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一個震撼全國的大事變在寧都發生了：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影響、策動下，被蔣介石調入江西參加“剿共”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宣佈起義。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季振同等聯合發表聲明，決定率領17000餘名官兵加入紅軍，反蔣抗日。

　　

　　主席點將

　　

　　消息傳開，中央根據地羣情振奮。軍委領導一邊派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軍委祕書長劉伯堅等前往二十六路軍新的集結地恭候迎接，安置部隊，一邊連夜召開會議，研究起義部隊的接收、改編。

　　經過研究討論，軍委一致通過：授予起義部隊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任命季振同爲第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爲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爲軍團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嶽爲第十五軍軍長。同時，很快確定了一批前往參加接收、改編工作的軍師團各級領導幹部的名單。當然，這批幹部是經過精心挑選，異常得力強幹的。諸如曠朱權、何長工、黃火青、左權、程子華、朱良才、朱瑞、高自立、李翔吾、唐天際、宋任窮、賴傳珠等，都是紅軍中聲威赫赫的戰將，許多人後來成了戰功卓著的共和國開國元勳。然而，在這衆多人中由誰帶隊作軍團政治委員，大家議來議去，一時沒有統一的意見。

　　隨着“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特別是自不久前召開的贛南會議後，他在軍事指揮上已很少有發言權。但長期形成的習慣，軍委、總部幾位原先的領導，有事還喜歡找他商量。軍委會上關於紅五軍團政治委員人選沒有形成統一意見，會後，軍委委員、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又來到毛澤東的居處，徵求他對改編起義部隊的意見。

　　毛澤東正爲此事擔心。聽了李富春的話，便坦率地說，“這事關係重大。搞好了，一萬七千多人，兩萬多條槍，對紅軍、對中央根據地是個大加強，搞不好，麻煩事也很多。應該派得力的人去。”接着，他分析指出，這個二十六路軍原先是馮玉祥的部隊，上層軍官多數是保定軍官學校和馮玉祥西北軍官學校的畢業生，有些人還畢業於日本仕官學校。這些人自視很高，很看重學歷、資格。要派一個有學歷、有能力、又有舊軍隊工作經驗的同志去做改編的領導工作。

　　李富春說：“按這個條件，蕭勁光去最合適。他兩次留蘇，叉在北伐軍部隊做過黨代表。可他剛去了紅校!”

　　“事情有個輕重緩急嘛!紅校可以另派人去。”毛澤東干脆地說。很顯然，他們想法是一致的。

　　12月18日，中央軍委根據李富春的提議，調任蕭勁光爲新改編的紅五軍團的政治委員。同時，任命蕭勁光在蘇聯的同學劉伯堅爲軍團政治部主任。

　　又是一個出乎意料的任命!接到命令，蕭勁光心裏異常激動。他留戀剛剛展開工作的紅校，更深深明白去紅五軍團的意義。改造起義部隊應該注意些什麼問題?去了以後如何開展工作?從軍委首長那裏領受任務出來，蕭勁光不由自主地向毛澤東的居所走去。

　　被免去軍內領導職務，擔任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住在一幢舊式兩層小樓上。屋裏滿是煙霧，桌子上堆着菸蒂。黨內不正常的空氣、複雜多變的政治形勢，使他感到壓抑。近日來，起義的二十六路軍的改編問題，更使他擔心、着急。聽到蕭勁光被任命去紅五軍團就職的消息，使他感到些許安慰，鬆了一口氣。

　　在這間狹窄的小樓裏，毛澤東與蕭勁光進行了傾心長談。他們從黨內政治形勢談到根據地建設，從做好紅五軍團工作的意義談到改造起義部隊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最後，毛澤東說：“紅五軍團情況很複雜，工作也不是不能做好，我送你兩句話。第一句話就是要處理好團結、教育、改造的關係。團結是基礎，改造是目的，教育是一個關鍵性的環節。沒有團結，捏不到一起，思想渙散，什麼都談不上。只有表面上的團結，不經過工作，也不可能發個聲明就成了紅軍。起義部隊能不能成爲名副其實的紅軍，關鍵還在教育。第二句話就是要按古田會議決議辦事。”說着，順手遞給蕭勁光一本《紅軍第四軍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兩年來的實踐說明，這個決議是有效的”。

　　聽了毛澤東一席話，蕭勁光豁然開朗。他迅即趕回“紅校”交待工作，前往紅五軍團報到。

　　

　　革命同學聯手

　　

　　得到紅五軍團起義的消息，首先抵達紅五軍團的是蕭勁光的老同學劉伯堅。

　　劉伯堅是四川省巴中(今平昌)縣人。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趙世炎等發起組織了“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轉爲共產黨員。同年底，他轉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與蕭勁光是同班。大革命時期，劉伯堅受黨的委託，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任政治部主任，主持西北軍的政治工作。大革命失敗後，劉伯堅也再次去了蘇聯，與蕭勁光一起在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軍事。回國後。他到了中央蘇區，任中央軍委祕書長。由於大革命國共合作期間的任職，劉伯堅在西北軍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這次起義，與他的影響和工作也有密切的關係。兩次異國共同學習的經歷，使蕭勁光與劉伯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此次軍委讓他們一起去紅五軍團任職，劉伯堅高興，蕭勁光也覺得心裏有底。

　　前往紅五軍團報到的前夜，蕭勁光與劉伯堅進行了徹夜長談。劉伯堅根據自己原先掌握的情況和與起義部隊初步接觸的印象，向蕭勁光做了詳細介紹。劉伯堅說，二十六路軍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大革命時期，鄧小平同志和我們一批共產黨員都曾在這個部隊中工作過。應該說，國共合作在這支部隊中留下的影響是深遠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公開的共產黨員離開了部隊，但部分沒有暴露的共產黨員仍保留了下來。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協力同蔣介石在中原開戰。閻、馮軍失敗後，第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收編。今年春天，被調至江西參加“圍剿”紅軍。

　　由於是非嫡系部隊，二十六路軍這半年多來常常是打仗在前。補給在後，喫盡了苦頭。加之官兵大都是河南、山東一帶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半年多的時間裏就死傷幾千人。隨着時間的推移，部隊官兵對蔣介石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九一八事變”後，在全國人民抗日怒潮的影響下，二十六路軍部分愛國將領聯名通電蔣介石，要求北上抗日，蔣斷然拒絕，更使官兵中仇蔣情緒愈益加深。在這種情況下，地下黨特別支部(黨員劉振亞、袁血卒、王幼平等)抓住時機，因勢利導，促成了這次由趙博生、董振堂與季振同一起領導的起義。

　　“通過幾天的接觸，我們感到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這支部隊不是經過長期醞釀，自下而上、上下一致自覺起義，而是由上級將領策劃，以兵變形式起義。大部分官兵在開往蘇區的路上還不知去幹什麼。直到趙博生、董振堂等人扯下胸章、帽徽，宣佈起義，他們才恍然大悟。所以，官兵中的思想問題不少。”講到最後，劉伯堅一句話概括：“情況複雜，困難重重，當然，也大有可爲。”

　　對做過北伐軍部隊黨代表的蕭勁光來說，許多問題是意料中的。聽完劉伯堅的介紹，他堅定地說：“那就讓我們一起面對困難，展開工作吧!”

　　

　　腳踏實地的思想政治工作

　　

　　不出他們所料，整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部隊思想不穩、人心惶惶。由於國民黨長期的欺騙宣傳，大部分起義官兵不瞭解紅軍是什麼部隊，不清楚蘇區是怎麼一回事，因而不明白爲什麼要起義，起義以後幹什麼。有的人甚至按照國民黨的宣傳，認爲紅軍是“土匪”，與政府對立，擔心當紅軍回不了家，株連父母、妻子遭殃。軍官中則流傳着一種說法，紅軍要兵不要官。起義部隊要按照紅軍的制度改造，軍官要統統降職降級。他們看不起派進去的幹部，對政治工作牴觸情緒很大。有一部分進步官兵贊成起義，願意當紅軍，但對紅軍到底是怎樣一支部隊、起義的意義，也說不清。董振堂、季振同等起義的領導者，雖歡迎蕭勁光、劉伯堅等人到來，希望能夠儘快完成整編，穩定部隊，但由於對紅軍的制度、傳統缺乏瞭解，做事也有些謹小慎微、縮手縮腳。針對這種情況，蕭勁光一到，就與劉伯堅分頭到紅五軍團三個軍的駐地九堡、沿壩、石城看望部隊，與各軍、師的團以上幹部談了話，做了調查研究。爲了體現政策，根據董振堂要求，蕭勁光與趙博生(趙博生在起義前已是共產黨員)一起介紹董振堂加入共產黨。在軍團主要領導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專門拿出兩天的時間集中學習古田會議決議，突擊擬定改編方案。很快，部隊改編整頓工作全面展開。

　　首先是政治建軍。從紅軍部隊和紅校中抽調了200多名政工幹部，編配到紅五軍團，擔任師團等各級政治委員和基層部隊的政治指導員。同時建立各級政治工作制度，使部隊政工領導幹部有職有權。接着，發展部分思想進步、政治立場堅定、在起義中表現突出的官兵入黨。通過這一系列措施，壯大部隊的骨幹力量，形成自上而下的政治工作網。董振堂入黨後，季振同很快也提出了入黨要求。季時年30歲，是河北滄州人。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從小過着大少爺的生活。曾任馮玉祥手槍旅旅長，長期有一個警衛班專爲他服務。所在部隊改編爲第二十六路軍到江西后，季振同是其中最具實力的七十四旅旅長。由於他的支持參加，如此大規模的起義才能夠順利實現，他是有大功的。但他距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標準，顯然有距離。蕭勁光將此事報告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中革軍委經過慎重研究，作爲特例，由周恩來和朱德批准他人了黨。

　　組織健全、部隊思想穩定下來後，蕭勁光親自坐鎮舉辦政治訓練班，對團以上軍官進行紅軍宗旨、使命和共產主義理論培訓。這一來，蕭勁光在蘇聯學過的東西有了用武之地。他以兩次留學蘇聯的見聞爲例，把抽象的理論課講得繪聲繪色。軍官們都爲他的課所感染，佩服他博學多識。一次課後，季振同坦誠地對蕭勁光講：“過去，我就佩服毛澤東和劉伯堅，現在我也佩服你。共產黨裏有能人，我聽你的!”與此同時，在部隊進行普遍的思想教育，向基層官兵講紅軍部隊的性質，講軍民、官兵關係，講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宣傳廢除官長打罵士兵、喝兵血等封建軍閥制度，使大家瞭解紅軍，熱愛紅軍。

　　爲了擴大教育效果，軍團政治部還有計劃、有針對性地組織部隊輪流到中央根據地黨政機關、紅軍學校參觀學習，讓大家親眼看一看紅軍官兵的工作、學習、生活。中央臨時政府、中革軍委對紅五軍團的這些做法大爲讚賞，主動積極配合。參觀期間，中央政府領導人毛澤東、朱德、項英等親自出面接待，給紅五軍團官兵講道理。蘇區召開各種代表會議，都儘可能邀請紅五軍團官兵參加，請季振同或其他領導同志講話。地方黨組織也發動羣衆帶着豬肉、雞蛋、蔬菜到部隊慰問，歡迎紅五軍團。這一系列活動使官兵們真切體會到紅軍與國民黨部隊本質上的不同，感到當紅軍有奔頭。

　　起義部隊官兵大部分是北方人，到江西后生活不習慣，得病的很多。部隊除了在薪餉上給予適當照顧外，蕭勁光還徵得軍委的同意，從紅軍中抽調了一部分有經驗的老司務長、老炊事員充實到紅五軍團，幫助部隊調劑生活。傷病員，則根據輕重緩急安排到紅軍醫院或老百姓家裏救治、調養：生活上細緻入微的體貼照顧，使官兵們親身感受到了黨的溫暖和人民羣衆的關懷。部隊思想日趨穩定，精神面貌一天天發生變化。

　　在整編過程中，蕭勁光不僅注意政策，講究方式方法，而且充分尊重和信任部隊原有的領導，維護他們在部隊的威信，真誠地與他們交朋友。很快，蕭勁光就與他們，特別是總指揮季振同，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和搭檔。當時，中央根據地部隊中還盛傳着蕭勁光與季振同同臺演出的佳話。

　　爲了幫助官兵們具體瞭解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蕭勁光在軍團機關講了一堂“關於帝國主義學說”的課。由於依據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少官兵對講課內容不理解。有的戰士提出：“整天講打倒帝國主義，到底什麼是帝國主義?”針對這種情況，蕭勁光請劉伯堅組織創作了一個活報劇，蕭勁光親自參加了演出。

　　活報劇有三個主要人物，蕭勁光演一個帝國主義分子，季振同演一個軍閥。排練過程中，毛澤東聽說了，極力爲蕭勁光的做法叫好，並主動提出要自己的夫人賀子珍參加演出，飾演一個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政委、總指揮、主席夫人同臺演出，你唱我和，化裝惟妙惟肖，官兵掌聲不斷，演出氣氛十分熱烈。演出後好長一段時間，蕭勁光和季振同私下常以“帝國主義”、“軍閥”互相戲稱，彼此關係非常密切，工作上也更加協調，配合得力。

　　在整編過程中，不少軍官收到了國民黨部隊的策反信，有的同鄉、親屬還化裝混進部隊，做策反工作。不少人不爲名利誘惑所動，主動上交了策反信，檢舉了策反的人。爲了反擊國民黨部隊的策反，有個師還組織印發了《答覆孫連仲高樹勳並告全國工農兵書》：

　　我們有眼看見有耳聽見有腦子可以明白，紅軍是工農的武裝力量，紅軍中官兵一律平等，與軍閥軍隊專替某一人打仗還要受很厲害的壓迫完全不同……我們看見貧苦工農都真正得到了解放，工人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農民分了田，都有衣穿、有飯喫，與充滿了饑荒災禍的國民黨統治下的白色區域完全不同；我們又看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各地的蘇維埃負責人員都爲工農辦事，都很勤苦努力，真正能代表勞苦羣衆的利益，與南京國民黨政府及縣政府的主席、委員都是軍閥官僚政客，只知剝削壓迫人民，不替人民做一點好事完全不同；所有這一切不同的情形，使我們感到當兵多年，到如今才真正找到出路……

　　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不僅部隊思想逐步穩定，精神面貌有了明顯變化，官兵言談舉止也大不相同。到紅五軍團幫助、指導改編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聶榮臻高興地說：紅五軍團開始“紅”了。

　　這支部隊在以後的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中，在萬里長征路上，拔城克險，屢建奇功。趙博生、董振堂等一大批英雄官兵、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爲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姬鵬飛、李達、黃鎮、王幼平、袁血卒、蘇進、孫毅等，久經戰火的鍛鍊考驗，成長爲新中國的開國功臣，爲中華民族歷史寫下了不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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