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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宋詩不同，唐詩多是以自然意象來寄寓詩人情感，造出一個渾融完整的審美境界，如宋代詩論家嚴羽所說的那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滄浪詩話·詩辨》）在唐詩之中，詩人很少一味地自省主體的心態，而是將情感外射到物象之中。即便是十分淵靜的詩境，詩人也將自己的情懷貫注到物象中去；而宋詩則更多地剝落了客觀物象，更多地省思主體的心靈天地。

嚴羽

所謂“宋詩以意勝”，是說主體之“意”，顯示得更加豁露了。“皮毛落盡，精神獨存。”（清吳之振語）是說在宋詩裏，主體之“意”，往往脫落了客體之“境”。宋人並非不寫景，相反，寫景之作相當多，但在寫景之中，詩人往往力圖表達某種思致，“宋人好言理”，信非虛語，但宋人的“言理”，倒不一定以“議論化”的形態出現，而往往是在寫景抒情中表達某種對人生的思考與理解。大量的“理趣詩”顯示了這一特點。

吳之振

“意”的精警透闢，是宋詩的一個突出特徵，要講“透徹玲瓏，不可湊泊”的審美境界，講情景交融的風神興象，宋詩確乎不如唐詩；若論對人生意義的領悟，對哲理世界的體認，恐怕唐詩要輸宋詩一籌。宋詩之佳處，不在於步趨唐詩，貌襲唐詩，不在於半含半露，搖曳生姿的興象，而在於立意的深雋、警醒，在很多詩中，我們都不難看出詩人卓越的見識與深邃的思致！

同樣是諷刺唐玄宗以荔枝邀楊貴妃的歡心，晚唐詩人杜牧有《過華清宮》其一雲：“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措詞十分委婉，諷意深蘊其中，再看宋代大詩人蘇軾，在同類題材上，寫下了有名的《荔枝嘆》，立意要顯豁、警拔得多。“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萬物爲瘡痏，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爲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議論含蓄蘊藉，委婉不露，要推杜牧，可是誰能說蘇詩寫得不好呢？詩人飽滿的激情，深刻的識見，犀利的思想鋒芒不也創造了詩的“極品”嗎？

杜牧

宋人不以含蓄蘊藉爲審美旨歸，而以識度超卓、不同俗見，透闢直捷而呈現出力度美，要想欣賞那種“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的朦朧詩境，最好到唐詩中找，要得到一種心靈的叩擊、智慧的啓迪、精神的昇華，好漫步於宋詩之林。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佔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作塵。”（《北陂杏花》）借杏花的意象，王安石寫出了那種不爲任何摧折所動的堅定信念。“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畫眉鳥》）歐陽修這裏寫出了自由的可貴。“寺裏山因花知名，繁英不見草縱橫。栽培剪伐須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題花山寺壁》）

王安石

培育鮮花，剪除惡草，蘇舜欽詩中之意何等鮮明。這些詩作，都美在立意之警策，熔鑄之凝鍊，使人一讀之下，難以忘懷，甚至使人的心絃得到強勁的震顫。人們常常指責宋詩好言理，“尚理而病於意興。”（《滄浪詩話·詩評》）但是，宋人高致，則在於立意之精警透闢，道出事物的“內在真實”。清代著名詩論家葉夑指出：“至於宋人之心於日益以啓，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了，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原詩·內篇》）“穿之鑿之”而出的，便是詩人之意。宋詩以立意警策、深闢爲佳，而不欲使之包藏在意象朦朧之中，這是一種超越審美外觀的內在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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