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到刘半农，现在许多人可能不认识，但只要提到他的同事是陈独秀，两人一起编辑过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刊物《新青年》，就会明白刘半农在民国肯定是个猛人。

今天篇幅有限，不想追诉先生生平，想重点谈谈他对在中国境内生活的外国人的看法。

刘半农1925年从巴黎大学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所以他的朋友都是一些大学者。

1928年9月底的一天，周作人（鲁迅亲兄弟）请刘半农一起吃饭，还特邀了一些朋友，大家几杯酒下肚，就谈起了中国人说外国话的问题。

借着酒力，刘半农说：“三年前，我在巴黎时向某先生说，我回国后一定不说外国话，且将榜于门曰：不说中国话者不入吾门。若有外国人来看我，能说中国话的就说，不能说的自己带翻译来。当时某先生听了，一笑了之，我也想把这个主张提倡一下，不料一说出口，碰了一鼻子灰。”

刘半农之所以痛恨外国话，是有原因的。

刘半农在巴黎留学期间，在异国他乡吃了很多苦，侄子、侄女又死在了外国人办的医院里。一百年来，中国人又总是受外国人欺负，爱屋及乌，刘半农对外国话非常反感。

这时候也有人附和他，说道：“不差，这一层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在外国时，自然应当说所在国的话。现在到了本国，每逢一个外国人要见仍旧要说外国话，似乎我们做中国人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必有说外国话的义务。”

二、

见到有朋友也与自己观点不谋而合，刘半农话匣子收不住了，继续道：”本来我们到外国去，一上岸就该说外国话。要是现在也采用这方法对付外国人，恐怕他们太不便利了。最好定出一个期限：凡是来中国的外国人，不满一年的，我们可以同他说外国话，满一年以上者，就非说中国话不可。”

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替中国未来操心的大学者，平时喜欢在一起探讨的中国的未来，对于给予外国人的特权待遇本来就多有不满，但对于外国人说中国话的期限的问题，看法却无法一致。

其中有位学者说道：“一年期限可怕太短了一点，因为外国人学中国话，的确比中国人学外国话要难一些，一年中所能学的，恐怕只能是一些普通的应酬话，若要说学术上的话，至少也该有两三年以上的功夫。”

刘半农表示理解，他又阐述自己变通的观点：“这也是事实，但尽有办法可以补救，便是定普通应酬话的期限为一年，学术话的期限为三年。或者是一年以后，三年未满，遇到讨论学术问题时，仍许外国人说外国话，中国人就用中国话回答。要知道中国话是否难学是一个问题，愿不愿意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仍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有许多留学生所娶的洋婆子，同他老公在一张床上爬上爬下睡了几十年，直到儿女满堂，寿终正寝，还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这难道是学不会？只是不肯学而已。他们之所以不肯学，不是善意的，是恶意的，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因而看不起中国话，他们把中国人看成所谓‘土人’，所以中国话也不免是一种土人话。土人话不值得学，所以头白老死也不愿意学。这种态度最是令人气愤，我们非联合起来惩治一下他们不可。”

看得出来刘半农对于中国人见到外国人就主动说外国话的行为非常不耻，这就像一个善承意旨的仆人，见主子刚去摸烟，他已嗤地一声将取灯儿擦好了，送到主子嘴边来了。

说直白点，中国人说外国话，就是一种卑躬屈膝谄媚讨好的嘴脸，腰弯久了站不直的感觉。

三、

这次喝酒小聚也没能探讨出具体可行办法，但这个让外国人尊重中国说中国话的念头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

10月7日，刘半农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豆腐块文章，《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你说英语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或者说英文是世界上通用的语言，我就要老老实实地向你说：‘你能骗人，不能骗我’。不信你到英美以外的各国都会里去调查调查，究竟懂英语英文的，一百个人里有几个，一千人中能有几人？

刘半农是民国时期的大学问家，他见不得中国人将外国人当祖宗一样供着，提出凡是来中国的外国人一年以上必须说中国话的观点，确实是一片拳拳爱国之心。

刘半农死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写道：“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生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从刘半农生前对于英语的态度，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初衷是国人应该花时间精力学的是自己本国的文化，对于外国人不应该产生民族自卑心理，我们五千年泱泱大国的子民即使遭遇暂时艰难的时刻，人格上也不应该奴颜婢膝。

这让朱墨联想到中国的某大学为了照顾留学生，特意安排三位异性陪读，不知道在陪读期间这些女学生与外国留学生是用中文交流还是英文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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