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封面獨家專訪改革開放頂層設計親歷者、參與者徐景安（下）

推動股份制，引進社保制度

獨家專訪改革開放頂層設計親歷者、參與者徐景安（下）

封面新聞記者 薛維瑞 王國平 攝影 劉牧雨

1987年

力推股份制改革與股票市場的發展

1986年9月，在一篇《股份制：我國經濟改革的新探索》的文章裏，徐景安提出：“我國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帶動全局的鏈條，這根鏈條也許就是股份制。”

當時，企業改革的論爭鼎沸，贊同股份制的並不多。保守者認爲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激進派則認爲股份制“換湯不換藥”。

徐景安深諳改革痛點，“所謂‘徹底、過癮、痛快’的改革是等不來的，改總比不改強啊！”

1987年，徐景安以中國體改所副所長的身份，去河北的滄州、浙江的湖州和溫州推動試點，將滄州輕化局改爲資產經營公司，後來上市；湖州兩個鄉的企業管理局改爲資產經營公司。

這樣跑了一年後，正值深圳缺體改委主任，時任市委書記李灝發出邀請，1987年底，徐景安毫不猶豫離京南下。

徐景安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到深圳開始一步步推行。“深圳與內地不同，適應投資主體多樣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業企業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

在徐景安的主持下，企業處張雲東起草了《深圳特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由市政府通過頒發。據此，先後將17家國有企業改造爲股份公司，除原深發展外，將萬科、金田、安達、原野等4家改組爲上市公司，史稱“深市老五股”。

“1990年，當時5只股票，3個證券營業點。股票轉讓，到營業點排隊。人頭攢動，股價飆升。”徐景安回憶。

深圳證券交易所在1990年成立，徐景安任副理事長。此後，交易所卻幾度瀕臨關停。直到1992年，鄧小平來到深圳，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實踐證明，試點是有意義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勢。”

1989年

引進社會保險制度，之後被推向全國

1987年，徐景安考察新加坡，發現用人單位與員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納、建立公積金，用於養老、住房。徐景安深受啓發。

1989年，由體改委牽頭，勞動、衛生、計劃、財政、市總工會、市人民保險公司參加組成深圳市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工作小組。

“我故意不稱領導小組，而稱工作小組不用向市領導請示，幹起來再說。我自封爲組長，提出一個思路，參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經驗，按工資一定比例提取，建立個人賬戶與共濟賬戶，當個人賬戶不足支取時，由共濟賬戶補充，以彌補個人工資少或發生大病時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陷。”

1992年，歷時三年《深圳市社會保險制度綜合改革方案》完成，深圳市常委會先後討論7次，最終通過頒佈實行。

徐景安介紹說，這是我國最早制定的社會保險制度綜合改革方案，由職工與用人單位按職工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會保險金，分立個人專戶與共濟基金，用於養老、醫療及住房。

後來，這項改革推向全國。

口述史

徐景安建言新時代的中國發展

改革的市場取向是如何確立的？

徐景安：

從1980年開始，到1985年左右，我先後參與了八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年度規劃、彙報提綱、初步意見的起草工作。計劃和市場的關係究竟以誰爲主，或者說是落在商品經濟上，還是落在計劃經濟上？一直存在很大爭論。

1979年的《總體設想》說：“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1980年《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提法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佔優勢、多種經濟成並存的商品經濟”。

1982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改爲：“生產資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1983年《關於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的提法是：“以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1985年《關於體制改革總體規劃研究的彙報提綱》才確定爲：“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這些提法變化的背後反映了一個實質問題，由國家爲主組織經濟活動的體制要不要改？簡單來說，生產經營活動是由國家管，還是企業管？今天看，這算什麼問題。當時卻是一個大問題。

提計劃經濟，還是商品經濟，成爲一個焦點。1982年底黨的十二大報告確定“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而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爲“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等到1987年7月4日，鄧小平有一個《我國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的談話，這爲黨的十三大召開確定了政治方向。隨後，在當年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中國改革的市場取向得以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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