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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诗不同，唐诗多是以自然意象来寄寓诗人情感，造出一个浑融完整的审美境界，如宋代诗论家严羽所说的那样：“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沧浪诗话·诗辨》）在唐诗之中，诗人很少一味地自省主体的心态，而是将情感外射到物象之中。即便是十分渊静的诗境，诗人也将自己的情怀贯注到物象中去；而宋诗则更多地剥落了客观物象，更多地省思主体的心灵天地。

严羽

所谓“宋诗以意胜”，是说主体之“意”，显示得更加豁露了。“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清吴之振语）是说在宋诗里，主体之“意”，往往脱落了客体之“境”。宋人并非不写景，相反，写景之作相当多，但在写景之中，诗人往往力图表达某种思致，“宋人好言理”，信非虚语，但宋人的“言理”，倒不一定以“议论化”的形态出现，而往往是在写景抒情中表达某种对人生的思考与理解。大量的“理趣诗”显示了这一特点。

吴之振

“意”的精警透辟，是宋诗的一个突出特征，要讲“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审美境界，讲情景交融的风神兴象，宋诗确乎不如唐诗；若论对人生意义的领悟，对哲理世界的体认，恐怕唐诗要输宋诗一筹。宋诗之佳处，不在于步趋唐诗，貌袭唐诗，不在于半含半露，摇曳生姿的兴象，而在于立意的深隽、警醒，在很多诗中，我们都不难看出诗人卓越的见识与深邃的思致！

同样是讽刺唐玄宗以荔枝邀杨贵妃的欢心，晚唐诗人杜牧有《过华清宫》其一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措词十分委婉，讽意深蕴其中，再看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同类题材上，写下了有名的《荔枝叹》，立意要显豁、警拔得多。“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万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议论含蓄蕴藉，委婉不露，要推杜牧，可是谁能说苏诗写得不好呢？诗人饱满的激情，深刻的识见，犀利的思想锋芒不也创造了诗的“极品”吗？

杜牧

宋人不以含蓄蕴藉为审美旨归，而以识度超卓、不同俗见，透辟直捷而呈现出力度美，要想欣赏那种“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朦胧诗境，最好到唐诗中找，要得到一种心灵的叩击、智慧的启迪、精神的升华，好漫步于宋诗之林。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作尘。”（《北陂杏花》）借杏花的意象，王安石写出了那种不为任何摧折所动的坚定信念。“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画眉鸟》）欧阳修这里写出了自由的可贵。“寺里山因花知名，繁英不见草纵横。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题花山寺壁》）

王安石

培育鲜花，剪除恶草，苏舜钦诗中之意何等鲜明。这些诗作，都美在立意之警策，熔铸之凝炼，使人一读之下，难以忘怀，甚至使人的心弦得到强劲的震颤。人们常常指责宋诗好言理，“尚理而病于意兴。”（《沧浪诗话·诗评》）但是，宋人高致，则在于立意之精警透辟，道出事物的“内在真实”。清代著名诗论家叶夑指出：“至于宋人之心于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非故好为穿凿了，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原诗·内篇》）“穿之凿之”而出的，便是诗人之意。宋诗以立意警策、深辟为佳，而不欲使之包藏在意象朦胧之中，这是一种超越审美外观的内在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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