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注《左传》有“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之言。有趣的是，历史上关于这三位女性的亡国故事都提到了她们的“笑《吕氏春秋》载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帝王世纪》说“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列女传》载“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何以此三人之笑竟成了亡国之笑？这三个故事为何如此相似？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后人的虚构？本文试梳理“亡国三笑(为方便起见，这里将褒姒笑烽火妹喜笑裂缯、妲己笑刑统称为“亡国三笑”)文本的形成过程，并探讨“三笑”故事形成的原因。

关于褒姒的记载较早，《诗经小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诗作于周幽王时，诗人感到天下大乱，镐京亦亡在旦夕”，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预见了褒姒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国语》中将妹喜、妲己、褒姒并列言之：

史苏曰：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宽，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坦已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中人、部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国语·晋语一》

此段论述的焦点在于戎狄之患，史苏排比三代女戎亡国之事，是为增强其说理的说服力与可靠性，其事未必全部真实。这两段文字虽写到了褒姒，但未提到“笑”，那么，褒姒之笑出现在何时？试看《吕氏春秋》的记载：

戎寇当至，凼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而笑，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凼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凼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

《吕氏春秋》首次提到了褒姒之笑，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记载的是戎寇来时幽王击鼓，褒姒见诸侯之兵来而笑，笑的是真寇，幽王为讨褒姒欢心，才屡次无寇而击鼓。细研此段可以发现，作者并未将褒姒之笑与亡国直接联系起来，而是将主要罪责推于周幽王。此后，《史记》将此事情节夸张化，褒姒之笑才真正演变为亡国之笑。《史记周本纪》载：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司马迁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想尽“万方”，仍然“不笑”塞宴几笔，把褒姒乖张误国的形象勾勒得十分生动。自此，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而亡国的故事才开始广为流传。(我们虽不能确定褒姒之笑是始于《史记》，还是司马迁另有所本，但从保存的文献来看，这个故事是从《史记》以后才开始频繁地被引用)

自《史记》载褒姒笑烽火之说以来，后代诸书所记皆本自《史记》。如西汉末年刘向《列女传》：“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万端，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

总之，褒姒之笑的文本最早出现于《吕氏春秋》，是时为“笑击鼓戏诸侯”。司马迁可能觉得击鼓不足以招来诸侯之兵，遂改为“笑烽火戏诸侯”，此说更有戏剧性，烽火戏诸侯的故事遂由此定型。从这个赦事的文本形成过程来看，故事情节无异议，形成过程较为简明。比较而言，妲己与妹喜之笑则完善较晚，且文本不统一，分歧较多。

《尚书·牧誓》言“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但并未指明妲已之名。《国语·晋语》载史苏曰：“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姐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国语·晋语一》)，但也并未言笑。其实，妲已笑炮烙之刑的故事本自刘向《列女传》，而《列女传》又根据《史记》引申。《史记·殷本纪》载：

(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已之言是从……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文中并未提“笑”，其记载炮烙之刑乃纣所设，并未与妲己扯上直接关系。而《列女传》则在《殷本纪》的基础上增加了“笑”的内容，其中“好酒淫乐，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已之所憎，诛之”，与《殷本纪》所记“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如出一辙，本自《史记》无疑。在此基础上，刘向又将炮烙之刑与妲己之“笑”联系起来，首次写到了妲己笑炮烙之刑：“百姓怨望，诸侯有畔半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

后代称妲己笑炮烙之刑者皆引自《列女传》。如唐孔颖达《尚书注疏》卷十引《列女传》：“纣乃重刑辟，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

由此观之，妲己笑炮烙之刑起源于《史记·殷本纪》，定型于西汉晚年刘向《列女传》。其形成与完善较褒姒笑烽火的文本稍晚。

妺喜笑缯的故事流传并不广泛，不像前两个故事为人熟知，且历来分歧较多：一说妺喜笑饮酒溺死者；一说妹喜好闻裂缯之声，未提笑；一说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一说并非妹喜笑裂缯，而是褒姒笑裂缯。下面分别梳理这几种说法的形成过程。

一说妹喜笑酒。

妺喜笑酒首见于《列女传》。《列女传》之前，虽有提及妹喜，却不言笑。《荀子·解蔽》曰：“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藏于妹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荀子认为，夏桀、殷纣分别为妹喜和妲已所蔽”，她们要为夏、商之亡负责任。《国语·晋语》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指出妹喜与亡国的关系，并未言笑。西汉早期《韩诗外传》卷二载：“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其卷四又载：“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他们都记载夏桀为“酒池”，但未提妹喜。《准南子·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疲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酒池”又为纣所设，与妹喜更没有关系。

《史记·外戚世家》序云：“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此段虽明言妹喜、妲己和褒姒三位女性与夏、商和西周的灭亡有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指明其间的具体的、必然的联系。而司马迁在《夏本纪》中甚至没有提及妹喜，只说夏桀不务德，司马迁一向好书奇谈异闻，何以不书妹喜之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司马迁作《史记》时并无妹喜之笑的说法；或者有，但司马迁以为不可信。既然《列女传》之前均不见有妹喜之笑的说法，刘向是如何杜撰出笑酒的呢？《列女传》云：“(桀)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比较前文所提到的文献，不难发现，此段记载糅合了《殷本纪》和《韩诗外传》中对妲己的记载，《韩诗外传》有“牛饮者三千”之说，《殷本纪》说纣与姐已“好酒淫乐”，“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列女传》写妲己时唯恐读者不能感受到妲己的祸国之罪，添上“妲己好之”四字，而写到时，或许由于缺乏材料，刘向不过将各书所记糅合发挥，导致故事的主人公也出现不同的说法。后代说妹喜笑酒的极少，只见于明代夏良胜撰《中庸衍义》，其曰：“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妹喜笑，以为乐。”明显是袭自《列女传》。

一说妹喜笑裂缯之声。

《帝王世纪》并未言笑，只说妹喜好裂缯之声：

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能搏虎，多求美女以充后宫。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始以瓦为屋，以望云雨。大进侏儒倡优，为烂熳之乐，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妺喜于膝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

再看《列女传》中的记载：

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

对比可以发现，《帝王世纪》的记载与《列女传》基本一致，只是把笑酒改成了妹喜好裂缯之声。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笔，虽未言明“笑”，效果不如“笑缯”强烈，但作者已经意识到“缯”与亡国的联系。(后文将具体论述)妹喜好裂缯之声见于后代诸书者，如《白孔六帖》卷三十五、《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皆只言“好”，不言笑其他如《资治通鉴外纪》卷三、《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九、《中庸衍义》卷七、《庾开府集笺注》卷六、《陈检讨四六》卷十七等虽言好裂缯者为褒姒，但仅改姓名，亦未言笑。

那么，妹喜笑裂缯究竟从何而来？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引《帝王世纪》：“《帝王世纪》曰：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明言“笑”者只见这一处。而《太平御览》第八十二卷又引《帝王世纪》妹喜一事，所录与今本《帝王世纪》同，只言“好”不言“笑”，且后代均无言妹喜笑裂缯者，可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所引并非原文。《太平御览》系类书，作品择录他书，以类相从，所择书不同，所录亦不同，或择原书，或择转引，故有此异。大约有人误读《帝王世纪》，以“好之”推“笑之”，加之《列女传》有笑酒之事，便移花接木，以讹传讹。至于误读者为谁，所出何书，已无从稽考，对于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亦不重要，因为自《帝王世纪》改“笑酒”为“好缯”，就已经完成了最为重要的改写，将“缯”与亡国直接联系起来了。

一说褒姒笑缯。前文讨论的笑裂缯之声的主人公都是妹喜，而历来又有褒姒笑缯的说法。说褒姒笑裂缯者，多言引自《史记》。而稽考《史记》却并无此类记载，可知褒姒笑缯之说，乃是一本误读的糊涂账。

“亡国三笑”之中，笑缯之事出现时间最晚，以魏晋时期《帝王世纪》为代表，且讹误多，并无统一的说法，其附会的成分最大。对比“亡国三笑”的形成过程，可以明确，褒姒笑烽火之事出现较早，在秦时就有稳定的版本；妲己笑刑的故事定型于西汉末年《列女传》，而其中原委又以《史记》为蓝本。总之，“亡国三笑”的主人公所处年代越早，文本定型、完善的时间越晚，人为杜撰的痕迹越明显。

那么，杜撰者为何在美女亡国的故事中独添“笑”这一笔？

其一，受褒姒之笑故事的影响。褒姒为西周末年人，其事最近，必然流传最多，而妲己、妺喜所处时代较远，其事遥不可考。历来追述三代亡国，皆以此三人并举，因她们的人生经历有很多相似的成分，且都对国家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后人在记载时，对于已不可考的事迹容易撰写成相似的模式，产生张冠李戴的现象。

其二，笑这一行为一方面符合女性的特征和恋爱中两情相悦的情形，易于使人接受；另一方面，当它与所笑之事结合在一起，又呈现出强烈的讽刺效果。“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君王对女子的宠爱自然地表现在希望博得佳人开怀一笑，这是人之本性，无论乎帝王与庶民。但是，在国家大事面前，女子之笑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君王为了如此小的目的(美人笑)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这种对比无疑会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编辑者也可谓用心良苦。

其三，杜撰者意图通过编造和改善“亡国三笑”所笑的对象来表达他们对国家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甚至个人的政治目的。温柔敦厚、遗世独立的笑不会亡国，既要编造出“笑”这动人的情节，又要将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只好在笑的对象上做文章请看这三笑之事：烽火戏诸侯、炮烙之刑、裂缯之声。这三样事看似平常，实则大有文章，从本质上说，它们不正是战争、刑法与农业手工业吗？换言之，笑”所笑，皆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之事。笔者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编辑者们有目的的虚构：如果说将亡国之罪系于女宠一笑是为了将亡国责任推卸到女人身上，那么对所笑对象的虚构则又从本质上否定了女祸论，从而晦涩地传递出他们对亡国原因的探索—对战争的轻视、对刑法的滥用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漠视。这种探索不仅仅是对三代亡国的反思，也是对当下政治的思考。司马迁批评周幽王为博女宠一笑而乱燃烽火，实则是对汉代长时间内外战争的批判，同时也是为了警告汉武帝小心黩武亡国。后来，刘向《列女传》中采用了《史记》中的说法，并用“笑”对与妲已的事迹添油加醋，这也必然与刘向的政治目的有关。刘向之世当西汉成帝之时，此时汉元帝之后王政君专权，王氏一门五侯，执掌国家大政，成帝大权旁落，又荒淫无能，宠信赵合德、赵飞燕姐妹，国家动荡，刘向作《列女传》意在以古代贤妃德后为榜样，为当时女主王政君树楷模，以女宠亡国而告诫成帝以史为鉴，远离女色。

通过梳理“亡国三笑”文本的形成及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相似的文本并非史实的巧合，而是出于有目的的加工。虽然它们被女祸论的外壳所包裹，但当我们剖开这层外壳去研究“三笑”的本质，会发现其内核还是包含了许多理性的成分。总之，“亡国三笑”文本从无到有、不断充实、最终定型的过程曲折地反映了古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国家兴亡的思考，值得我们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