对团以上军官进行红军宗旨、使命和共产主义理论培训。这一来，萧劲光在苏联学过的东西有了用武之地。他以两次留学苏联的见闻为例，把抽象的理论课讲得绘声绘色。军官们都为他的课所感染，佩服他博学多识。一次课后，季振同坦诚地对萧劲光讲：“过去，我就佩服毛泽东和刘伯坚，现在我也佩服你。共产党里有能人，我听你的!”与此同时，在部队进行普遍的思想教育，向基层官兵讲红军部队的性质，讲军民、官兵关系，讲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废除官长打骂士兵、喝兵血等封建军阀制度，使大家了解红军，热爱红军。

　　为了扩大教育效果，军团政治部还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部队轮流到中央根据地党政机关、红军学校参观学习，让大家亲眼看一看红军官兵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央临时政府、中革军委对红五军团的这些做法大为赞赏，主动积极配合。参观期间，中央政府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亲自出面接待，给红五军团官兵讲道理。苏区召开各种代表会议，都尽可能邀请红五军团官兵参加，请季振同或其他领导同志讲话。地方党组织也发动群众带着猪肉、鸡蛋、蔬菜到部队慰问，欢迎红五军团。这一系列活动使官兵们真切体会到红军与国民党部队本质上的不同，感到当红军有奔头。

　　起义部队官兵大部分是北方人，到江西后生活不习惯，得病的很多。部队除了在薪饷上给予适当照顾外，萧劲光还征得军委的同意，从红军中抽调了一部分有经验的老司务长、老炊事员充实到红五军团，帮助部队调剂生活。伤病员，则根据轻重缓急安排到红军医院或老百姓家里救治、调养：生活上细致入微的体贴照顾，使官兵们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人民群众的关怀。部队思想日趋稳定，精神面貌一天天发生变化。

　　在整编过程中，萧劲光不仅注意政策，讲究方式方法，而且充分尊重和信任部队原有的领导，维护他们在部队的威信，真诚地与他们交朋友。很快，萧劲光就与他们，特别是总指挥季振同，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和搭档。当时，中央根据地部队中还盛传着萧劲光与季振同同台演出的佳话。

　　为了帮助官兵们具体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萧劲光在军团机关讲了一堂“关于帝国主义学说”的课。由于依据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少官兵对讲课内容不理解。有的战士提出：“整天讲打倒帝国主义，到底什么是帝国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萧劲光请刘伯坚组织创作了一个活报剧，萧劲光亲自参加了演出。

　　活报剧有三个主要人物，萧劲光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演一个军阀。排练过程中，毛泽东听说了，极力为萧劲光的做法叫好，并主动提出要自己的夫人贺子珍参加演出，饰演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政委、总指挥、主席夫人同台演出，你唱我和，化装惟妙惟肖，官兵掌声不断，演出气氛十分热烈。演出后好长一段时间，萧劲光和季振同私下常以“帝国主义”、“军阀”互相戏称，彼此关系非常密切，工作上也更加协调，配合得力。

　　在整编过程中，不少军官收到了国民党部队的策反信，有的同乡、亲属还化装混进部队，做策反工作。不少人不为名利诱惑所动，主动上交了策反信，检举了策反的人。为了反击国民党部队的策反，有个师还组织印发了《答复孙连仲高树勋并告全国工农兵书》：

　　我们有眼看见有耳听见有脑子可以明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力量，红军中官兵一律平等，与军阀军队专替某一人打仗还要受很厉害的压迫完全不同……我们看见贫苦工农都真正得到了解放，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分了田，都有衣穿、有饭吃，与充满了饥荒灾祸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完全不同；我们又看见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各地的苏维埃负责人员都为工农办事，都很勤苦努力，真正能代表劳苦群众的利益，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县政府的主席、委员都是军阀官僚政客，只知剥削压迫人民，不替人民做一点好事完全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的情形，使我们感到当兵多年，到如今才真正找到出路……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仅部队思想逐步稳定，精神面貌有了明显变化，官兵言谈举止也大不相同。到红五军团帮助、指导改编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高兴地说：红五军团开始“红”了。

　　这支部队在以后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在万里长征路上，拔城克险，屡建奇功。赵博生、董振堂等一大批英雄官兵、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等，久经战火的锻炼考验，成长为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为中华民族历史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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